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与973，863，国家基金新闻

高校与973，863，国家基金新闻

　　

清华大学实施基础研究基金纪实：播下创新的种

　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不仅决定一个国家原始创新的能力，而且也决定着一个国家有效地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从而再创新的能力。在很多高校，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开展预先研究，增强其竞争国家、社会和企业各种科技项目的能力，成为学校引导教师投入基础研究的重要措施。1999年，在教育部实施“985工程”框架下，清华大学开始设立校内基金——清华大学基础研究基金，从而开始了有计划地支持各种前期研究的工作。几年来，这一基金为清华大学推动基础研究、促进学科交叉及培养创新人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配套重心：青年教师启动基金+重点项目种子基金

　　“清华大学在实施‘985工程’中，每年有1000万元的预算，用于设立基础研究基金。设立这一基金有四个目的：一是支持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作为科研启动基金；二是为争取国家重点项目做一些预启动，即种子基金；三是想真正促进校内的学科交叉；四是支持前瞻性研究。基础研究基金由校学术委员会主持实施。”清华大学科研院常务副院长王赞基教授说，“校内基础研究基金支持的重点是青年教师的科研启动基金和重点项目的种子基金。”据清华大学科研院统计，在一期“985工程”清华大学基础研究基金资助的项目中，35岁以下的项目负责人只占15.3％。为此，清华大学二期“985工程”基础研究基金一开始就加大了对青年教师的支持力度，让基础研究基金成为青年教师开展研究工作的第一桶金，为青年教师的科研工作打开一个良好的开端。

　　王赞基说，“实际上，清华大学在实施‘985工程’之前就有过对基础研究和重点项目预先研究的资助，只是还没有形成按期实施的计划。”据了解，被商务部评为2005年国家“重点出口培育名牌产品”的同方威视的大型集装箱检查系统，最初就是清华大学拿出十几万元经费支持预先研究，到后来才陆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863”计划、“973”计划等项目的支持，并且成功地实现产业化，成为清华大学培育和扶植重点项目的一个典范。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973”、“863”等国家重要科技计划项目是科研人员及所在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科研能力的重要表现。清华大学历来非常支持教师去竞争国家各类科技计划项目，但申请这些国家项目需要一定的基础和积累，清华大学基础研究基金就是为教师承担国家项目作一些积累和预研。“尤其是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多数还没有实力去争取国家项目。如果他们有创新的动机，却仅仅因为没有科研启动基金而必须跟着年长的教授去做项目，时间长了就可能影响其独立性和创造性。清华大学基础研究基金就是想给年轻教师创造一个机会，鼓励他们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同时，清华大学也希望通过校内基金的方式，由学校拿出一部分经费，来引导和促进学科交叉。”

　　“清华大学基础研究项目研究周期一般是两年，平均每个项目资助经费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如果是学科交叉的项目，有的可以达到20多万元的支持。”从二期“985工程”起，清华大学基础研究基金分出两个专项。一是专门支持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称为“文科振兴基金”；另一个是支持国防和安全领域的预先研究。“基础研究基金进行调整是学校瞄准国家需求，加强相关领域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学校同时也鼓励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研究的交叉。比如，在去年批准的项目中，学校就支持了美术学院与工科院系的两个交叉的项目。”

　　清华大学基础研究基金采取两级评审的制度。支持青年教师的项目额度直接分配给院系，由院系学术委员会评审决定；支持学科交叉、重点项目预先研究和前瞻性研究项目，先由院系学术委员会评审推荐，再经过校学术委员会评审决定。自1999年以来，清华大学基础研究基金共资助了398个项目。

　　基础研究基金成果显著

　　清华大学基础研究基金实施几年来，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比如，基础研究基金资助的“基因剪切信号的识别与分析”项目，研究了基因序列中识别剪切点的方法以及基因剪接机制的作用机理。通过这项研究对设计新的基因识别方法，以及组织特异性药物的设计提出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该研究被邀请在国内重要会议上作报告，并于200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领域，有“21世纪生命伦理学研究”、“流域水资源开发与区域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面向网络的三维动态图形应用基础研究”等多项课题研究成果得到好评。

