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生命科技重点评论

【字体：大中小】 时间：2006年11月03日 来源：生物通

编辑推荐：

　　一周生命科技重点评论

生物通综合：

达尔文得了什么病

·方舟子·

从30岁开始，达尔文就备受疾病的折磨，全身都出现症状，经常出现胃疼、
恶心、呕吐、心悸、皮肤炎症、口腔溃疡、失眠、头痛等，每天通常只能工作
两、三个小时。用他的儿子的话来说，他“从来没有过上一天普通人的健康生
活”。这个疾病折磨了他40年，在晚年时才有所好转。

有20个医生给达尔文看过病，包括也是名医的他的父亲以及当时英国最著
名的医生，但是都没有诊断出病因，也没有提供有效的治疗办法。这个伟人究
竟得的是什么奇怪的病，成了医学史上的一大悬案，后人众说纷纭。一些英国
著名医学家都想在这位已故多年的最为著名的英国人身上一试身手。专门研究
达尔文病因的学术论文、专著我读过的就不下十篇（部），实际数量当然远多
于此。

因为当时的医生没有能发现达尔文的身体有器质性疾病，所以人们马上想
到的是心理疾病。达尔文在信中曾经提到，他的许多朋友怀疑他得的是疑病症
——其实没病。在达尔文死后，随着弗洛伊德学说的流行，有心理医生就尝试
着给达尔文做精神分析，认为达尔文的病是因为“俄狄浦斯情结”导致的焦虑
神经症引起的，在潜意识里压抑了对专横的父亲不满。在弗洛伊德学说失势之
后，心理学家又找到别的解释，例如达尔文之所以得病是因为担心进化论会引
起太大的社会争议，精神压力过大。有一个学者专门针对达尔文的心理疾病写
了一本书，还有一部达尔文的传记是在这个框架里展开的。

在这些心理学家眼中，一个如此伟大的人的心理素质竟然如此脆弱？这让
一些敬仰达尔文的人感到是一种污辱。他们力图为达尔文的病找到生理原因。
各种假说被提了出来。一个说法是药物慢性中毒。当时的西药和现在的中药一
样很多也含有砷、汞等重金属，达尔文吃过这类药，其症状也与砷中毒有类
似之处。不过，砷中毒一旦发作，如果没有进行排毒，病情就会越来越重，而
达尔文的病情却时好时坏，从这一点看，又不像是砷中毒。

另一种更流行的说法是达尔文乘贝格尔号环球航行时在南美感染上寄生虫
锥体虫引起的。达尔文曾经记载他在南美被一种虫子咬过，而这种虫子现在已
知是锥体虫的宿主。达尔文也记载他在贝格尔号船上曾经多日发烧，似乎表明
是寄生虫感染。他的发病进程、出现的一些症状也与慢性锥体虫病类似。不过，
从记载看，达尔文在开始贝格尔之航时，就已出现过一些症状，说明他的病未
必都与锥体虫有关，即使他真的感染锥体虫。

最新的研究表明达尔文得的其实是一种当时不知道的疾病——全身性乳糖
不耐症。哺乳动物的乳汁中都含有乳糖，小孩喝了奶以后，乳糖在小肠中被乳
糖酶分解成葡萄糖和半乳糖，然后被吸收。断奶以后，人体就渐渐丧失了乳糖
酶，这时候如果再吃含有乳糖的食品，大约两、三个小时后就可能出现过敏。

人体失去乳糖酶的程度和速度与人群有关。大部分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断奶
三、四年后都失去了80～90％的乳糖酶，因此乳糖不耐症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中
最常见，但是由于他们的饮食中很少含有乳糖，所以不容易表现出来。其他地
区的亚洲人和犹太人则还能保留20～30％的乳糖酶，而北欧人、阿拉伯游牧民
族和非洲一些养牛部落，则大部分人都一直保留有比较高的乳糖酶，不会出现
乳糖不耐症。只有大约10％的北欧人由于遗传等因素会患乳糖不耐症，有的要
在断奶十几、二十年后才出现严重症状。

