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首聘教师教育特聘教授

　　

上海首聘教师教育特聘教授

　　 酝酿已久的上海教师教育特聘教授制今天终于出台《评聘试行办法》。今后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就读的师范生将配备高校“教育理论”和一线“教学实践”双导师，一批久负盛名的中小学特级教师将以师范生“导师”的全新身份，受聘两所高校成为首批特聘教授。

　　随着师范生免费教育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教师教育的话题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上海市教育科学院副院长顾泠沅告诉记者，长期以来教师教育存在两个怪圈，制约着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整体质量的提升。一是从未上过中小学讲台的专家教授在教师范生如何上课；二是越来越多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学名师因年龄逐步退出讲台。

　　作为教师教育体系的重大突破和基础教育改革的全新尝试，上海此举将使中小学的教学名师资源变“学校所有”为“共同财富”，打破师范院校理论教学与中小学校实践教学的壁垒，整合全市优秀师资共同培育“未来名师”。

　　据介绍，首批特聘教授将在基教领域成绩卓著的特级教师中产生，他们将与两所师范院校共同开展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项目的合作研究，并参与课程建设、课程教学、实习基地建设等，在教师教育体系的改革实践中发挥示范、辐射和核心作用。在取得一定成效和经验的基础上，这一政策将逐步推开。

　　据悉，这些特聘教授每年将有1/3左右工作时间服务于全市基础教育和两所大学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工作，他们在任职期间，享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提供的特聘教授津贴，并要接受中期和期满考核。这两项考核结果将成为特聘教授岗位续聘或解聘的重要依据。

《中国教育报》2007年3月8日第1版
 
 
云南师大教授两次剽窃输官司 媒体称其"剽客"  
 
　　他是被称作“公众人物”的云南师范大学的教授，因为他曾经两次抄袭他人作品，并在南京和昆明两地输了官司。

　　在这些官司都已经彻底了结后，有篇文章送了他一个“学术腐败第一人”的头衔。该文令他拍案而起，并起诉到法院，索赔50万元，理由是文章严重侵害了他的名誉权。昨日，五华区人民法院就此进行了审理。

　　行业报纸：他是“学术腐败第一人” 

　　《竹藤产业导报》系竹藤产业领域内的一份权威刊物，由云南省竹藤产业协会，云南竹藤产业研究发展中心及西南林学院竹藤研究所共同主办。该报2005年第一期刊登了一篇文章，在阐述“伪学术”的危害时，该文例举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典型案例”。

　　该文写道：云南师范大学有一位被称为“抄书匠”的教授谭某，此人在自己主编的两部书中，擅自使用了他人同类著作中的数十万字内容，分别占到了其书内容总量的67.8%和77.8%之多，而且，抄袭的方法非常拙劣。“剽客”谭某如此创纪录的抄袭比例，堪称“学术腐败第一人”。

　　两次官司：大学教授被判侵权

　　这位“谭某”究竟是何许人也？文中所写到的其“恶劣行径”又是否属实？

　　此人名叫谭宏超，系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同时，也是该校下属的竹类研究所所长。2002年初，远在南京的周纯芳教授一纸诉递到当地法院，状告素不相识的谭宏超剽窃其著作。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确认此剽窃行为确实存在，并判决被告谭宏超立即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10万，并在《光明日报》上刊登公开道歉声明。

　　就在这起跨省官司结束不久，辉朝茂等三位云南教授又联名对谭宏超提出起诉，其理由同样是自己的作者遭到对方“严重侵权”。谭面对这起诉讼的说法是：“我的书中确认存在抄袭，但那是我的助理所为。”最后，该案仍然以谭的败诉而告终。

　　大学教授：告诽谤索赔50万

　　“他有无数次实施剽窃的劣迹，难道这些都是我们编造的不成？”作为涉嫌侵权文章的编辑，谭宏超的“死对头”之一辉朝茂教授说，当去年底接到法院发来的起诉状副本时，他非常吃惊。

　　被同时例为被告的，还有《竹藤产业导报》封面上载明的三家主办单位，云南省竹藤产业协会，云南竹藤产业研究发展中心及西南林学院。

　　昨日上午，五华区人民法院开庭进行了审理。谭宏超在诉状中称：他以前惹上的那些著作权纠纷早就已经解决，他也已经按照判决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四被告却利用上述判决，在其掌握的杂志和相关网站上无端扭曲事实，公开诋毁、诽谤其名誉，称其为“剽客”和“学术腐败第一人”。而且，还在那篇诋毁的文章中，将其描述为“头衔吓人，著述惊人”、“精神忧郁，代谢紊乱”。因此，请求判决四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在媒体上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和经济损失50万元。