　　基础研究基金实施的头5年中已结题的196个项目共发表学术论文1969篇，其中被SCI收录的论文849篇，还出版了一批专著；有许多项目实现了很好的交叉合作研究。其中，由土木工程系与力学系合作的“新材料结构分析的广义协调元”项目，在结题时就发表共同署名论文11篇，参加该课题研究的博士生岑松的博士论文还获得2002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根据清华大学科研院提供的情况，清华大学科研院曾对第一期已经结题的196个项目的项目负责人进行了跟踪调查：到2003年底，196位项目负责人共获得国家基金面上和重点项目的支持123项，其中9项为国家基金重点项目，获资助率达62.7％；有102个项目是在校内基金结题时获得，其余21项为结题后1至2年内陆续获得。除国家基金外，还获得国家“863”计划项目20项，“973”计划子课题16项，其他各类国家科技计划43项。在第一期196个已结题项目的负责人中，有10多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3人被评为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1人获霍英东基金，1人入选青年教师奖。

　　当然，上述的成果不见得都是基础研究支持的结果，也有被资助人原有的科研积累和同时获得其他科研资助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正如材料系教授张政军所说，清华大学基础研究基金在1999年对他最初的帮助就是雪中送炭，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中美联合考察川西部植物多样性获得大量第一手宝贵资料

　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和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联合资助下，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科研人员组成的联合科学考察队，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努力，日前完成了对横断山区的云南省西北部和四川省西部植物多样性的科学考察。考察范围包括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县和四川省甘孜州的稻城县、巴塘县、理塘县、甘孜县、炉霍县、德格县、雅江县、白玉县、新龙县。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次考察由昆明植物所组织，考察队成员分别来自昆明植物所、哈佛大学、芝加哥Field博物馆和加利福尼亚州科学院。在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云南省科技厅、四川省科技厅、香格里拉县林业局、四川省甘孜州林业局以及下属各县林业局等单位的支持与协助下，考察队成员克服了高原缺氧、天气变化剧烈以及交通不便等不利条件和因素的影响，顺利完成了既定考察内容。

　　本次对横断山地区植物多样性的考察取得了丰富成果，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更深入的认识和研究横断山区植物区系成分、青藏高原隆升过程中一些特征类群的起源和演化以及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基础。

863计划管理方式重大转变

　　我国863计划管理方式将实现重大转变，从今年开始，863计划将对非保密类的立项课题采取网上公告方式，公开课题承担单位、课题负责人以及课题经费等相关信息；着手建设并完善863计划管理信息系统。据了解，仅此一项措施，就将使863计划90%以上的信息得以公开。

　　在8月23日召开的“十五”期间“863”计划第二届领域专家委员会和主题专家组成立大会上，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说，“十五”以来，“863计划”在管理方式上不断探索和完善，如分设专家委员会和主题专家组，实行专家分层管理，明确规定专家本人不能承担具体课题，以避免“运动员兼当裁判员”的现象。在加强监督方面，成立了863计划监督委员会，对863计划全程工作进行监督，注重发挥其在重大课题检查、专家换届等工作中的作用；同时着手建立专家信用记录。

　　尽管如此，马颂德认为“863计划”在监督管理方面仍有许多待改进之处。他说，“十五”之前，“863计划”民口15年的累积经费只有58亿元，而“十五”期间5年的经费就达150亿元，投资力度明显增大，涉及范围大大拓展，而科研管理的公开、公正性却未能同步增强，这方面引发的批评不少。

　　具体表现在：监督委员会成员事务偏多，年龄偏大，权限偏小，监督力度有限；少数政府官员干预课题的发展方向；随着企业参与课题的程度越来越深，“请客送礼拉关系”的现象有所增加。对课题经费500万元以上的课题组的检查表明，个别课题组“雷声大，雨点小”，研究未尽努力，极个别人甚至不惜弄虚作假。

