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理性讨论：受过高等教育群体对社会的义务

　　

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有不同意见，很正常。
 
如何讨论、争论，反映了社会的状态。
 
对于我提出派遣中小学校长和老师出国的建议，建议只是一个事情，而如何讨论可以影响更多，讨论的重要性可能不低于建议本身。
 
依据事实、按照逻辑的理性讨论，而不是猜忌动机、将讨论事情变成讨论讨论者。在理性讨论的情况下，无论结果是什么，都是有意义、有益和健康的。谈事情变成针对个人，这种情绪作用，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需要变化的部分。也进一步说明中国需要更加引进和推广professionalism。
 
如果我错了，可能更好：我可以学到更多。
 
建议的起源，我在第一篇文章就写了主要梗概：1999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建议中小学老师出国。2009年，在教育部讨论国际交流时，我向教育部直接提出。2010年成文（交给教育部）。
 
我原文没有仔细解释的是：教育部在国家决定要扩大国际交流的时候，请了一些人参加讨论。2009年我参加的那次好像几乎都是（或者多半是）大学老师。我提出，除了少数专业以外，大学不太需要国家支持派遣老师出国，而提出，既然国家准备扩大国际教育交流，应该考虑支持中小学。所以，这是一个具体技术层面的建议，远不到“治国”的高度。更谈不上和我家庭有何联系。我最初提出此建议的1999年，我没有决定全时回国。如果我提出这样明显没有自身利益关系的建议都可以被误读，其他做事、提议的人，可能更难在中国文化中生存。
 
我是否有资格或者有基础提此种建议？我觉得，1）比我更了解此事合理性的人，可能还不多。在国内参加中小学教育、而且出国深入了解的人，肯定比我了解的多。而其他人，一般国外大学老师、一般国内的人，就不一定。我既然1999年就提议，自然注意了国内外中小学的一些情况。我当然不会依据北京的学校，我了解过江西师范学院毕业生情况、看过县城和乡的中学、村的小学（见过我小时候下放的农村学生正在抱着读的英文读本），知道全国选400位没有问题。国外也不局限于美国学校，我看过法国的中学。当一些国内学校或者家长自认为中国某个中学世界顶尖的时候，我有时会提起法国一个中学的故事，目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中学可以接近这个法国中学的纪录；2）在国内外有中小学教育深入参与的人比我更了解中外差别，可能和我想法相同（附上一个读者留言，他/她目前已经在美国，和我毫无关系，表示支持我的建议也不会给他/她带来好处）。但是，他们可能不容易提这样的议，中国对于一般中小学老师的意见不一定听得见，而且如果他们提出，涉嫌为中小学争取拨款，而我提出就没有这些问题（至少我原来是这么天真的想）。
 
我提议是否超出了我的能力和知识范围？我觉得没有。如果我长篇大论如何进行中小学教育、如果改革中小学教育，那是超出我的能力。但是，有了解基础上的具体建议，就是我范围之内。我提议的只是在中国已经要拨款的情况下，不要多派大学、而改派中小学老师，这样的建议没有超出我的能力和范围。
 
我的提议是否有作用？将起什么作用？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可能教育部原有这种想法，也可能我在09年的发言有点启发。但大概不会是2010年起的作用。在2010年总理座谈会上，我没有提出此事，是当天事后将此文另外给教育部，不存在教育部讨好总理的可能性。教育部如果真要派万名中小学校长出国，那很不同于我的建议。我是要少量、较长时间（两年，怕第一年出国的人太兴奋，不仔细，等到第二年可以更客观仔细，而对第一年的初步印象，进行反复验证和思考）。但是，不同于有些人对政府出台措施充满不信任，我并不认为能够说政府部门是故意有何利益，要让校长旅游。而是和我们不同的考虑，这种考虑，在我来看是错的，大家可以批评、建议和推动以期改变，但即使如此，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猛批其动机。
 
缺席中国社会二十多年，自然给我带来缺陷，包括不能想到其他人认为很容易联想的问题。
 
也正因为这样，我有时可以简单、清晰地想一些事情，而不顾忌其他人可能浮想联翩。
 
中国社会相当普遍蔓延的不信任，还没有感染我，可能部分原因是性格、部分原因是缺席了这二十多年。
 
 
附，一位深入了解国内外中小学教育问题者的意见：
 
[45] 标题：
 
发表评论人：[游客]jiang [2010-3-9 23:17:31] ip:35.11.37.*  
 
反对饶老师的建议的人没有注意到三点：（1）20校长，200教师，是以教师为主，不是教育部官员的10000校长。（2）是两年时间，不是短期培训。（3）当他们回来后不是只为自己学校改革，而是为全国服务。

（1）点：虽然饶老师不是中小学教师，但其用意体现了学校以教师为主，就像大学要以教授治校一样。其实这一点也体现了当前西方教育改革的一个倾向，就是“自下而上”，而不是由上而下。我们中国历来是自上而下的，这也是中国教育改革了多年，旧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出现的一个原因。我们有句话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出于基层老师的热情和智慧，中国的改革靠无数多个教育部的文件规定不靠谱。
（2）点：相对较长时间的海外经历（两年）。没有长时间的深入的学习研究实践，只会看走眼，念歪了经。我在国外和在国内工作期间都见过这样的官员教授，甚至是部厅级的，通过短期培训，半年或一年，自以为是学到西方精华，先进理念，很多时候是一知半解，或误解，然后在国内开始实践或培训其他人，其实是误人子弟。
（3）回国后集中讨论再研究如何应用于中国。目前的国外培训，基本上是回去后画地为牢，各干各行，只对自己和单位交账，短期培训实际上也难以有什么帐好交，因为当刚刚开始适应了语言，生活环境时，又计划“海归”了。
以我在美国的教育博士五年学习和在此前后在国内师范院校培训教师十多年的经验，绕老师的建议是非常合适的，至于是20/200，还是100/1000，是2年还是三年五载，只是如何去做。但是他的建议中体现的思想是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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