达尔文很可能正是属于这少数欧洲人。英国卡的夫大学医学院的两位研究
者仔细研究了达尔文的病情记录，发现其症状与全身性乳糖过敏一一吻合。达
尔文通常是在饭后两个小时开始发病，发病时间也与乳糖过敏相符。他们还
发现，在达尔文的日常饮食中都含有牛奶、奶油等富含乳糖的食品，而达尔文
病情好转的时期则恰好是他碰巧没有吃这些食品。另外，达尔文的亲属中也
有几个人有类似的病情，这也与乳糖不耐症通常是遗传的这一点相符。

现在已经可以通过基因鉴定来确诊乳糖不耐症了，这只需要有一点组织样
本（例如头发）就可以做到。是否有必要为了确认达尔文的确是乳糖不耐症患
者，而打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的达尔文坟墓呢？

疾病使达尔文大多数时间只能呆在家中过隐居的生活，这让他可以专心
地思考、实验、著述，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为生物学做出了多方面的开拓性贡
献。也因为体弱多病，他主要靠通信与外界联系，留下了大约一万五千封通信，
成为后人研究达尔文思想、生平的宝贵资料。达尔文给后人留下的文字材料之
多，研究他的思想、生平的著作之多，在大科学家当中罕有其匹。他个人的不
幸，却是后人的幸运。

国家"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中医仍为科技重点

　　据东方早报报道，在中医废存之争依然炙热之时，科技部昨天公布的《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指出，将加强中医研究列为重点实施项目。

　　规划将加强中医研究列为重点实施项目，规划指出“十一五”期间将加强中医传承方法、辩证体系研究以及基于现代技术的中医药诊疗、评价技术标准与方法研究；开发疗效可靠、质量稳定的中药新药，完善新药创制与中药现代化技术平台，中医药防治重大、疑难疾病研究、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与中药产业发展关键技术以及中医药国际化示范研究。加强重大疑难疾病中医综合治疗研究。

　　制定8-10种具有中医药疗效优势和特点的重大疑难疾病诊疗方案，筛选、提供一批特色突出，效果肯定，适宜推广的中医临床实用诊疗技术。

　　规划介绍，将重点研究功能基因克隆与验证、规模化转基因操作、生物安全评价三大核心技术，建立和完善优异种质创新、新品种培育和规模化制种三大技术平台，获得功能验证的新基因1000个以上；建立我国转基因生物育种体系，培育转基因农作物新品种(系)100-150个，转基因动物新品种(材料)30个以上。(吴玉蓉)

本硕博留校“一条龙” 高校近亲繁殖生生不息？

　　24岁的马天亮(化名)因为导师前几天的一次谈话而心烦意乱——导师希望他继续攻读自己的博士，并留校任教。

　　马天亮是上海一所名牌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从考入该校本科，他已经在这所大学学习、生活了6年多，他渴望走向社会，到一家自己心仪的公司工作。留下还是走？这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本科→硕士→博士→留校，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人在马天亮所在的高校并不少见，即使不是“根正苗红”，也至少“穿了个马甲”——在这所高校读了个博士，虽然近几年学校每年都会从校外引进一些师资，但“一半以上还是从本校留下来的”。马天亮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学院关系“错综复杂”，“如果按以前的师徒辈分算可就乱了，我导师的学生也是我的老师，有的老师得叫一些资格老的博导‘曾师爷’了”。

　　本科、硕士、博士、留校任教一辈子就呆在一所学校

　　“近亲繁殖”，这个中国高校的老话题，因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顾海兵教授的一个调查，最近又重新成为高教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也许是因为自己不在“近亲繁殖”之列，顾海兵教授才有勇气做这样一个调查。

