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数字化的双重影响：加剧主观风险感知，同时创新并降低客观风险暴露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The dual impact of supply chain digitalization: Amplifying subjective risk perception, innovating and mitigating objective risk exposure

供应链数字化（SCD）显著增强企业主观风险感知并减少客观风险暴露，通过信息透明度和技术创新能力两大渠道实现风险控制。异质性分析显示，不同行业垄断水平、内部控制质量和融资约束条件下，SCD的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在全球供应链日益复杂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企业面临更严峻的供应链风险。这一研究整合了主观风险感知和客观风险暴露，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供应链数字化（SCD）对企业供应链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SCD显著增强了企业的主观风险感知，同时有效降低了客观风险暴露。经过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SCD主要通过信息和技术渠道增强企业的风险感知并减少实际风险。此外，本研究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考虑了行业垄断程度、内部控制质量以及融资约束等因素，揭示了SCD在不同行业和企业特征下的风险缓解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我们的研究为企业在数字化过程中管理供应链风险提供了实际见解，并为政策制定者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随着市场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企业形成了高度依赖且紧密相连的供应链网络。虽然这种复杂的网络结构提高了资源分配的效率并加强了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协作，但也使企业面临更多潜在风险。外部冲击和风险更容易在企业间传播，单一环节的中断或波动可能通过“牛鞭效应”被放大，最终导致整个网络出现系统性风险。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贸易摩擦的升级以及外部冲击的频繁发生，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显著增加了全球供应链的风险。根据麦肯锡2020年的一份报告，供应链中断已成为常态，企业平均每3.7年就会面临一次持续一个月或以上的风险，可能导致每年利润损失超过40%。此外，2024年Blue Yonder对供应链高管的调查发现，84%的受访者组织在过去一年中经历了供应链风险，导致生产中断、声誉受损等负面影响。为应对这些风险，79%的受访企业增加了对供应链运营的投资，尤其是数字化方面。这凸显了供应链风险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也表明供应链数字化已成为缓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方法。

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重塑了供应链企业的风险管理与运营模式，使其成为应对风险的重要工具。随着数字化技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广泛应用，企业能够实现信息、物流和资金流的高度集成。这不仅促进了供应链不同阶段之间的实时信息共享和智能数据分析，还推动了数字供应链模型的形成。通过这一模型，企业可以更准确地识别潜在风险，并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此外，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还能帮助企业监控各种不确定性，并主动识别和解决突发情况带来的负面影响。传统供应链管理存在信息传递延迟和不对称的问题，导致企业对供应链变化的反应滞后，从而积累风险。而通过信息交流与流动，SCD打破了企业间的信息孤岛，促进了供应链各环节的高效协作，使得企业能够实时获取全球数据，快速应对突发事件，减少因反应延迟而带来的风险暴露，并有效降低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概率。

企业正越来越依赖数字化技术来缓解供应链风险。现有研究表明，SCD对企业的经济表现、环境效益、运营模式、医疗服务、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以及技术创新等方面均产生了积极影响。具体而言，其在提高供应链透明度、灵活性和韧性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广泛学术关注。同时，现有文献还探讨了供应链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经济波动、政策变化、危机和中断、贸易与全球化、技术水平以及企业治理模式。然而，关于SCD如何影响风险的研究仍相对有限。尽管有研究探讨了技术对供应链风险的影响，但并未从SCD的角度进行分析。作为供应链领域数字化技术的具体应用，SCD关注整个链条的协同网络，能够更有效地减少供应链风险。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衡量其主观风险感知，并从供需平衡的角度量化其客观风险暴露，旨在探讨SCD如何影响企业的供应链风险，以及其通过哪些机制实现这一影响，以及它如何在不同行业和企业特征下对主观风险感知和客观风险暴露产生差异化的效应。

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现有研究通常通过供应商集中度或突发事件来刻画供应链风险，侧重于单一维度的风险评估，忽视了风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研究整合了两种不同的风险视角，采用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考察企业在年度报告中表达的主观供应链风险感知。此外，我们基于供需平衡视角和实际运营数据，客观衡量其实际风险暴露。通过结合主观风险感知和客观风险暴露，我们丰富了供应链风险研究的框架，为理解SCD如何应对来自不同来源和类型的供应链风险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次，我们将SCIAP作为企业SCD的代理变量，探讨政策驱动的SCD如何影响企业风险。以往研究主要通过融资能力、公司治理和财务可持续性等因素来解释供应链风险的传导机制，但这些因素未能充分解释企业有效应对风险的深层次原因。因此，本研究从信息和技术渠道出发，探讨SCD如何影响企业供应链风险的微观机制，并识别了在行业垄断程度、内部控制（IC）和融资约束（FC）等异质性情境下，SCD如何增强企业的主观风险感知并缓解客观风险暴露。这些发现为企业制定特定的风险管理策略提供了实证证据。最后，本研究将企业的主观风险感知和客观风险暴露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拓展了供应链风险管理的分析视角。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主要探讨了管理者对风险的主观感知，而运营管理文献则侧重于从流程韧性和供需协调的角度分析企业面临的客观风险。然而，这两个研究流派往往平行发展，缺乏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和内在关系的揭示。因此，本研究借鉴风险感知理论和组织信息处理理论，明确了主观风险感知与客观风险暴露的概念边界和逻辑联系，并进一步解释了企业如何利用SCD同时增强风险识别和响应能力，从而降低整体风险水平。