　　马颂德透露，为改变这一局面，科技部正在建立专家库，对新上课题实行网上评审；着手建立专家信用记录，对申请课题的专家和评审专家的诚信度进行考核。据悉，“863”计划经过战略目标研究和两年多的课题选择与管理工作，6大领域19个主题中迄今已安排4400项课题。科技部决定正式聘任68位科学家为“863”计划第二届领域专家委员会专家，聘任108位科学家为主题专家组专家，以进一步开展中国高技术发展战略研究和“863”计划具体项目、课题的评审工作。

　　有关负责人指出，为了实现863计划继续瞄准世界高技术发展前沿，加强创新，实现从重点跟踪到突出跨越的战略转变的目标，我国将加强支持有望在“十五”期间取得较大成果的课题。对国家拨款经费在500万元以上的课题，进行检查，并对可能产生的重大成果进行评估。同时要严格把好课题验收关，确保课题验收质量。
 
863计划生物和医药技术领域——“药物分子设计核心技术与软件产品的研究开发”

二00六年863计划药物分子设计核心技术与软件产品的研究开发、基于功能基因组和结构基因组的药物分子设计、针对重大疾病的药物分子设计及产品开发重点项目

徐为人  天津药物研究院

来鲁华  北京大学

尤启冬  中国药科大学

方慧生  中国药科大学

刘    刚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李德山  东北农业大学

沈月全  南开大学

黄海洪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孙    辉  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曹俊霞  中山大学

黄志伟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李    松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

龚国忠  湖南国狮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孙    娟  深圳市奥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张世轩  大连理工大学

梁光义  贵州省中国科学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

张健存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刘宏民  郑州大学

任岩峻  辽源市迪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沈卫平  浙江大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李卫华  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

陆    涛  中国药科大学

赵    杰  大连医科大学

刘秉国  海南国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    战  南京长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孙明杰  广州联创思远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谈自然科学基金：科学基金 以人为本

  记者采访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而此时正是他处理完一天的公务、在实验室和学生讨论课题的时间。该校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只要校长不出差，晚上九点半后以及周末和节假日都会在实验室。记者采访刘校长之前，他正在和一个外籍学生谈心，而在采访结束之时，还有一个学生在等他。

    “自然科学基金对人才的培养起了很大的作用。”刘经南说，实际上，很多实验室的试验和分析都是由学生做的。而他在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建议中，有诸多的考虑也都是针对学生的。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零的突破”

    刘经南向记者讲述了他拿第一个基金项目的故事。他在1988年获得基金项目。当时他还是讲师，本来没有资格申请基金项目，但他对此很有兴趣，于是就到有关部门查阅基金项目申请方面的资料，了解怎样申请才能最容易成功。后来，他得出结论：不管是数理化，还是基础性或前沿性的科研，申请的研究项目要有一定的高度，要有战略性的思维方式，才能够打动评委。查阅资料返回后，刘经南把体会写了出来，并请自己所在系的一位副教授牵头，由两位副教授、一位博士生和当时还是讲师的他一同做这个项目。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成功了，而且还被人称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零的突破”。刘经南清楚地记得，那笔基金项目资金是2.5万元，而当时最高的也只有3万元。

    新的武汉大学组建以后，该校更加重视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合校以前，武汉大学是以文理科为主、排名靠前的重点大学。合校后，武汉大学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有所增加。以医学院为例，合校的时候，该院在这方面是1~2项，现在是47项。该院在合校的第一年就从2项增加到9项，第二年20多项，第三年接近30项，今年是47项，此外还有“杰青”项目。

    “这两年学校主要重点抓了医学类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刘经南说，医学涉及人类的健康，生命科学关系人的生命，也关系到人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国家21世纪支持的重点，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武汉大学应该抓住这个发展机遇。医学院原来是个省属学校，在申请国家级的项目方面缺乏经验，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必须打破封闭的心态，其次要传播交流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的经验。相关人员在学校里全面交流经验，进行方向性指导，请外面的专家和基金委有关学科的主任来学校讲授，用这样的方法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量迅速提升。