　　实际上，顾海兵教授所做的调查只是选择了中国知名度比较高的17所大学，而且仅以其财经类学院或系为对象。在被调查的987名教师中，有604人毕业后直接在母校任教，占所有教师的62%，只有300名教师就职的学校与他曾经就读的学校并不一致，这一比例只占30%；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进行对比调查的海外6所院校的教师，几乎没有人在取得最高学位后一直留在本校工作。

　　记者从一项调查中获悉，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教师中，来源于斯坦福大学的最多，比例占16.9%；英国剑桥大学的教师中，牛津大学毕业的最多，比例为10.8%；德国柏林大学的教师中，来源于慕尼黑大学的最多，占11.2%。

　　顾海兵表示，研究这一问题的大背景是中国最近十几年来学术创新缺乏重大成果，平均的创新水平非常滞后于投入，学生没有超越老师的勇气，大学不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近亲繁殖”。

　　顾海兵教授的调查范围并不大，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国高校的“近亲繁殖”现象确实非常普遍。

　　记者选择了东北一家师范大学，随意抽取了两所学院，其中一所学院12名讲师有11名都在本校学习过，而且有5名讲师是“本科、硕士、博士”一条龙读下来的；另一所学院，11名讲师有10名都在本校学习过，其中4名也是“一条龙”读下来的。

　　而另一项关于中国高校法学院师资的研究显示，北京一名校法学院具博士学位的52名教师中，有26人是在该校获得的博士学位；而武汉一重点高校法学院拥有博士学位的37位教师中，有34人从该校获得博士学位，比例高达92%。而在中国的一流法学院中，除了一些不能自己培养博士的新兴法学院，其他的都存在相当严重的“近亲繁殖现象”。

　　“五六十年代的本校本科毕业生现在都是名家泰斗，七十年代(‘文革’工农兵大学生)毕业生熬成知名博导，八十年代初的本校毕业生大都在权术和学术之间挥洒自如，九十年代的毕业生通过读研留校成为中坚，优势的基因近亲繁殖，只能变成怪物。”上海一所知名高校的老师这样对记者说。

　　专业“南北鼎立”绝不相互送研究生

　　顾海兵认为，由于中国高校严重的近亲繁殖程度，其学术性、创新性、创造性低下就是极其自然的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也认为，学术研究的“近亲繁殖”是造成中国最近十几年来，学术创新缺乏重大成果的主因。

　　马天亮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导师确定的，实际上，他对导师定的题目兴趣并不大，但从读研开始，导师就确定了他的研究方向。马天亮后来才知道，自己的研究课题也是导师在做的一个大课题的子课题，而导师带的几个博士、硕士生的研究课题也基本上都在导师的大课题范围内。“导师有导师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只能在导师的框框下进行研究。”马天亮说。

　　马天亮所在的专业和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同专业“南北鼎立”，两家的观点也各成一派，虽然表面上都很客气，但实际上暗中较劲，互不买账。

　　马天亮告诉记者，他听师兄说，两个专业的学生十几年来从没交流过，“我们系的本科生，除非换专业，只考本系，不可能去考北京那所学校，硕士生考博士也是如此”。

　　朱清时教授指出，自然界中的“物竞天择”保证了基因的多样性，使生物得到进化。而科学领域中思想和方法的多样性同样也保证了科学的不断创新。

　　“如果一个团队都是师生关系，老师的话你能不听吗？”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用一句玩笑阐述了近亲繁殖的危害性。

　　尖子生留校成了难以摆脱的惯性

　　朱清时认为，“肥水不流外人田”思想与“尖子生”选择余地小是造成高校近亲繁殖的主要原因。

　　因为从导师的角度讲，把弟子留在跟前，办起事来更方便，有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从学生的角度来说，留在导师身边，凡事都有人“照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李隼则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存在着人才匮乏的窘境，国内有科研人才培养实力的机构不多，科研梯队的建设还是主要依靠自己培养，自己消化，近亲繁殖不啻是一条高效的人才生产流水线。因此其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的。