本文的研究设计主要通过构建回归模型来评估SCD对企业供应链风险的影响。研究的核心挑战在于确定SCIAP政策是否能够被视为外生冲击。如果试点企业的选择受到其先前数字化水平或风险暴露程度的影响，那么因果推断的有效性可能会受到质疑。为此，我们通过分析政策的实施逻辑和试点企业的选择过程，论证了SCIAP的外生性。此外，我们还通过随机选择试点企业进行安慰剂测试，并重复该过程500次。测试结果显示，随机选择的估计系数集中在零值附近，并大致呈正态分布。图中虚线表示基准回归的系数，其均值显著偏离基准系数，表明安慰剂测试通过。此外，我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重新选择样本，并引入熵平衡方法以解决传统PSM方法在匹配质量上的潜在问题。熵平衡方法优化了权重分配，确保了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多个协变量上的分布相同，从而提高了样本匹配的准确性。PSM和熵平衡方法的测试结果显示，SCD的系数仍然显著，表明研究结果稳健。我们还通过更换变量进行了一系列其他稳健性测试，包括引入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状况。此外，我们还缩短了样本期，排除了2019年之后的观测数据，并重新估计模型。最后，由于SCIAP企业名单在2018年下半年才公布，政策效果可能存在延迟，因此我们将政策干预点设为2019年，并重新估计回归。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SCD仍然显著增强了企业的主观风险感知，并降低了其客观风险暴露，表明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为了进一步探讨SCD对供应链风险的差异化影响，我们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包括行业垄断程度、内部控制质量和融资约束等因素。行业垄断程度与企业的市场议价能力、竞争状况以及风险应对能力密切相关。SCD的影响可能因垄断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我们采用勒纳指数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低垄断和高垄断组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低垄断企业中，SCD对主观风险感知的提升效果显著，但对实际风险的缓解作用有限。这可能是因为低垄断企业在面对供应链中断或需求波动时，市场力量较弱，容易受到冲击。SCD通过风险预警系统和数据可视化工具增强了企业的风险识别能力，促使企业主动感知供应链风险并避免潜在损失。然而，由于低垄断企业在资源整合能力上的局限，数字化技术往往只能部分优化供应链管理，对实际风险的改善效果有限，无法与高垄断企业竞争。相比之下，高垄断企业由于具有更强的市场定价能力和资源控制能力，能够将数字化技术深度嵌入整个供应链流程，实现更高效的供应链风险管理，从而显著降低实际供应链风险暴露。此外，高垄断企业通常具有稳定的市场地位和较强的短期风险容忍度，对风险预警信号的敏感度较低，因此数字化工具的风险信息并未显著改变其主观风险认知，导致在感知层面的改善效果有限。

内部控制（IC）是企业管理和运营的基础，对于风险预防和企业运营的顺畅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情况下，高质量的IC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化技术，帮助企业识别和缓解风险。为了探讨不同IC质量对企业供应链风险的差异化影响，我们采用DIB发布的上市公司IC指数，将整个样本分为高质量和低质量IC组。结果表明，在高质量IC组中，SCD显著增强了企业的主观风险感知，并降低了其客观风险暴露。而在低质量IC组中，SCD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高质量的IC能够更有效地支持企业在利用SCD工具进行风险识别和管理。高效的IC可以提高企业在外部风险识别和响应水平，并反映在年度报告和管理决策中。此外，健全的IC有助于企业在实施SCD工具时减少信息扭曲和处理偏差，从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保持竞争力。然而，低质量IC的企业通常存在管理漏洞和风险控制薄弱环节，难以实现部门和供应链节点间的高效信息传输和协同运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管理层可能缺乏对供应链潜在问题的敏感度，导致SCD在增强主观风险感知和降低实际风险暴露方面的效果有限。

融资约束（FC）也是影响SCD对供应链风险作用的重要因素。我们根据SA指数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和低FC组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低FC组中，SCD增强了企业的主观风险感知并降低了实际风险暴露。而在高FC组中，SCD对供应链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低FC的企业通常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投资于供应链管理和数字化技术。先进的设备的应用可以提升企业的资源整合和风险管理能力，使其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和应对供应链风险，从而增强主观风险感知并有效降低实际风险暴露。然而，高FC的企业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资金通常优先用于日常运营和短期债务偿还，使得其难以将有限的资源分配到潜在风险识别和管理上。因此，高FC的企业往往倾向于采用短期策略来掩盖风险，以获得信贷支持，而不是通过数字化技术主动暴露和应对风险。因此，对于高FC的企业，SCD在增强主观风险感知和降低实际风险暴露方面的效果有限。