    刘经南介绍，同样的方法也用在其他学科。拿工科来说，以前武汉大学工科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比较少，在工科方面主要是基础性的、前沿性的共性问题项目的申请。这些年，国民经济发展对工业发展有了基础性的要求，水资源、水电工程、土木工程、电气工程等工学得到很大发展，而工科方面的基金项目申请量也有了明显提高。

    刘经南说，近几年，武汉大学在该领域的排名为7~9位，项目一般为100多项，今年初步统计是177项左右。

    “自然科学基金对我国基础研究的支持很大。”刘经南谈到基金问题的时候非常欣慰。他说，科学基金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可以说，青年基金是瞄准人才的。刚刚拿到博士学位也可以申请青年基金，通过一年的训练，他们博士毕业后可以很快将自己博士期间的成果进一步深化，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一般是通过多年的研究，有一定科研成果、发表很多科研论文的基础上，通过激烈的竞争取得的，这些人的研究方向深入前沿，他们往往是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

    刘经南认为，面上基金的“面”比较大，支持强度也很大，它能较充分地鼓励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推进自由探索。可以说，只要有想法、有一定的环境，就可以申请面上基金。该类基金鼓励自由探索，发挥学者、专家的创新思维，具有前沿性、基础性等特点，使很多人通过一两个方向的自由探索，进而拿到重点基金、重点项目。

    “我本人也是通过一两个面上项目的申请后，得以拿重点项目的。”刘经南说，他的实验室研究青藏高原地壳运动的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提供一些前沿的资料，最后和其他学校一起，在Nature上发表文章，然后再和国外学者继续合作。当时，他们还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作报告，建议被专家认为是最近几年来在这个领域里中国最好的。

    几点建议

    刘经南认为，自然科学基金对推动我们国家的整体基础研究作用非常大。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机制应该说是最公开、公正的，在我们国家所有的基金里，信誉度也是最高的。自然科学基金还在不断发展中，它以项目为主，以方向为主，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主要通过专项突破，实现引领未来。

    “但是，自然科学基金在评审方面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刘经南提出了对自然科学基金的几点建议：

    首先是函审的问题。现在基金支持强度越来越大，“十一五”期间比“十五”期间支持强度增加了，影响面扩大了，申请的人也越来越多，评审的工作量因此也比过去大很多。以前每份申请有5个函审专家评，现在只有3个。函审专家的工作量过于繁重会大大影响评审的效率，也与现在日益增长的申请量相矛盾。

    刘经南建议，每个项目还是应该设立5个左右的评审专家。函审的专家应该建立信誉度，在聘用这些函审专家之前，应该对这些函审专家进行考核，而其本身的公开公平公正度就是一个重要的考核内容。例如，可以通过函审专家写的评语看他们在评审过程中是否认真。可以建立一种评估函审专家的体系，保证函审专家真正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而不是站在单位、部门的利益上，使其评审工作更具公平性。现在，申请者可以提出自己希望回避哪个专家，这个是很好的机制。但是不可否认，有的函审专家学术视野不太高，他们本身对一些科研成果的价值缺乏准确判断，致使一些真正有创意的东西反而被“枪毙”。他认为，保证科学评审的前提，是有一种对被“枪毙”项目的复核机制。最近一两年，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的人越来越多，复核机制相对减弱，刘经南建议，应建立保护少数的复核机制。“虽然说复核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实际上函审的权利还是很大的，通过函审来打分，根据几个指标来打分，分数低的终审就很难上去了，这会造成很多不公平公正的事情发生，也会使一些重要的科研工作难以得到基金的支持。”