　　被告律师：写出真面目何来侵权

　　针对起诉，第一被告代理人李春光律师反驳：“那篇文章的内容全部来自于南京和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书，谭宏超多次实施剽窃的行为在业内可以说是人尽皆知，文章仅仅只是写出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这位大教授的真实面目而已，何来诽谤，何来侵权？”

　　原告谭宏超的代理人在阐述谭的名誉确实遭到了损害的理由时，特意说到：文章中称谭为“剽客”，很容易被人误以为是“嫖客”。

　　庭后，谭宏超接受采访时显得“非常委屈”。他告诉记者：他是云南省“竹藤产业第一人”，有人来诽谤他、中伤他，完全是眼红他能很好的把竹藤业产业化，而实现了发家致富。但是，在被官司缠身而“麻烦不断”的这几年，他损失非常严重，不下好几百万，而云南的整个竹藤产业也因此而退步了好几年。
 
 
韩国科学技术院教授们的“天堂和地狱”

在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里，能力和业绩将教授们分在“天堂和地狱”。

8日，该大学首次将电子电算学科教授金忠基（64岁）、生物化工学科教授李相烨（42岁）和物理学科教授张基柱（53岁）三人任命为“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

韩国科学技术院校长徐南杓去年公布大学发展蓝图时曾承诺引入该制度。

简而言之，杰出教授就是取得世界水平的研究业绩和教育成果的教授。杰出教授需要得到校长、副校长、单科学院院长和学科长的推荐后，接受国内外专家的评价，然后被任命。

杰出教授会享受到至高无上的荣誉和特权。他们的年薪会提高30%以上，即使到了退休年龄，也可以享受继续被任用为非专任教授的待遇。

但是，对于讲义受到“不怎么样”的评价的教授，韩国科学技术院会在其在职期间强行取消授课。

上学期，A教授一直没能上课，虽然这不是自己的意愿。因为，据校方对学生的讲义评价等资料进行综合评价后得出的结果显示，A教授的讲义不好，因此，校方称“请进一步研究教材”后便没再给他安排课程。

据悉，如果连续三次以上没有被安排课程，校方就会在内部制定辞退的方案。

学校的一位负责人说：“A教授的事例作为强力的警告信息不断传开，当时互相叮嘱要小心的紧张气氛还历历在目。”另外，韩国科学技术院今年在国内首次引入的“终身职位制（Tenure）”是真正只让有能力的教授生存下去的制度。从今年开始，进入该大学的教授将不分新老和经历，都将在7年以后接受能力和业绩评价，然后决定得到退休年龄保障或离开学校。

韩国科学技术院教学副校长张舜兴说：“至今为止，终身职位制都是在成为正教授的7年以后实行，而且，即使得到较低的评价也不会离开，并续签合同。但是今后，只要得到不好的评价，就不能留下来。”

“知名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 干啥去了？ 

    南京某高校学生小许今年大四了。提起当年报考这所大学，小许有点不甘心，“大学的简介中写着，拥有多少院士和名教授，看得我热血沸腾，以为来到了一个科学圣殿。”眼见要毕业了，小许只在学术讲座上远远看到过这些名家，却没有真正上过他们的课。“唉，在学校里我们本科生真的就是弱势群体。”（3月6日《现代快报》）     比起小许来，我们那一代人就幸运多了。我于50年代末进南京某大学读本科，四年中，都是本校的一些名教授亲自给我们上课，有时还面对面地进行辅导。也许有人会说，此一时彼一时嘛。确实，现在本科扩招，带来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学生多名教授少。但是否少到连本科生的课都上不过来呢？我看不见得。如果这是真的，为何要在简介说“拥有多少院士和名教授”，这不是忽悠人又是什么？那么，知名教授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不少名校教授们的精力多专注于科学研究，带研究生，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去了，难怪无暇为本科生上一节课了。

    我不反对名教授带研究生，搞学术活动，但如果不确保本科教育质量，使本科生成了“被遗忘的角落”，那只能说是一种本末倒置。本科的基础不打好，研究生的质量能保证吗？建在沙滩上的高楼是不牢靠的。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要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这次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沈健提出，淡化本科教育带来的问题是“现在的本科生，不如以前的大专生；现在的研究生，不如以前的本科生。”人才招聘市场流传的这句话显示，尽管大学生越来越多，但教育质量却越来越低。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要做的工作很多。除了要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有计划地把好扩招关，确保生源质量外，重要的是扩大名师队伍，提高师资质量。教学的根本问题是教员问题。当务之急是知名教授要归“位”，让他们宁可少带几个研究生，也要抽出时间给本科生授课，切实帮他们打好提高深造的基础。对此，教育部日前要求，不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的教师不得被聘为教授、副教授职务。这个规定很有必要，也很及时。同时要以老带新（以知名带一般）或通过专业培训等方式，大力提高青年教师的质量。

