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热点|采访俄罗斯人重复贺建奎疯狂实验的内幕

6月10日，俄罗斯分子生物学家Denis Rebrikov表示计划开展基因编辑婴儿实验，并公开了他将跨越“红线”的研究计划。是什么原因让他在违背国际科学共识（即在国际伦理框架就环境和安全措施达成一致之前禁止此类实验）而一意孤行？

　　

去年中国的研究人员贺建奎引发了国际上要求加强对制造可遗传的DNA变化的人类胚胎研究监督的浪潮。一些著名科学家甚至呼吁暂停“生殖系编辑”。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委员会正在讨论如何创建负责任地将“生殖系编辑”转化为“临床实践”等棘手问题的框架。

Rebrikov在Kulakov国家产科医学研究中心妇产科和围产期部门工作，他目前还未得到俄罗斯的批准。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们不能用纸上谈兵的方式阻止科学进步。”他希望利用基因组编辑CRISPR修改人类胚胎CCR5基因，使它们对HIV感染具有高度抵抗力。

Rebrikov的实验室位于一家繁忙的体外受精（IVF）诊所。他并不打算重复贺建奎的实验，他认为贺的实验设计有缺陷。贺建奎选择的IVF志愿者是仅父亲感染了HIV，这本身对体外受精婴儿没有太大风险，只要在将精子注入卵子之前洗掉病毒即可。贺建奎说，他希望对这些孩子进行“基因免疫”，以防止她们将来感染HIV，这样她们就不会受到其父亲所面对的耻辱和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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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Rebrikov则希望选择已感染HIV且对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反应较弱的妇女志愿者。去年，他还发表了一篇论文简要地介绍了利用CRISPR和Cas9酶对不能存活的人类胚胎的CCR5进行修饰的临床前研究。

6月12日《Science》杂志公开了Rebrikov接受ScienceInsider采访的谈话记录，其中谈到了有争议的CCR5靶点以及他的实验前景：

问：在你的论文中，你引用了两项对抗逆转录病毒药物（ARVs）无反应的孕妇、HIV感染女性的研究。但这两项研究都是关于次优药物的老研究，而且女性在怀孕期间才开始治疗导致效果并不理想。请问还有什么其他证据表明怀孕的、受感染的妇女不能通过所有ARVs，并将病毒传染给婴儿？

答：在HIV病毒阳性妇女中，大约每3-4万人中就有一人对ARVs没有反应。她们就像多药耐药的病人。我们使用不同的治疗方法，而她们血液中的HIV仍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没人知道为什么。这些想怀孕的年轻女性的垂直传播风险很高，这就是我们的目标群体。

问：俄罗斯约有100万感染者，你所指的是这个国家的30位女性？

答：是的。

问：其中只有一部分人想怀孕。更重要的是，新的ARVs已经稳步引进，新整合酶抑制剂几乎没有证据报道有耐药性，鉴于此，理由是什么？

答：CCR5编辑只是一个概念证明。如果我找不到对ARV治疗没有反应、感染HIV并且想怀孕的女患者，那么我会寻找其他父母双方都携带纯合子突变的病例，例如侏儒症、耳聋或失明。总之，我们需要在临床实践中着手使用CRISPR胚胎编辑的模型。我认为，也许需要50个或100个这样的案例，然后我们就可以尝试更广泛地使用它。例如，我们知道，有些家庭出生的所有婴儿都有很高的癌症风险。现在，基因编辑刚刚开始，它还很危险，而且未被证明，所以我们不能使用。但在不久的将来，我想我们可以对这些父母说，“你想对你的孩子的基因组做改变以降低他们患癌症的风险吗？”不仅是癌症，还有其他疾病，如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症等等。

问：但是，回到HIV感染，即使母亲没有接受治疗，新生儿的感染率也只有15%左右，剖宫产会进一步降低风险，你也可以给新生儿注射液体的ARV来降低风险。另一方面，CRISPR也许会在错误的位置改变人类基因组，导致危险的脱靶突变。一些研究表明，残缺的CCR5会使人们更容易感染其他病毒，例如西尼罗河热，甚至缩短寿命。你如何平衡这个风险与收益？