    其次，建议建立一个博士生基金。通过这个基金，支持博士在读博期间开展科学研究，也可以使博士在读博期间通过竞争，拿到基金，然后和导师结合在一起，学会申请项目的整个过程和方法，这将大大提升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第三，面上基金应该在基金里面允许一定额度的经费来改善待遇。刘经南说，现在国家所有的科学基金里面都没有支持人的经费，包括科研人员的工资，只有做事的经费。“希望在自然科学基金里面首先突破这一点，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社会上与国际接轨，向全社会招聘一些研究人员来与项目主要申请者一起作为研究者。”刘经南分析说，通过这种机制就能吸引社会优秀的人才参与完成项目。

    第四，建议自然基金的申请应该更开放一点，我们希望增加一个国际合作项目，无论华人或外籍的人都可以参加，在中国工作或聘任三年以上的外籍人员、年工作时间不低于9个月的人就可以申请。刘经南说，很多人担心这样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没有好处，这种顾虑大可不必。虽然是外籍人员，但他们也是实实在在在中国受聘工作，并和中国的科研人员一起形成团队，投入到中国的发展中。现在，很多高校都面临一个问题：一些项目的带头人就是外籍人员，例如武汉大学就聘请了好几个外籍的院长和教授进行重要的基础研究，但是目前还没有外籍人员可以申请基金的机制。建议能否在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上，突破国籍的限制，这种激励机制的建立必将对吸引海外科研人才有很大好处。

科学基金的受益者

    “我们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感情很深。”当得知记者是为了自然科学基金的问题来采访时，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生殖发育研究室主任孙蒙祥显得异常激动。他告诉记者，他们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跟基金委的长期支持是分不开的。

    据介绍，孙蒙祥是杨弘远院士的博士生。1994年博士毕业后，他拿到了国家自然基金委资助的第一笔科研经费，金额11万元，在当时已经是很高了。孙蒙祥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基金委不是一个被动的、只根据大家提出的申请就分配科研资金的机构，而是一个积极的科研项目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孙蒙祥举了一个例子：当时，基金委细胞口的负责人本身就是一个教授，对本领域的发展趋势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他本人还经常做实际调查，了解国内细胞领域究竟有哪些比较突出的亮点，哪些研究方向值得资助。对那些已经获得资助的有特色的项目，他也给予了长期不懈的关注，还经常实地了解这些项目的进展情况。与此同时，他还培养和带动了一批年轻的负责人卓有成效地组织基金委项目。“把有限的钱放在很可能出成果的地方，还可以保证了项目的实施。”

    孙蒙祥教授说，他本人包括他的导师杨弘远院士在内，都是基金委资助的受益者，先是小的面上基金，然后是重点基金，再后来是重大研究项目。前不久，他们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这是积累了20多年工作的一个成果，也与基金委的资助是分不开的。他个人的成长、课题组这么多年能坚定不移地朝一个方向持续研究，科学基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教授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比较严谨的，也是卓有成效的，尤其在公正、透明性方面有口皆碑。他也希望为基金委做一些呼吁：“基金委应该也有能力管理更多的科研资金，这样更有利于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提高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生殖发育研究室由杨弘远院士创建。上世纪70年代末，杨弘远与周嫦在水稻花药培养实验中，意外地观察到子房中出现异常的变化，他们抓住这一偶然的发现，由未传粉子房中培养出单倍体植株，并于1980年在《遗传学报》上报道了这一研究结果。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慎重而果断地作了研究战略的转移和布署，开始了长达10年关于离体雌核发育的实验研究，和研究生一起相继在多种植物中通过未传粉子房与胚珠培养诱导出单倍体植株，继而从胚胎学上揭示了“离体孤雌生殖”与“离体无配子生殖”两种类型的发生与发育规律。