为了进一步验证SCD对供应链风险的作用机制，我们构建了基于信息透明度和数字创新能力的模型，以测试这些机制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感知和暴露。结果显示，SCD通过信息透明度的提升，增强了企业的主观风险感知，并有效降低了其客观风险暴露。SCD通过建立端到端的供应链可视化管理系统，实现了信息的高效处理和实时共享，从而减少了传统供应链管理中信息盲点和数据孤岛的问题。这种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不仅帮助企业识别和管理供应链风险，还促进了企业决策的准确性，提高了其对市场变化的响应能力。此外，信息透明度的增强也优化了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使其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市场需求并进行风险管理，从而减少供应链风险的发生概率，并显著缩短风险发生后的恢复时间。

SCD通过数字创新能力的提升，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风险应对能力。数字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企业更有效地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风险识别和管理。这不仅体现在企业对复杂供应链信息的处理能力上，还体现在其对潜在风险的早期检测和对主观管理层判断错误的减少上。此外，数字技术的整合使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应对供应链中断和订单波动等实际风险，从而显著降低其客观风险暴露。因此，SCD通过信息和技术渠道，不仅增强了企业的主观风险感知，还有效降低了其客观风险暴露。这表明SCD在提升企业风险管理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我们提出了一个整合主观风险感知和客观风险暴露的统一框架，为理解SCD如何影响企业供应链风险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研究多从流程优化和运营效率的角度探讨数字化对风险管理的影响，而忽视了主观风险感知与客观风险暴露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通过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量化了企业的主观风险感知，并从供需平衡的角度客观衡量其实际风险暴露。这不仅丰富了供应链风险管理的研究框架，还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此外，我们整合了行为经济学和运营管理的视角，构建了一个涵盖认知和响应两个维度的理论框架，解释了企业在SCD背景下如何在主观感知和客观响应层面优化风险控制。这一框架拓展了风险感知和组织信息处理理论的理论边界，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最后，我们通过借鉴信号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探讨了SCD对企业供应链风险影响的微观机制。我们分析了信息和技术渠道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结果，并考虑了SCD在行业垄断程度、内部控制质量和融资约束等因素下的异质性效应。这为不同企业制定差异化的风险管理措施提供了微观证据。

本研究的管理启示在于，企业应认识到在面对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全球供应链时，仅依赖传统的反应式风险应对已不足以有效管理风险。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SCD通过信息和技术渠道，为企业提供了整合内部和外部数据、提升风险预测能力和支持动态调整的工具。企业应将SCD纳入其治理体系，建立端到端的信息系统，促进跨部门和跨职能的协调，实现对关键供应链节点的实时监控和调整。企业应超越孤立的应急措施，将SCD提升为战略优先事项。例如，董事会可以设立专门的风险和数字化委员会，将数字化风险管理目标纳入长期战略规划和绩效评估体系中。

此外，许多企业在数字化投资中过于关注平台建设，而忽视了机构设计与内部约束的协调。因此，尽管信息变得可访问，但它可能无法有效支持高质量的决策。企业应重新构建其数据治理、内部审计和流程控制系统，以确保信息的有序流动和责任的明确划分。同时，应优化其财务结构和资源分配，以增强其应对意外中断的能力。只有当技术能力嵌入到一个稳固的制度基础中，数字化才能成为应对复杂环境风险的有效工具。

最后，企业应根据其行业结构、区域环境和内部资源条件，采取差异化的SCD和风险管理策略。在高度垄断的行业中，管理者应更加关注主观风险的感知和监控，以防止因信息不透明而导致的风险事件。而在高度竞争且需求波动较大的行业中，企业应优先采用数字化技术来减少因供需不匹配而产生的实际风险暴露。对于融资能力较强的公司，应理性规划数字化投资，确保资本分配考虑风险预防和控制以及财务稳定性。同时，积极利用政府特殊补贴、绿色信贷等政策资源，以缓解财务压力。对于资源丰富的公司，应加强战略前瞻性，将数字化战略扩展到新兴技术如智能合约和数字孪生等领域，进一步提升供应链的可见性和韧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SCD在增强企业主观风险感知和降低客观风险暴露方面的双重作用。通过构建统一的理论框架和多维度的分析方法，我们不仅验证了SCD对供应链风险的显著影响，还探讨了其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效应。这些发现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制定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相关战略时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数据来源的地域性和行业范围，以及未能充分探讨数字化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分析范围，纳入更多国家和行业的数据，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此外，可以深入探讨数字化如何重塑董事会的责任分配，特别是在风险监督的背景下。最后，地缘政治因素未被纳入分析框架中，而现实中的贸易紧张局势和区域冲突已成为供应链的重要外部冲击来源。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将地缘政治风险与SCD相结合，探讨企业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环境，并识别在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差异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