答：我们的实验主要是建立一个没有脱靶的基因组编辑系统。如果我们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基因组中没有意外脱靶，这个系统就可以被用于不同类型的基因编辑。可能我们的系统是独特的，也许只在俄罗斯才有效。我不知道。至于为了预防HIV传播而减少寿命或面临其他疾病风险是否值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没人知道确切答案，这取决于很多因素。

问：另一个风险是，在植入胚胎之前，你只能测试一小部分经过编辑的细胞（胚胎有可能是嵌合体，不同细胞携带不同突变），这样就存在无法检测的靶外编辑。

答：是的，主要问题是嵌合体。因为我只能从囊胚的250个细胞中取出5到7个细胞。所以，风险始终是有的，哪怕这五个细胞是完美的，其他200多个细胞也许会出现问题。

问：在《Nature》杂志发表的文章中（Russian biologist plans more CRISPR-edited babies），你说你可以在几个月到几年内获得批准。请问俄罗斯的审批流程是如何运作的？有关生殖系编辑的法律法规是什么？

答：获得政府批准不是最大的问题，也不是瓶颈。对我来说，瓶颈是找到正确的临床模型。如果我能找到好的理由，我就可以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

问：假设，你找到了对所有ARVs都没有反应的HIV感染女性，并且她想怀孕和愿意这样做，审批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答：可能几个月吧。

问：你和监管机构讨论过吗？

答：我们刚刚开始讨论，他们说如果这是一个好的临床病例，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

问：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实际上有法律禁止生殖系编辑，俄罗斯有这样的法律吗？

答：据我所知，我们对此类实验没有直接限制。但俄罗斯通常同意国际规则。我知道在欧洲大多数国际禁止将编辑过的胚胎植入女性，在俄罗斯法律中，我们没有这样的描述。

问：所以你可能会面临国际法禁止你做你想做的事？

答：我不是律师，所以我无法回答。

问：两个国际委员会正在讨论如何推进生殖系编辑，我们也知道贺建奎事件的反应。如果俄罗斯步其后尘，这些国际因素会起到一些作用吗？

答：我认为在世界范围内限制所有实验是不现实的。比如你可以尝试在某些区域限制它们，但如果研究人员想做可以去太平洋岛屿。我们不能止步于书笔，就像我们说，我们不能做核物理研究，因为它能制造核武器，但很多科学家仍然会这样做。许多研究小组都会尝试用胚胎进行实验，以将其移植入女性子宫，也许我们的研究小组并不会这样做，但我们仍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看到其他小组的成果。这对地球人类来说可能是个问题，但我们不能阻止这一进程。

问：你的诊所是一家什么样的机构？

答：我们是俄罗斯最大的妇产科中心之一，每年大约接收10000例体外受精。

问：你怎么看待贺建奎所面对的严酷反应？

答：这是人类和所有生命系统的正常反应，任何生命系统，可能包括鸟类，群体90%是非常保守的，剩下的5%可能是改革论者。我们只要等一段时间，用非常好的临床病例来证明这种应用技术是强大、可靠和安全的。

问：你觉得贺受到的待遇太严酷了吗？

答：俄罗斯有句话叫“胜者为王”，只要你成功了，你就是对的。所以，如果他足够幸运的话，双胞胎女孩一切都好，那么在一些年后，他将被再次视为一个好的研究员。

问：当你第一次知道他做了什么后，你的反应是什么？

答：值得肯定。实际上，我不想成为第一个人。我想在实践中转化这项技术，他的实验使之更接近实践。

问：如果你步其后尘，你也会受到强烈批评吗？

答：在俄罗斯，我没想那么多。在国际上？在得到伦理委员会和监管者批准之前，我不想前进，我认为，我的实践步骤不会像他那样疯狂。

问：你的故事在《Nature》上发表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有没有政府官员打电话给你说：“别说了，别说这个了？”

答：没有。我觉得现在的俄罗斯是做这种实验的好国家，它在政治上不是很自由，但在科学上却非常自由。

问：如果生殖系编辑不是为了治疗疾病，而是为了提高跑步速度、智商甚至瞳色的话，你怎么看？

答：这是下一步的事情，20-30年之后我们再谈。但是现在，我反对。2040年，我会支持它。我并不反对这个想法本身。而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想让他们的孩子通过“神的眷顾”拥有所有这些东西，而不通过“科学”，他们要么是傻子，要么是违心的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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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检索：Russian geneticist answers challenges to his plan to make gene-edited babies

（生物通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