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Nature撰文谈中国基础研究

　　

生物通报道  8月3日，来自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朱朝东（Chao-Dong Zhu）研究员，及大连理工大学的孙玉涛（Yutao Sun）教授，分别在《自然》（Nature）杂志上撰文，就改变策略促进中国的基础研究及标准化中国研发（R&D）费用两个方面发表了看法。

在第一篇题为“China: Change tack to boost basic research”的通信文章中，朱朝东和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Raphael K. Didham均赞同中国必须增加对基础科学的投入，但他们表示担心简单地将更多的种子撒在贫瘠的土地上将不会生成预期的创新成果。为了持续地创造变革对于青年研究人员来说需要更多由下而上的举措。

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起批判性思考和自决的能力，这两种能力是培养创造力的基石。青年科学家应该接受训练，不应仅根据技术能力来评价他们。此外，需要一些策略给予中国年轻的研究员们被领先的西方研究机构视作为理所当然的同样的机会。他们认为，限制获得一些重要的信息服务，以及将教育的重点放在书面知识而非语言沟通技巧上不能促进科学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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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机构中的经费库和分级的权力结构进行结构改变对于跨部门合作至关重要——这是西方国家科学发展一个关键的促进因素（Science关注：中国研发经费之现状 ）。中国的一些资助计划如10,000人才计划可能跨越平衡的权力结构进行重新分配，要允许副教授监督博士生及领导自己的课题组。

最后，作者们还指出，相比于基础科学，应用研究部门必须得到更多的资金资助，有可能通过提升应用研究工作可能带来的好处，在研究报告和资金申请方面帮助到基础研究（《自然》杂志出特辑分析中国科研轨迹）。

在第二篇题为“China: Standardize R&D costing”的通信文章中，大连理工大学的孙玉涛教授和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曹聪（Cong Cao）教授指出，中国在基础研究上的支出数据不应该停留在表面值上。在与发达国家比较研发总支出之前，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首先需要与收集和报告R&D费用的国际标准接轨。

与大多数别的国家不同，中国政府没有评估R&D支出的官方系统。这些经费被算入到了科技总费用中。并且中国的R&D统计数据不包括大学教师和博士后的薪水——在其他的国家这是R&D支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西方国家中被称作为是固定研发成本的大型设施资本投资和它们的经营预算未计算在内。例如，在投入上海同步辐射装置一期工程的20000万美元中只有1800万美元被指定为是研发成本。

孙玉涛教授和曹聪教授指出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投入的花费可能是2013年基础研究总研发预算官方数字的4.7%。这仍然明显少于日本或美国（施一公：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泉 ）。

（生物通：何嫱）

作者简介：

朱朝东

博士，研究员。1993年开始从事昆虫学研究，1996年进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1989.9 — 1993.6   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生物教育专业、学士
1993.9 — 1996.6   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硕士
1996.9 — 1999.6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动物学专业、博士
1999.7 — 2002.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助研
2002.1 — 2010.12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1.1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2001.5 — 　　　　匈牙利农业试验所短期访问研究 （东欧姬小蜂科模式标本研究）
2003.2 — 2003.10  加拿大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合作研究（东南亚长距姬小蜂属研究）
2004.2 — 2006.1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昆虫系合作研究（亚洲长距姬小蜂属研究、哥斯达黎加膜翅目DNA分类学研究）
2010.5 —　　　　澳大利亚联邦科工委组织、澳大利亚国立昆虫标本馆合作研究（中澳虚拟分类学实验室）
 
研究领域： 动物系统学、进化生物学、生物防治、传粉生物学。

孙玉涛

2010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其中2008-200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联合培养一年。

2010-2012年，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师资博士后；2012-2013年，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工商管理学院讲师；2014年，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2012-2014年英国诺丁汉大学Marie Curie Research Fellow。

2015年-现在，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特聘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诺丁汉大学Marie Curie Reserch Fellow。

硕博研究方向
创新管理与政策；企业创新网络治理；知识产权管理与政策；创新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