　　但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这种合理性所依赖的社会历史条件渐渐地消解了，当下高校近亲繁殖状况更多地由社会心理和人事制度因素造成。

　　“人事部门和负责引进人才的领导也是中国人情关系社会的一分子，在师生之情、校友之谊面前，或出于关怀，或碍于面子，有什么选择，比留自己的毕业生更省事、更自然？”

　　顾海兵认为，高校学术近亲繁殖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中国大陆的不少高校还是一个行政化的大学，行政化大学的层层领导是以追求自己的小圈子利益为目的，而不是以追求学术为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教授都希望用自己的人，扩大自己的地位影响，因此会出现“近亲繁殖”。

　　在很多校长，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校长看来，“尖子生留校”实在是无奈之举。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因为中国不像美国，没有一批水平相当的、最优秀的高校，“因此我们的博士后、博士毕业后，留在国内高校选择余地很小”。

　　不过，顾海兵对此观点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一流学校，不等于所有专业、所有学生都是一流的，因此让自己的毕业生留校任教对本校的学术创新贡献很难说比聘请其他院校的毕业生任教对本校的学术创新贡献更大。

　　记者也了解到，一般高校的硕士、博士毕业生很难到一些名校任教，又不甘心到同等水平高校任教，最后还是留在自己的学校了。

　　硕士生、博士生招生导师多倾向于要本校学生

　　在中国的大学里，“考研”、“考博”以及“本硕连读”、“硕博连读”也是高校师资近亲繁殖的重要原因。

　　记者拿到一份2005年的数据，天津某名校物理学院光学专业，12个人报考本校，考上9个，考取比例为75%；3个报考外校，考上1个，考取比例为33%。武汉某名校新闻专业，23个报考本校，3个没考上，考取比例为87%；16个报考外校，考上3个，考取比例不到20%。

　　“对于外校，特别是一些不出名的地方院校的考生，名校或多或少会有些偏见。导师都倾向于要本校或本地的学生，考研中的这种近亲繁殖的现象，是研究生招生中公开的秘密。”上海某名牌高校的硕士研究生李奇(化名)说，他毕业于贵州一所普通高校，考了两次才考上这所名牌高校的硕士研究生，“第一次就是在复试时被淘汰的，以前从来没和这所学校的老师见过面，复试要淘汰也肯定淘汰我们这些外校的”。

　　高校的近亲繁殖现象非常普遍，很多高校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试图改变这种弊端。

　　早在几年前，华东师大就规定每年招收的毕业生中，本校毕业生不能超过50%。2003年，北京大学提出了教师人事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原则上不直接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2005年，中国农业大学面向社会举行过人才招聘会，拿出近1亿元资金“诚招”天下英才。在前来应聘的1300余人中，有近百人是海外归国人员，超过2／3是外校毕业生。而四川省教育厅日前确定的“十一五”期间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主要目标就强调，要严格控制教师的近亲繁殖，普通高等本科学校，具有校外教育经历的教师要达到教师总数的70%以上，其他高等学校具有校外教育经历的教师要达到教师总数的80%以上。

何祚庥：中医不科学马上废止不现实

　　何祚庥，中科院院士，粒子物理、理论物理学家。前些年他说过这样一句引起争议的话:“中国传统文化有90%是糟粕，看看中医就知道了。”

　　而今，又有学者在网上发表“取消中医”的言论，这再次引起了他对中医的关注。

　　见到记者，何祚庥劈头就问:“你准备发多少字，我就给你谈多少问题。”

　　“我的母亲对中医十分反感”

　　10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天色阴沉灰暗，何祚庥穿了一件明黄色的防风衫来到办公室，加上他满头银发，很是醒目。

　　他的语言也和服装一样风格鲜明:“我说话很尖锐，我喜欢讨论尖锐的问题，不怕得罪人。”

　　何祚庥声称自己对于医学是外行，所以事先声明:“物理和医学差得比较远，对于一些医学的细节，比如哪种药好，有毒没毒，我不是专家，我没做过化验分析，我不能评论。但对于中医的一些缺点和严重问题，我相信我的评论还是靠得住的。”

　　何祚庥评论中医的一个准则就是:是否符合科学的原理和精神。“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支持批评中医的，我觉得那些呼吁取缔中医的言论大多数有根有据。”

　　记者:您支持他们(反中医者)的哪些根据?

