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篇Science热议中国科研改革

　　

生物通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科技(S&T，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高速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与问题，最新一期（3月9日）Science杂志上，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曹聪（Cong Cao）等人发表了评论性文章“Challenges of S&T system reform in China”探讨了这些方面的问题，介绍了国内新的科研规划，另外一篇题为“It's whom you know that counts”的文章则深入讨论了科学界的裙带关系问题。

为了科技的发展，中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由此也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绩， 但最近大家开始担心，这些进步大多为“技术上的追赶”，而非真正的创新。因此自2013年以来制定的各项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彻底改革中国的研究机构和更广泛的创新体系。

2016年在全面改革的支持下，国家颁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指出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有力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创新型经济格局初步形成；第二步，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为建成经济强国和共同富裕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

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的科技计划已经重新组建，旨在更有效地使用政府的研发经费，更有效地完成研究向商业化的转化。文章重点介绍了机构和项目管理变化，其中包括一项倡议：将旗下有100多个研究所的中国科学院重组成4大专题部类。就技术转让而言，政府还批准了实施让学者在公司兼职有更大自由度的政策。

尽管这些改革颇有希望，但文章指出，新政策所衍生的各委员会、机构和其他组织的自治权有多大还不清楚。作者们指出，这些改革让科学家遭遇机构组织方面的巨变，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他们的结论是，这些措施是否会在中国政治版图内运作良好还有待观察。

另外一篇文章探讨了中国科研界中的徇私偏袒现象，认为这这构成了额外的挑战。近期的一项研究：Social Ties and Favoritism in Chinese Science中，作者对2001-2013年间同乡关系在中国“两院”院士提名和选举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实证证据显示，对于“有关系”的被提名人，其在被提名后的投票中，当选院士的可能性远高于其他被提名人。并且这些“有关系”的院士，其科研成果质量也不如“没有关系”的院士。考虑到当选院士意味着在职业前景和科研经费申请上的巨大倾斜，作者认为，偏袒行为在中国学术界导致的资源错配现象可能相当严重。

“两院”院士的评选分为提名、第一阶段投票和第二阶段投票。在2015年以前，投票范围仅限于各学部内部的院士。“两院”各学部主席团成员在第二阶段投票当中，可以通过安排评估专家人选等方式，对投票人施加个人压力，从而可能对最终的评选结果产生影响。作者将“与本学部主席团成员中至少一人出生于同一地级市”定义为“有关系”。在排除了研究成果质量、年龄、政治联系、是否有博士学位、是否为系主任和一系列其它类型的关系，并控制住学科*年份固定效应之后，作者发现，对于“有关系”的被提名人，其最终当选院士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其他被提名人。经过换算后，前者比后者当选的可能性要高出约39%。

文章指出，这些类似的科学界的裙带关系也出现于其它文化的研究中，作者强调这一最新的研究“提醒我们，科学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会影响人类的行为，但也受人类行为的影响。”

（生物通：万纹）

原文标题：

Challenges of S&T system reform in China
Cong Cao
Richard P. Suttmeier
Science 10 Mar 2017:
Vol. 355, Issue 6329, pp. 1019-1021
DOI: 10.1126/science.aal2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