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性恋、浪漫关系与抑郁：关系质量的作用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Bisexuality, Romantic Relationships, and Depression: The Role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本研究基于美国国家青少年到成年的纵向健康调查（Add Health）数据，分析双性恋成年人在伴侣关系中的质量及其与抑郁症状的关系。结果显示，双性恋者在控制关系类型后仍报告显著更低的关系质量，但低于同性恋群体；高质量关系虽能缓解其抑郁症状，但效果弱于异性恋群体。这表明双性恋者面临独特的伴侣关系压力及更广泛的社会歧视，削弱了亲密关系的心理保护作用。

　　本研究探讨了与异性恋成年人相比，双性恋成年人在关系质量上的差异，并评估了高质量浪漫关系是否与较少的抑郁症状相关。通过分析美国国家青少年至成年健康纵向研究（Add Health）的数据（1998-2008；样本量为15,701），我们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来比较不同性取向群体的关系质量，并探讨关系质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联系。研究结果表明，双性恋成年人报告的关系质量显著低于异性恋成年人，但与同性恋或女同性恋成年人的关系质量并无显著差异。尽管高质量的浪漫关系对双性恋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但这种关联性较异性恋个体而言更为弱化。研究结果提示，双性恋成年人面临独特的关系相关和更广泛的社会压力，这些压力可能削弱通过浪漫关系促进心理健康的效果。

双性恋成年人在心理健康方面面临更高的抑郁风险，相较于异性恋和同性恋群体（Bostwick, 2012；Bostwick et al., 2014；Meyer, 2003）。这种心理健康差距部分源于双性恋群体所经历的双重歧视，即来自异性恋群体和同性恋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Armstrong & Reissing, 2014；Cox et al., 2013；Dodge et al., 2016；Eliason, 2001；Friedman et al., 2014；Zivony & Lobel, 2014）。在浪漫关系中，双性恋个体常被贴上诸如“性欲旺盛”、“困惑”或“不忠”的负面标签（Dodge et al., 2016；Friedman et al., 2014；Zivony & Lobel, 2014）。此外，双性恋群体可能会内化这些负面刻板印象和歧视，从而加重他们的心理负担，导致更高的抑郁风险（Bostwick, 2012；Hall, 2018；Pollitt & Roberts, 2021；Velasco et al., 2024）。

对于大多数成年人而言，亲密关系是抵御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保护机制（Braithwaite & Holt-Lunstad, 2017；Umberson et al., 2010）。确实，亲密伴侣是主要的社会支持来源和情感照顾提供者，能够减轻日常压力和心理健康问题（Braithwaite & Holt-Lunstad, 2017；Donnelly et al., 2019；Hsieh, 2014；Hsieh & Liu, 2019；Sarno et al., 2022；Umberson et al., 2010, 2013）。然而，以往针对双性恋群体的研究发现，他们并不从浪漫关系中获得健康益处，这表明双性恋个体的关系保护机制可能与异性恋或同性恋个体有所不同（Feinstein et al., 2016；Feinstein & Dyar, 2017；Hsieh & Liu, 2019；Hsu & Mernitz, 2024）。

学者们推测，双性恋个体可能在关系质量上比异性恋、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群体更低（Hsieh & Liu, 2019；Smith et al., 2022），这可能会削弱浪漫关系对心理健康带来的好处。在异性恋和同性恋关系中，高质量的浪漫关系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Donnelly et al., 2019；Du Bois et al., 2019；Mernitz et al., 2020）。相反，困扰关系则会增加抑郁相关问题的风险（Kiecolt-Glaser & Wilson, 2017）。截至目前，尚未有针对双性恋成年人的关系质量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大规模研究。因此，本研究利用Add Health的Wave 1和Wave 4数据，旨在探讨双性恋成年人是否报告了与异性恋、女同性恋或男同性恋群体不同的关系质量，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关系质量如何与抑郁症状相关联。