　　何祚庥: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或者淘汰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在医学里也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这是客观事实，也是普遍规律。不仅中西医之间有，西医和中医内部也存在这个问题。

　　记者:您认为中医和西医哪个落后?

　　何祚庥:事实已经作了回答――西医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医的影响力不断缩小。大家看病都选择西医，只有少数现代科学知识比较少的人才选择中医。这是中西医产生争议的背景。当然中医里也挑得出某些比较先进的医疗技术，但是它在整体上比西医落后。

　　记者:您从来没有看过中医，是吗?

　　何祚庥:我有看中医的经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小时候都看中医。但我母亲对中医十分反感。

　　记者:为什么?

　　何祚庥:我两岁时父亲得伤寒死了。他是学现代科学的人，却迷信中医可以治伤寒。伤寒是传染病，西医治比较妥善。当时，我祖父母和我父亲本人都主张请中医来治，结果治死了。所以，我妈妈十分反感中医。

　　记者:也有可能当时您父亲是被庸医耽误了，并不是中医本身的原因。

　　何祚庥:的确有这个可能。但伤寒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也不难做出准确的诊断，治起来并不难。但中医治起来，就可能延误。西医就治得很快，这就是中医和西医优劣的区别。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弟弟很小的时候，瘦得不得了，人也长不大，脖子也挺不起来。中医虚啊实啊地说了一通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妈妈把孩子偷偷送到西医那里，大夫一看说，奶水有问题。把奶妈请来挤出奶水检测，缺乏蛋白质，导致孩子营养不足。马上改喝牛奶，几天就改观了，这就是科学。
在中国报道生命伦理：采取勇敢的行动

中国的记者与世界其它地方的同行一样，在报道科技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记者们的关键作用之一就是巡视国家和公民之间的边界。即使在政治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的国家，政府看起来也愿意在很多领域让媒体在采纳和有效实施那些负责任的政策方面发挥作用。

上星期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研修班就凸现了这样的领域之一：生命伦理。这个词经常被广泛地解释成涵盖了生命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它在伦理方面的后果——这包括那些涉及到人类克隆到安乐死，以及医疗保障制度的分配等各种话题。

本次研修班由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英国文化协会北京办公室）、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主办，并得到了英国大使馆和北京大学医学伦理学教研室的支持。在这次为报道生命伦理的记者们开设的研修班上，参与者学习到了许多经验。其中之一，就是记者们注意到了在政策法规与实际行为中的差距，这些政策法规被制定出来是为了确保科学的发展是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进行的。

这些差距并非仅仅出现在中国。事实上，它们可能出现在任何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超过了社会有效管理这些变化的能力的国家中。

但是，随着中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记者们需要追踪和报道科学技术如何影响个人及其社区的情况，这比以前更加重要。

外部压力

在中国，有求有效地管理生命科学的压力，部分来自该国期望更加紧密地融入世界经济。中国迫切地希望吸引外国制药公司在中国开展新药的临床试验，该国巨大的人口以及低廉的费用让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比在西方具有诸多优势。

记者们已经迅速地报道了看来逾越了伦理底线的一些案例。其中特别敏感的情况之一，就是临床试验的参与者们是否获得了足够的“知请同意。”实际上，媒体对这些领域争议问题的报道，已经促使政府在这个领域强化了管理措施。（参见中国将发布更严格的研究伦理规定）

