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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苦难在不同国家及社会人口学特征间的分布差异，研究人员利用全球繁荣研究（GFS）第一波数据开展研究。结果发现各国苦难比例差异大，且在婚姻、就业、教育等方面存在差异。该研究为苦难监测及健康议程奠定基础。
在生活的舞台上，苦难是每个人都可能遭遇的情节。从二战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感悟，到日常生活中人们面临的种种困境，苦难以不同形式存在着。在健康医学领域，以往对苦难的研究多聚焦于临床样本中的老年人，且多来自西方、受教育、工业化、富裕和民主（WEIRD）国家。这使得我们对普通人群，尤其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苦难了解有限。然而，苦难对个人幸福和公共健康有着重要影响，它不仅与身心健康症状相关，还可能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白，来自哈佛大学、贝勒大学等多所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Communications Medicine》上。
研究人员借助全球繁荣研究（Global Flourishing Study，GFS）第一波数据，对 22 个地理和文化多样的国家进行了深入分析。GFS 旨在通过对全球多个国家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长期跟踪研究，为在不同地理和文化背景下测量和追踪人群层面的苦难提供了宝贵机会。
研究人员运用了多种关键技术方法。首先，精心挑选样本，GFS 第一波数据涵盖了 22 个国家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N=202,898） ，这些国家在地理位置、文化和宗教方面具有多样性，以确保研究结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次，精准测量变量，对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 7 个社会人口学变量进行统一评估，同时采用个人苦难评估（Personal Suffering Assessment，PSA）中的一个问题 “你遭受苦难的程度如何？这可以是任何身体或精神上的苦难” 来衡量苦难程度，并将其进行二分处理。最后，使用随机效应荟萃分析（random effects meta-analyses）等统计方法，对各国特定社会人口学类别的苦难比例进行汇总分析。
研究结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苦难的分布差异：各国经历苦难的人口比例差异显著。土耳其的苦难比例最高，达到 0.60；波兰的苦难比例最低，仅为 0.24。这表明苦难在不同国家的发生情况存在巨大差异，背后可能涉及多种因素。
- 社会人口学差异与苦难：通过随机效应荟萃分析发现，婚姻状况、就业状况和受教育年限与苦难程度密切相关。例如，分居人群、失业且正在找工作或选择 “其他” 就业状态的人群以及受教育年限在 8 年及以下的人群，苦难程度相对较高。不过，不同国家在这些社会人口学差异与苦难的关系上存在差异。以婚姻状况为例，虽然整体上分居人群苦难程度高，但在埃及、印度等国家，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 国家特定差异：研究还发现，在某些国家中，宗教信仰和种族 / 民族身份与苦难程度也存在关联。比如在巴西，基督教信徒的苦难程度低于无宗教信仰 / 无神论者 / 不可知论者；在肯尼亚，马赛族的苦难程度低于卢希亚族。
在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该研究揭示了 22 个国家苦难的分布情况以及社会人口学差异，为苦难的流行病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些发现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从业者制定相关策略，关注弱势群体的苦难问题。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仅用一个问题来评估苦难，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其内涵；研究样本虽具有多样性，但仍可能无法涵盖所有文化背景；社会人口学特征差异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国家背景差异、文化差异等；研究采用横断面数据，无法确定因果关系。尽管如此，该研究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随着 GFS 后续数据的收集，有望进一步深入了解苦难的决定因素和结果，从而更好地应对苦难对人类幸福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