    不过，话说回来，知名教授不教本科生，并非全是教授的责任。这恐怕与“名校情结”有关。既然社会对高等名校的评价往往以培养多少研究生，出多少研究成果为标准，那么一些高校忽视本科教学，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要让知名教授归“位”，宜乎在高校的评估体系上做文章，或在待遇政策方面作些倾斜。作为知名教授来说，也要名副其“识”，少一些浮躁之气，多一些脚踏实地，力争多做一些打基础的工作。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会步中学“应试教育”的后尘，不仅素质教育受影响，而且有违教育的公平正义，影响学校乃至社会的和谐。

考研：师从富教授，学生有“钱途”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考研准则。”陈磊（化名）说。

    选一个好导师太重要了！顶着春运高峰，陈磊第二次奔赴上海。王老师是他报考的这所沪上名校的著名“老板教授”，有资源，有项目，有经费，每年报考该专业的学生中都会有一半以上将其作为首选导师，“再怎么样也得先联系
联系”，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成绩还没有公布，陈磊已经提前投入准备。

师从富教授，学生有“钱途”

    像陈磊这样为选导师几经周折的学生绝不是少数，要跟有“钱”途的导师，成为许多学生的共识。

    不久前，某点评老师网站发布的“中国教授富豪排行榜”，成为近期一个热门话题，在各大网站的转载报道中，排行榜被形容成学生的考研依据。

    陈磊便认为选导师一定要考虑导师的相关条件，“关键是方向要有前途，通俗一点说就是经济前景好”，和十几年前学生考研只考虑导师的学术水平不同，陈磊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解决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王老师有项目有经费，跟这样的导师学习既充实了研究生活，还有额外的补助，而且他路子多，以后找工作还有帮助，一举数得啊。”

    长期关注教育问题的学者顾海兵认为，放在一个大背景下来看，社会和经济发展，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已经不是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现在研究生数量增多，师生关系的确定需要进一步的制度探索。

    但是，“名师出高徒”演变成“‘钱’师出‘富’徒”，已经不仅仅是一两字之差别。

挑导师现象一直存在，现在的学生更世故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中央教科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程方平说，“长期以来就是这样。”

    程方平1979年考取研究生，他坦言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感觉就已经存在。当年学生比较少，考入以后直接分配导师，有人跟的是教授，有人跟的是副教授，就会有一些不同。“类似现象一直存在，只是现在太露骨，太世故。”

    上海某名校生物系一位硕士生就曾经被他的师弟吓了一跳，这个男生突然冲进来问了一连串问题，“贵系王雷（化名）老师怎么样”，“你们实验室好发论文吗”，得知老师的试验快出成果了，赶紧跑去找导师，说“我是想踏踏实实做点研究的，我对您的方向很感兴趣”，不出所料，该男生的名字很快被挂在了论文成果上。

    还是这个系，有位博导招博士生报考人数年年超额，至今不少学生还在“排队”，而有的博导一个学生也招不到。这位博导之所以热门，是因为其门下博士生在读期间，都会有一年到美国名校做访问学者，“这不是一般导师能做到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周志忍对学生的想法很了解：“有的老师跟外界联系比较多，有利于学生找工作；有的导师有国外背景，有利于出国；家里困难的学生选择补贴高的，想做学问的学生选择名气大的，以后想考博士的学生选择博导。”

    选导师就像投胎，关键还得靠自己

    不过，即使跟了比较牛的导师，你也不一定能见到他。

    北京一所理工类高校电子系的曹力（化名）几经周折选中一位博导，没想到一年只见了一次面，平时只有跟着“小老师”做项目。曹力介绍，“小老师”是普遍现象，博导一般比较忙，只好让手底下的博士、副教授来帮忙带学生，“能学到多少东西，主要靠自己研究”。

    李明（化名）的院士导师，确实有钱，也有设备。可是直到李明进入实验室才发现，导师基本上属于江河日下，“纯粹是靠名气换钱”。研究的东西是20年前的，没有新意，手下的博士生能否顺利毕业都是问题。

    “选导师就像是投胎”，李明极其失望。导师水平本来就有高低之分，很多东西学生报考时不甚了解，从外人来看，还是从名气来衡量导师。真实的情况只有投入其门下以后才逐渐清楚，“我原来还想搞科研的，现在只能尽量了，如果没有机会只能求个毕业了。”

    程方平主任指出，这并不是一个突然的现象，研究生对于导师的选择还是很理性的。研究生阶段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择优并没有什么不对，这在日本更加明显，一个院系就一个教授，教授不退休，其他人都是副教授，学生选择会有强烈的倾向性。

    辩证地来看，知名老师有工作经验和社会资源，会给学生带来很多方便；而名气不大、年轻的老师，也有他的优势，可能思想更开放，要求更多元化，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跟学生在一起，更容易沟通，学生会比跟一个带几十名学生的名导师学到更多的东西。（据《中国青年报》佚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