记者们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另一个领域，就是揭发科学欺诈行为。本次研修班的讲座之一，剖析了韩国媒体——而不是该国的学术界——在干细胞研究者黄禹锡的倒台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些韩国媒体揭发了黄禹锡伪称克隆出人类胚胎的行为。

中国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中国社科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的邱仁宗教授毫不客气地指出，任何认为中国不会发生类似黄禹锡丑闻的自满情绪都可能高兴地太早了。他在研修班上说，许多导致黄禹锡倒台的因素——诸如迫使科学家生产出突破性的新思想来赚取利润或者弘扬国威——在中国都存在。邱仁宗表示，问题不是中国是否会经历类似黄禹锡的事件，而是何时。

负责任的报道

在本次研修班上，讲座的教师们还强调了有效地报道必须准确，特别是在涉及到科学问题时。例如，有关克隆的新闻报道，需要区分出“生殖性克隆”整个生命体（包括人类）和为了治疗疾病而“治疗性克隆”某些细胞。

迄今为止，中国没有禁止任何关于违反伦理或者争议性的生物医药研究的报道。但是试图调查这些事件的记者们经常遇到各种挑战，包括报道的技术准确性以及许多科学家不愿意与他们交谈等障碍。结果，在中国，报道生物医学研究中出现伦理问题的文章数量稀少。

但是，当科学记者们撰写这类文章时，他们也会发现，自己遭遇了各种非科学的问题带来的不同挑战。实际上，这次研修班表明了报道生命伦理问题意味着需要处理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的许多关键的挑战。

挑战之一是腐败问题以及相关的对权威的滥用。这类问题经常在媒体上得到报道，但是通常仅限于知名的公众人物。科学记者们证明了这个问题也存在于生命科学领域，不论它是为了获得提升而伪造科研结果，还是捏造知情同意的条件来推动有利可图的临床试验。

另外一个问题是透明度。不符合伦理的行为总是在缺乏公共监督的地方泛滥。但是，如果掌权者不论因为什么原因，限制人们获取本应属于公共领域的信息和数据，那么基于事实的对话就是不可能的。

缺乏透明度对优秀的新闻报道同样构成了障碍。那些不准备充分告知临床试验参与者试验的全部细节的医院，通常也非常不愿意与记者谈及他们试验的细节。

中国政府已经表明了决心，在原则上，它愿意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它已经制定了苛刻的罚则，来处罚那些通过科学造假来滥用公众资金的人。

不仅如此，有关疾病传播的官方数据——例如艾滋病和SARS的数据——比起前几年来更容易获得。这部分是由于诸如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施加了压力。

打破旧习

但是旧习不那么容易废除。一些记者觉得，这类疾病的官方数据往往比疾病暴发时的真正程度更保守。而且，当军方科学家发现中国第一例人H5N1禽流感病毒死亡事件发生在2003年，而不是过去所认为的2005年的时候，没有人通知民事的卫生主管部门。

最近在北京召开的第八届世界生命伦理大会上，记者们被拒之门外。组织者们的顾虑可能有据可依。但是，通过禁止媒体参与这次会议来达到这个目的，对许多参会者——以及希望报道那些正在讨论中的议题的记者们——是不合理的。

实际上，轻易地排除记者们的参与反映了中国许多官员和部分科学家的态度。他们觉得现代科学引起的有争议的问题，包括与伦理相关的问题，应该留给精英们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广泛的公众讨论来达成共识。

但是，由于这些争议问题的程度和影响力随着生命科学对个人生活和社区的影响的增长而增长，负责任地报道这些事情看来就更加迫切了。

正因如此，记者报道生命科学的社会和伦理影响、以及个人和政府对这些影响的反应，将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公共责任。

事实上，可以说通过报道科学的人性的一面，记者正在创建一个重要的文化空间，让人们来讨论那些深刻的话题，诸如生命、死亡和人类尊严的定义——让它们都通过生命伦理学的解析。

