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OE框架与fsQCA方法的高碳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组态分析

【字体: 时间:2025年10月14日 来源:Sustainable Futures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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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环境挑战加剧的背景下,高碳排企业的绿色转型成为关键议题。本研究基于TOE框架,运用fsQCA方法,探究了影响高碳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关键因素,识别出三条提升路径:绿色技术与政府驱动型、数字化与政府引领型、多要素协同型。研究为企业定制化绿色转型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全球变暖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其主因是温室气体排放,特别是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直接导致大气温度升高,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不仅破坏了生态系统,也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损害。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中国的环境绩效仍有待提升,与国际标准存在显著差距。中国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工业企业的资源消耗过度,经济发展仍依赖于“高能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这增加了环境负担,并阻碍了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化石燃料和重工业等高排放行业。
在此背景下,推动企业节能减排成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关键举措。探索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新增长模式,同时增强高碳排企业的持续竞争力变得尤为重要。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核心研究焦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作为一个多维度的生产效率指标,被认为是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驱动力。GTFP不仅反映了企业的生产效率,还衡量了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环境效益。
然而,现有关于GTFP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层面,缺乏企业微观层面的系统实证证据。同时,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OE)框架,探索高碳排企业绿色转型路径的组态分析研究仍较为匮乏。高碳排企业的GTFP影响因素复杂且相互依存,传统回归方法难以揭示多因素间的复杂因果机制。为了弥补这些研究空白,本研究聚焦中国高碳排企业,整合TOE框架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方法,旨在从组态视角探究TOE因素如何影响高碳排企业的GTFP,并识别有效的绿色转型路径。
本研究主要回答了以下问题:(1)影响高碳排企业GTFP的关键前置条件是什么?(2)这些条件能否被视为实现高GTFP的必要因素?(3)高排放企业如何战略性地利用其内外部资源,采用适合其特定背景的绿色发展路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系统的实证研究。研究样本选自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碳排放百强榜”中的企业,在排除ST/*ST公司及数据缺失的公司后,最终确定了39家高碳排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涵盖了钢铁、电力、化工等关键碳排行业。研究主要采用了fsQCA方法进行组态分析。首先,对结果变量(GTFP)和条件变量(绿色技术能力、数字化转型、高管绿色认知、组织韧性、ESG绩效、政府补贴)进行了数据校准,将原始数据转换为0到1之间的模糊集隶属分数。随后,进行了必要性分析,检验单个条件是否为高GTFP的必要条件。最后,通过构建真值表并进行组态分析,识别出导致高GTFP的多种条件组合(即提升路径)。此外,研究还通过调整一致性阈值等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4.1. 必要性分析
必要性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前置条件(绿色技术能力、数字化转型、高管绿色认知、组织韧性、ESG绩效、政府补贴)对于高GTFP和低GTFP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的阈值。这表明,没有一个单一因素是实现高GTFP的必要条件。高GTFP的实现并非依赖于某个孤立的因素,而是需要多个因素的协同效应。这一发现支持了从组态视角探究多因素组合影响GTFP的必要性。
4.2. 组态分析
组态分析揭示了高碳排企业实现高GTFP的五条充分条件路径,这些路径可根据核心条件的组合模式归纳为三种类型:
  • 绿色技术与政府驱动型路径(S1a, S1b):该路径的核心条件是高水平的绿色技术能力和充足的政府补贴。即使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管绿色认知或ESG绩效相对较弱,只要具备强大的绿色技术研发能力和政府的有力支持,仍能实现高GTFP。组织韧性在该路径中可作为辅助条件。
  • 数字化与政府引领型路径(S2a, S2b):该路径的核心条件是深度的数字化转型和有效的政府补贴。在S2a路径中,高管绿色认知作为辅助条件;在S2b路径中,ESG绩效作为辅助条件。即使企业的绿色技术能力、组织韧性等其他条件有所欠缺,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生产和管理效率,并借助政府补贴降低转型成本,也能达成高GTFP的目标。
  • 多要素协同型路径(S3):该路径的核心条件是高管强烈的绿色认知和良好的ESG绩效,并辅以相当的绿色技术能力、数字化转型水平和组织韧性。值得注意的是,该路径在缺乏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实现高GTFP。这表明当企业内在的绿色驱动力(高管认知)和外部市场压力(ESG表现)足够强大时,可以形成自驱动的绿色转型模式。
这五种路径的整体一致性为0.927,各路径一致性均高于0.85,表明它们是导致高GTFP的充分条件组合。整体覆盖度为0.446,意味着这些路径解释了约44.6%的高GTFP案例。
4.3. 稳健性检验
通过将一致性阈值从0.8提高至0.85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产生的组态路径与之前基本一致,仅边缘条件有微小变化,证明了研究发现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研究的结论部分对主要发现进行了总结和讨论。本研究基于TOE框架,运用fsQCA方法,识别了影响高碳排企业GTFP的关键因素,并揭示了提升GTFP的多条等效路径。研究发现,单个因素对GTFP的直接影响有限,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实现高GTFP的必要条件。然而,通过不同的因素组合,可以形成三条有效的提升路径:绿色技术与政府驱动型、数字化与政府引领型以及多要素协同型。研究还揭示了某些因素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例如,在特定路径下,高管绿色认知与组织韧性之间,或高管绿色认知与ESG绩效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以实现相同的目标。这说明了高碳排企业探索多样化绿色发展路径的可行性。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在理论方面,研究将GTFP的研究视角从宏观层面延伸至企业微观层面,拓展了fsQCA方法在环境和运营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并从组态视角丰富了TOE框架在绿色转型情境下的理论内涵。在实践方面,研究为企业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具体指导。对企业而言,应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所处环境,选择适合的绿色转型路径。例如,技术实力雄厚但数字化水平不高的企业,可重点强化绿色技术研发并积极争取政府支持;而数字化基础较好的企业,则可聚焦数字化转型与政府补贴的结合。对政府而言,应认识到政府补贴在多数路径中的核心作用,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绿色金融等多种政策工具,精准支持企业的绿色转型活动。同时,也应注重培育企业的内生绿色动力,如通过环境教育提升高管绿色认知,完善ESG信息披露机制以引导市场力量等。
总之,这项发表于《Sustainable Futures》的研究表明,高碳排企业的绿色转型并非“单线突进”,而是可以通过多种要素组合实现的“多路径并行”过程。这为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灵活、更具操作性的战略选择,对于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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