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关注中国医学两个难题

　　

生物通报道，最新出炉的Science杂志发表了两篇社论文章，关注中国医学研究和医学临床方面的两个难题，文章Leprosy's Last Stand—or Early Days of a War of Attrition?评论中国麻风病的现状和对未来的担忧，文章Fear of MRI Scans Trips Up Brain Researchers则点出了中国科研工作者在进行科学研究过程中所遭遇的不理解不合作的问题。

 

麻风病

中国曾认为10年前就已击溃了麻风病，但是这种疾病仍阴魂不散在贵州、四川、云南等三个西南省份农村贫困地区。

 

四年前的世界卫生组织（WHO）论坛上，与会者曾断定“麻风病已经无路可退了”。但这个顽强的敌人并没有选择投降。“麻风病的传播仍然没有完全阻断，” 世界卫生组织“被忽视热带病”项目官员丹尼斯·多默里(Denis Daumerie)表示。“依靠我们现有的工具和知识，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这种疾病，”国家麻风病控制中心（NCLC）主任王宝玺补充道，该中心位于南京市并从属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各国在使试图治愈麻风病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从30年前利福平、氨苯砜、氯法齐明三种药物的鸡尾酒疗法成为标准治疗方案后，全球的麻风病患者人数已经由1985年的520万降至去年的21.3万。麻风病仍困扰着一些国家——比如，2009年的新发病例有超过一半在印度。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只有当全球范围患病率连续十年低于万分之一时，方能认为这种疾病已经被“消除”并不再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

 

中国官员制定了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他们定义的“消除”是在县级层面患病率低于十万分之一。1957年的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总共网罗30万个病例，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一大批被称作“赤脚医生”乡村卫生工作者协助相关的专业人士一道，寻找麻风病人并把他们送往麻风院。麻风病患病率从1966年的每10万人中23.5人患病的峰值降至2009年的万分之0.5，在中国的1464个县中92%实现了“消除”麻风病。——“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中国麻风防治协会会长张国成表示。

 

但这个最终阶段正成为一次“长征”。麻风分枝杆菌的早期感染很难被检测到；病原体缓慢繁殖直至显现症状可能持续二十年的时间。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每年的新发病例保持在1600例左右，主要分布在在贵州、四川、云南等三个西南省份的农村贫困地区。中国其他地方的病例，绝大多数都来自1800万到东部和南部寻找工作的迁徙人群，这些地区工业化相对较高。“流动人口的麻风病检疫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张国成表示。另外让人头疼的是，麻风病在中国的农村仍旧是一种社会耻辱。出于这个原因，王宝玺表示：“许多穷人都拒绝被确诊。”

 

对利福平耐药性可能会引发新的危机。然而鸡尾酒疗法的其他药物只是起到稳定麻风分枝杆菌的作用，利福平却是杀死病菌。利福平耐药菌株上世纪80年代发现的，可在中国现在才得到印证。“我们看到，利福平耐药性的病例正变得越来越多，” 国家麻风病控制中心的资深流行病学专家陈祥生表示。该中心正着手建立一个国家级的监测系统来监测耐药菌株。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弥补那些贫苦的麻风病人的伤痛，他们大部分的成年时光都是在破烂不堪的病房中度过的。去年12月，姜堰麻风病医院对已经使用四十年的设施完成改造，包括安装室内卫生间、太阳能热水器、有线电视等。政府将花费3200万美元翻修麻风院；官员表示，麻风病人去世以后，这些设施将作为艾滋病患者的收容所或者吸毒成瘾者的疗养所。（石磊/《科学》杂志）

 

中国:对核磁共振对健康的担忧阻碍脑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的神经学家臧玉峰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招募儿童志愿者，进行多动综合症的研究。他们计划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探测健康儿童和患病儿童之间大脑活动的差异。为了征集测试者，大学生们在一所小学前发放传单。然而，他们最后只能空手而归：家长担心核磁共振扫描可能会伤害到自己的孩子。对此，臧玉峰表示，“脑功能性磁共振实验实在是太难进行了。”

 

尽管在中国核磁共振已经作为一种诊断工具被广泛接受，但家长们仍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暴露在强磁场中。这方面的忧虑并不是唯一的障碍。“公众对医生的不信任与日俱增，所以 MRI 研究真是越来越难做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放射科医生谢晟表示。她认为原因包括病人的维权意识和媒体对治疗方法的争论。招募健康儿童的艰难已经迫使 MRI 研究真是越来越难做了，不得不通过罹患其它病症的儿童进行研究测试，当然这种方式可能会事与愿违。

 

“经过三十余年的使用，核磁共振被公认较X射线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更为安全的检测方法”，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核磁共振物物理学部主任、物理学家杨一鸿表示。检测的主要危险是针对那些身体里有起搏器或在其他金属物质的人。“到目前为止数百万人已经进行过核磁共振检查，因而现在看来不太可能会有副作用，”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人类脑与认知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莱比锡市）认知神经科主任阿诺·威尔林格（Arno Villringer）表示。

 

 这种解释对中国的病人收效甚微——甚至是一些科学家。“我不敢让我自己的孩子接受核磁共振测试，”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放射科医生 韩鸿宾 表示。“没有人担保绝对没有任何潜在的危险，尤其是在进行非常规磁共振扫描中会迅速提升磁场强度或使用极高场强时，”他说。

 

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些研究人员尝试走某种捷径。比如，谢晟最近向《癫痫研究》（Epilepsy Research）提交了一篇关于6岁以下癫痫患儿的研究报告。不过，上个月这个期刊拒绝发表她的文章，理由是她的对比对象并非完全健康。谢晟也承认：被她列为对比对象的大多数孩子因为其它病症才做核磁共振检查。“招募真正健康的儿童参加核磁共振测试太困难了，”谢晟表示。

 

一些同行对此表示同情，并建议有时候适当地准许规范研究实践的例外情况。臧玉峰认为，在谢晟的例子里，那些没有患有癫痫之类神经系统疾病但是可能患有其它病症的孩子，是可以作为对照组的。但是，北京师范大学磁共振物理学家黄瑞旺却不这么想，他认为不录用谢晟的文章是正确的。

 

在美国招募志愿者进行地要更加顺利。“经过对功能性核磁共振的详细解释，很多家长同意让孩子参加测试，” 俄勒冈卫生科技大学（美国波特兰市）的神经学家达米安·费尔（Damien Fair）表示。即使在中国，一些团体也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功。香港大学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谭力海表示，他从未在科研项目招募志愿者中遇到麻烦，他的团队通过研究已经能够辨别出决定中国儿童阅读和读写障碍的大脑区域。

 

谭力海的成功令臧玉峰感到振奋，臧玉峰相信他的小组一定能够克服困难。他们将在这周结束的农历新年之后继续招募活动——臧玉峰表示这一次将竭力向父母们解释他们的研究目的。 （李娇）

（生物通 整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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