负责任的报道会激励公共辩论，而对这些问题进行活跃的公共辩论，很可能比国际压力能更有效地确保中国的新科技革命以一种相称的人性化方式出现。

申请科研经费何时不再熬年头

　　7位30岁出头的青年教授获50万元“微软青年教授奖”奖金。兴奋之余，他们说出科研经费短缺的窘境———
　　10月23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和微软全球副总裁里克·雷斯特在教育部共同为7位获得首批“微软青年教授奖”的优秀青年教授颁奖。这7位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领域的青年教授除了在3年内获得每人50万元人民币的科研资金外，还将有机会到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总部或国外知名学术机构参观访问。

　　这7位30岁出头青年教授都是科研一线骨干，获得50万元科研资金是值得高兴的事，然而，兴奋之余他们向记者倒起了苦水。

　　南京大学的周志华29岁时就破格晋升为教授。他说，在大家眼里，教授是高收入人群，从某种情况上来看也的确是这样，某些知名教授收入比较高，但是做研究的年轻教师收入其实还很低，而科研经费就更少了。中国科技与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要想赶上甚至超过别人需要大量的投入。

　　南开大学的孙文昌教授说，“微软青年教授奖”给年轻教师带来了机会。有了这些经费，就可以与国外开展合作，也可以出席国际会议。青年教师没有经费是很难与国际交流的。

　　清华大学的李三江副研究员为记者算了笔账：“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一个人差不多得2万人民币。而申请到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经费大概20几万，其中规定了国际合作与交流经费不得超过15％，也就能出去一两次。”

　　浙江大学的刘利刚副教授说：“对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博士来说，视野局限在国内。我参加国际交流以后发现外面的世界非常精彩，我跟我的学生讲做论文一定要做最好，发到国际会议上，才能体现你的水平。通过国际交流，我们知道国际上最新的进展在哪里，这对我们开展创新性研究非常重要。但是科研经费不足难以开展国际交流。”他说，科研经费一般是向国家申请，而能申请到多少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个人的学术声望。

　　青年教授刚工作不久，即使发表了几篇优秀的论文，也不可能像一些知名的专家那样申请到大项目。这几位已在国内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教授尚且如此，其他年轻教师的处境就更可见一斑了。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现状已形成一个循环：因为年轻，没有资历和声望，没法申请到更多的经费，很难出好成果；没有好成果，又很难形成学术声望，申请经费仍旧困难。最后只好“熬年头”，熬到老教授退了，自己也成了老教授才可能有出头之日。有些研究项目，就是因为经费而无法大展拳脚。“熬”时间起码10年、20年甚至更长。一个人在科学上最有创新的时段往往就这样“熬”掉了。这对于国家和自己都是巨大的浪费。

　　招收研究生则是另外一个困扰青年教授的问题。一方面他们要招一定数量的研究生组成自己的研究团队，另一方面研究生的工资和各种花费又需要他们来承担，这使本就不多的科研经费更加捉襟见肘。

　　周志华说：“现在很多公司设奖学金对学生投入。然而大家忽视了一个问题：所有的学校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生学习了几年以后都走了，教师依然还在。”

　　微软亚洲研究院高校关系与合作经理张高介绍了6年来和高校合作的体会。他说：“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学生的培养。去年，我们和教育部开始考虑如何帮助青年教授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青年教授对学生素质的提高担负了重要作用，所以从今年开始设立了这个奖项。这种合作从长期看是双赢：一方面企业可以发挥社会带动作用，树立企业形象；另一方面可以让年轻教授更多地了解企业的想法、技术和产品，进而展开合作。这种效应也许要5年、10年或20年才会显现出来。”

　　青年教师是我国教育和科研的主力军，他们有创新的激情、有赶超的抱负，正处在出成果黄金岁月，我们的科研经费为什么不能向他们倾斜，给予更多的支持呢？

热点排行

新闻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