    1981年，他们于在国际刊物Plant Science Letters发表了第一篇原始研究论文；1982年，在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上又发表了首篇关于这方面的综述，引起了国际同行的重视。在国家基金委的资助下，他们开始进一步探索子房内的核心部分胚囊的分离。胚囊是受精的场所、孕育胚和胚乳的温床。胚囊的分离不仅提供了一种整体观察胚囊结构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开拓了直接操作生活胚囊的前景。1982年，他们在《植物学报》上发表了这一研究结果，1985年在国际著名刊物Planta中作了更全面的报道。此后，国内外不少单位都开展了分离胚囊的研究，并推进到卵细胞分离，为20世纪90年代离体受精的突破奠定了一方面的基础并于1991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杨弘远院士敏锐地觉察到发育生物学是21世纪生命科学前沿学科之一，而植物生殖生物学正在融入发育生物学这个更宽阔的学科领域，从而因势利导提出发展植物发育生物学的战略目标。1992-1996年，他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植物性细胞操作系统的创建与发育生物学研究”，1998～2001年，他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植物受精与早期胚胎发生过程中基因表达的发育生物学”。在植物生殖发育领域开展了积极的探索。

    孙蒙祥1994年于武汉大学获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曾在荷兰、意大利、德国等从事博士后研究或合作科研，1999年回国，现任武汉大学植物发育生物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植物生殖发育与生殖工程研究室主任，植物发育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被子植物生殖发育。在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下，他长期坚持从事植物生殖生物学研究。主要着力创建离体受精和胚胎发生研究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受精与胚胎发生的机制。他先后创建了烟草胚囊及卵细胞大量分离技术和PEG诱导的单对细胞融合技术，为开展我国植物离体受精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在烟草中完成了体外双受精，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植物雌雄配子相互作用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此外，他领导的课题组先后创建了油菜裂外壁小孢子胚胎发生、烟草合子离体胚胎发生等研究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胚胎发生早期细胞的极性与不等分裂的机制、胚胎发生轴向选择与模式建成机制等。近年来先后获得教育部“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基金，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先后主持科研项目二十余项，包括科技部“973”项目“胚胎发育中细胞分化的调控机理研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被子植物受精前后卵细胞发育的细胞分子机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被子植物受精和早期胚胎发生过程中配子信息的分子本质与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被子植物胚胎发生早期顶－基轴向确定及细胞命运抉择”等。

    目前一批年轻学者又加入该群体，组织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植物生殖发育生物学创新群体”，正深入探讨植物受精与早期胚胎发生的分子机制。通过多年的研究，该科研集体在植物生殖与发育生物学领域上了一个又一个新台阶。已先后获得1991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2003年湖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武汉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的王取泉教授也是一个基金的受益者，他所做课题的主要资金来源是自然科学基金。他认为，如果没有基金的支持，就无法继续自己领域的研究，基金也给了他所带领的十多个研究生很多支持。

    王取泉曾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美国Texas大学从事访问研究或做博士后研究。2003年回国，建立基于半导体量子点的固态量子计算和量子信息研究的超快光学实验室。现任武汉大学物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光学专业研究室主任。近年来先后获得教育部“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基金。先后参加或主持过科研项目十余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863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发表SCI研究论文四十余篇。

    2001年，国际上在以半导体量子点为载体的量子计算的量子信息处理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该研究领域很快成为物理学前沿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当时，王取泉正好在C.K. Shih教授课题组进行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实验研究）基本上是空白。他2003年回国后，在武汉大学刘经南校长等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开始在武汉大学物理学院建立了基于半导体量子点的固态量子计算和量子信息研究实验室。在此基础实验条件和相关研究积累的支持下，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先后承担了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分别是：半导体低维体系中自旋动力学过程的研究；半导体量子点中量子比特旋转和量子逻辑门的研究以及半导体量子点的单光子发射与Rabi振荡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一些阶段性研究成果，部分成果发表在Phys. Rev. Lett.和Appl. Phys. Lett.等物理专业权威期刊上。王取泉主持的主要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半导体低维体系中自旋动力学过程的研究（2006.1~2009.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半导体量子点中量子比特旋转和量子逻辑门的研究（2005.1~2007.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基金项目，半导体量子点的单光子发射与Rabi振荡的研究（2004.1~2004.12）。他主要研究方向有：半导体量子点的非经典光发射特性；基于半导体量子点的量子比特操控和量子逻辑运算；半导体量子点和量子阱的自旋动力学特性；低维纳米材料的发光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