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童年经历对中国农村女性妊娠丢失和心理健康结果的影响：一种因果机器学习方法

《Child Abuse & Neglect》：The effects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on pregnancy loss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among rural Chinese women: A causal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农村中国女性童年逆境经历（ACEs）与妊娠损失及抑郁焦虑的因果关联及中介效应研究。采用交叉断面设计，对2880名农村女性进行结构化访谈，应用Double Machine Learning因果推断方法，发现ACEs显著增加妊娠损失（ATE=0.133，95%CI:0.054-0.213）及抑郁（6.4%）、焦虑（5.5%）和共病风险（6.0%）。中介分析显示妊娠损失仅部分中介ACEs与焦虑的关联（4.96%）。效应异质性显示低教育水平组妊娠损失风险增加更显著（ATE=0.251），而年轻组（≤45岁）心理健康效应更强。研究证实ACEs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紊乱和慢性炎症等机制影响生殖健康，并形成跨代际的共病风险模式。

　　### 人类童年不良经历对农村中国女性生育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指的是在18岁之前经历的各种压力或创伤事件，包括身体虐待、情感忽视、家庭功能障碍以及额外家庭外的负面经历等。这些经历已被广泛研究，并被认为与个体的长期健康状况密切相关。尽管已有大量研究表明ACEs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但其对生育健康，尤其是妊娠丢失（pregnancy loss）的具体作用仍缺乏深入探讨。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农村女性群体，旨在分析ACEs对其妊娠丢失、抑郁、焦虑以及两者共病情况的潜在因果影响，并探讨妊娠丢失在这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 中国农村女性的特殊背景

在中国，农村女性往往面临更为严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压力。例如，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男性的偏好可能导致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承受额外的心理负担，而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也可能使她们在面对生育挑战时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此外，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农村女性可能难以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这不仅影响其生育健康，也增加了心理压力。因此，研究ACEs对中国农村女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调查时间范围为2024年6月至7月，地点为河南省某市。研究团队通过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了七个镇，其中包括三个低经济发展的镇、两个中等经济发展的镇和两个高经济发展的镇。每个镇内进一步选取了108个调查点，共收集了3286份问卷，其中3137份通过现场质量控制保留，最终剔除逻辑矛盾、生物不可行值或缺失数据后，得到2880名农村女性作为研究对象。该研究采用了双机器学习（Double Machine Learning, DML）方法，结合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算法，以提高因果效应估计的准确性和鲁棒性。

#### 主要发现

研究结果显示，约38.2%的农村女性报告至少经历过一次ACEs。妊娠丢失的中位数为1次，其中抑郁、焦虑和两者共病的患病率分别为10.0%、21.5%和7.3%。ACEs的暴露显著增加了妊娠丢失的风险（平均处理效应，ATE = 0.133，95%置信区间：0.054–0.213），同时增加了抑郁（ATE = 0.064，95% CI: 0.041–0.088）、焦虑（ATE = 0.055，95% CI: 0.024–0.087）以及两者共病（ATE = 0.060，95% CI: 0.039–0.081）的概率。研究还发现，ACEs的影响在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更为显著，且年龄差异也对这些影响具有调节作用。例如，妊娠丢失的风险在45岁以上的女性中更为明显，而抑郁和焦虑的影响则在45岁以下的女性中更为显著。

#### ACEs对妊娠丢失的影响机制

ACEs对妊娠丢失的影响可能源于长期压力对生物系统造成的损害。童年时期的不良经历可能引发慢性压力，进而影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和下丘脑-垂体-卵巢（HPO）轴的功能，导致激素失衡，影响子宫健康和妊娠维持。此外，ACEs还可能促进炎症反应，增加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进一步干扰妊娠过程，如着床和免疫耐受。然而，ACEs对人工流产的影响可能更多地受到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如经济困难、性行为风险轨迹以及避孕措施的可及性。

#### ACEs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ACEs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已被广泛研究，但其对抑郁和焦虑的因果影响仍需进一步探讨。本研究发现，ACEs显著增加了抑郁和焦虑的风险，其中抑郁的效应最为明显。同时，ACEs也显著增加了抑郁和焦虑的共病风险。这些影响可能源于童年不良经历对神经发育的破坏，如情绪调节能力受损、对负面情绪的敏感性增加以及HPA轴功能紊乱。这些机制可能在个体生命周期中持续发挥作用，而不仅仅是某一特定时期。此外，ACEs还可能通过表观遗传机制影响个体的健康轨迹，从而增加成年后抑郁和焦虑的风险。

#### 个体差异与社会因素

研究还发现，ACEs的影响在不同个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水平是影响ACEs效应的重要因素，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更易受到ACEs的负面影响。这可能与健康知识的缺乏、医疗资源的可及性不足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的薄弱有关。另一方面，年龄对ACEs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妊娠丢失的风险在45岁以上的女性中更为显著，而抑郁和焦虑的风险则在45岁以下的女性中更为明显。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不同的生物、社会和文化因素，如年龄相关的生物变化、不同世代经历的差异以及心理压力的测量方式。

#### 妊娠丢失的中介作用

尽管妊娠丢失在ACEs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但其贡献比例较小，仅占整体效应的2.37%至4.96%。这表明，妊娠丢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但主要的心理健康影响仍源于童年不良经历所引发的长期神经生物学和心理社会机制。因此，针对ACEs的干预措施应更多地关注其对心理健康的基础性影响，而不仅仅是通过减少妊娠丢失来改善心理健康。

####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横断面设计难以明确因果关系的方向和时间顺序。其次，研究依赖于自我报告的数据，可能存在回忆偏差和期望偏差。此外，研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其他社会文化背景，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以验证其普适性。未来的研究应采用纵向设计，以更准确地评估ACEs的长期影响，并探索可能的干预措施，以减轻其对农村女性健康的影响。

#### 社会干预的必要性

本研究的结果强调了在农村地区建立基于创伤的干预措施的重要性。由于农村女性往往面临较大的社会压力和较少的医疗资源，社区层面的干预措施可能是最有效的。例如，将ACEs筛查纳入常规医疗和妇幼保健服务中，有助于早期识别高风险个体。此外，通过提高心理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如在乡镇医院和社区卫生工作者中提供心理健康支持，可以有效缓解ACEs对女性心理健康和生育健康的长期影响。

#### 总结

本研究揭示了童年不良经历对中国农村女性健康的影响，包括妊娠丢失、抑郁、焦虑以及两者共病。研究结果表明，ACEs的暴露显著增加了这些健康问题的风险，尤其是在教育水平较低和年龄较大的群体中。此外，妊娠丢失在这些影响中仅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表明主要的健康影响仍源于童年不良经历引发的长期机制。因此，针对农村女性的综合干预措施应包括对ACEs的识别、对心理健康的支持以及对生育健康的关注。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减轻童年不良经历对女性健康造成的长期负担，并促进其整体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