《Nature》被误解了百年的睾酮

　　

生物通报道，来自瑞士苏黎世大学社会与神精系统学实验室，英国伦敦大学，德国Freiburg大学生物与个性心理学实验室的科学家最近在《Nature》杂志上发表关于睾丸激素研究的最新进展文章Prejudice and truth about the effect of testosterone on human bargaining behaviour。

 

睾丸激素（又称睾酮、睾丸酮或睾甾酮）是一种类固醇荷尔蒙，由男性的睾丸或女性的卵巢分泌，肾上腺亦分泌少量睾酮。它是主要的男性性激素及同化激素。有研究认为攻击性行为和对攻击行为的自我评分与内源性睾酮水平非常相关，睾酮治疗比安慰剂产生更强的攻击性。

 

睾酮被认为具有诱导攻击性行为的认知不仅被认为使用于动物，同样被认为适用于人类。于是，有些斗殴行为等攻击性行为都被认为是睾酮刺激所为。

 

然而，一项新的研究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

 

科学家们以格博弈为评判模型，分两组，一组实验对象接受睾酮注射，另一组实验对象接受安慰剂。有趣的是，接受睾酮注射的志愿者表现出，更加公平、冲突意识降低、社会互动性更强的趋势。而当科学家们告知志愿者他们全部都接受了睾酮时，无论是真的接受组还是安慰剂组他们反而表现得冲突意识增强，公平意识减弱。

 

研究者认为，这种睾酮会增强攻击性的论点其实在生物学意义上是不存在的，反而，这种认知会给志愿者带来心理暗示，增强他们的攻击性。

（生物通 小茜）

生物通推荐原文检索

Prejudice and truth about the effect of testosterone on human bargaining behaviour

Nature 463, 356-359 (21 January 2010) | doi:10.1038/nature08711; Received 15 September 2009; Accepted 30 November 2009; Published online 8 Decem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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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去年美国的大选之夜，败选方的男性睾酮水平急剧下降。

 

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宣布之后，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神经学家发现，虽然投给获胜方奥巴马的男性选民睾酮水平保持稳定，但是那些投给了败选方麦凯恩或者罗伯特.巴尔的男性选民的激素水平却快速下降。在问卷中，投给麦凯恩和罗伯特.巴尔的选民比投给奥巴马的选民感觉更加克制和顺从，也更加不满和不愉快。

 

研究人员通过北卡罗来纳州和密歇根州163名男性大学生志愿者的唾液监测他们的睾酮水平，发给他们无糖口香糖让他们咀嚼，在大选结果公布之前和之后，分别吐出。在夜间，男性的睾酮激素水平通常会略有下降，因为身体在睡觉时并不需要这些激素。但在大选之夜，两方支持者的反应却大相径庭：支持奥巴马的选民激素水平没有下降，而麦凯恩和巴尔的支持者激素水平下降超过了平时。

 

在106名女性志愿者方面，却看不到明显变化。女性也有睾酮，但是却比男性要少得多，所以在大胜或者大败之后，她们的睾酮并不会出现明显变化。

 

过去的研究表明，在体育比赛或是其他竞技项目中，个人的输赢会使男性的睾酮水平升高或降低。刊登在10月21号PLoS ONE杂志上的文章揭示政治可以影响男性睾酮。杜克大学认知神经学中心的研究员凯文?拉伯尔说：“他们就像是在争夺统治权的肉搏战之中一样。如果在选举之后9个月，有人以奥巴马为自己孩子的取名，我也毫不惊讶“。

 

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科伦.阿皮切拉并没有参加这项研究，但是她说她和她的同事在小一点的研究范围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结果将会刊登在明年出版的一本书中。 “对于研究政治行为的人来说，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因为通常在这一领域，生物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她还说：“政治学家们开始认识到生物学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这之间的互相推动作用：选举如何影响人们的感情，人们的感情如何影响政治行为。”

 

睾酮与侵略性、冒险精神以及应对威胁相关联。杜克大学认知神经学中心研究员史蒂芬?斯坦顿解释道：“不同的物种中，对于竞争所做出的反应的睾酮的上升或者下降都可以帮助赢家或者是输家。”胜利者获得继续向前的动力，而失败者则被劝告退出，不要继续以免受到可能的伤害。阿皮切拉说，她和她的同事发现，她们发给选民5美元，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全部捐出、或部分捐给政党或自己留着，在2008年大选之后，败选方的选民们捐出的较少，这也反映了他们的睾酮水平下降，“是一种退出的行为”。

 

拉伯尔和他的同事推测，由于统治层在大选之后至少四年的时间内都不会发生变化，那么失利的政党将失去作出政治决断的实际控制力，这所产生的压力很有可能导致男性睾酮继续受到抑制。但是“睾酮每天都在波动，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可能导致其变化，所以很难确切的知道这一影响会持续多久。”拉伯尔说。

 

另外一个等着我们解答的问题是，商业上或国际政治的变化能影响人的生理变化么——比如，战争胜负或是经济繁荣和萧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地方性的竞争中，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比如在市长选举中，或者是在选民们没有那么投入的一年一度的投票中。

 

拉伯尔说：“我们现在想通过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篮球球迷，尝试研究体育比赛中观众的反应。体育比赛跟政治选举不一样，政治会对你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很明显的，体育迷们对于结果投入了更多的个人感情。”

 

位于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的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罗伯特.约瑟夫没有参加这项研究，但是他补充说道，“评估选民们的个人变化，比如对于权力的需要，是非常有益并且将会是富有成效的研究。如果是我，我就会扫描这些志愿者[用核磁共振]。具体来说，在睾酮水平发生变化的时候，哪些大脑区域被激活了？我们能够把成功或失败与特定的神经底物相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