双性恋个体在心理健康方面处于最不利的地位，特别是在抑郁风险方面（Bostwick, 2012；Bostwick et al., 2010；Feinstein & Dyar, 2017；Hsieh, 2014；Institute of Medicine, 2011）。当与其他性少数群体单独比较时，学者们发现双性恋个体面临着来自异性恋和同性恋社区的双重负面刻板印象，如被视为“性困惑”、“放荡”或“在恋爱关系中不忠”（Dodge et al., 2016；Friedman et al., 2014；McLean, 2007；Smith et al., 2022；Zivony & Lobel, 2014）。这种双重歧视可能增加双性恋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风险（Velasco et al., 2024）。由于缺乏社会接受度和社区资源，研究还发现双性恋个体在向朋友和家人披露其性取向方面不如同性恋个体（Barringer et al., 2017；McLean, 2007；Scherrer et al., 2015）。此外，双性恋个体在关系中获得的情感和经济支持较少，而这些支持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Hsieh, 2014）。

浪漫关系通常能为年轻人提供抵御心理健康问题的保护作用（Braithwaite & Holt-Lunstad, 2017；Feinstein et al., 2016；Still, 2021；Whitton et al., 2013）。这些承诺关系通过提供情感支持、鼓励健康习惯、调节不良行为以及共享经济资源，带来健康益处（Carr & Springer, 2010；Donnelly et al., 2019；Hsieh & Liu, 2019；Waite & Gallagher, 2001）。然而，大多数以往的研究集中于异性恋关系（Braithwaite & Holt-Lunstad, 2017；Carr & Springer, 2010；Liu & Umberson, 2008；Umberson et al., 2013；Whitton et al., 2013），而只有最近才开始探讨这些健康益处是否也适用于性少数群体的同性关系（Feinstein et al., 2016；Mernitz et al., 2020；Newcomb, 2020；Reczek, 2020；Reczek et al., 2017；Whitton et al., 2018）。

目前的研究尚未充分探讨双性恋群体。那些区分双性恋个体与其他性取向群体的研究通常发现婚姻（Hsieh & Liu, 2019）或其他类型的浪漫关系（Hsu & Mernitz, 2024）对双性恋个体的健康益处有限。例如，在一项全国概率样本研究中，Hsieh和Liu（2019）未能发现婚姻状态与更好的身体健康之间的关联。相反，他们发现，控制了社会经济资源和健康行为后，已婚的双性恋个体报告的健康状况不如未婚的个体。他们还指出，只有同性关系对双性恋个体的健康有益，但大多数双性恋个体处于不同性别关系中（Hsieh & Liu, 2019）。对于年轻成年人而言，参与浪漫关系反而可能对双性恋年轻人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Feinstein et al., 2016；Whitton et al., 2018）。在一项社区样本研究中，Whitton等人（2018）发现，双性恋个体在恋爱关系中经历的心理压力大于单身或未结伴状态。现有证据表明，双性恋成年人在关系中可能面临更高的心理健康问题风险，无论他们处于何种类型的关系中。

尽管如此，考虑到双性恋个体面临更高的抑郁风险（Bostwick, 2012），高质量浪漫关系中蕴含的心理社会资源可能为他们提供比其他群体更多的心理健康益处。例如，Hsieh（2014）发现，情感支持和友谊对不同性取向群体的健康益处存在差异，双性恋个体在拥有足够知己的情况下获得的健康益处大于异性恋个体。因此，对于双性恋个体而言，处于高质量关系中——即与伴侣建立情感支持和接纳的关系——可能比其他群体更能带来心理健康的好处，尤其是考虑到他们较高的心理压力水平。

基于现有证据，本研究有两个主要目标：（1）探讨双性恋成年人是否报告了与异性恋和同性恋群体不同的关系质量，并确定这种差异是否由他们更倾向于处于非承诺关系（如约会而非婚姻或同居）所驱动；（2）评估关系质量如何与抑郁症状相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在不同性取向群体中是否存在差异。此外，我们还探讨了双性恋成年人是否从高质量关系中获益更多或更少。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双性恋成年人报告的关系质量将显著低于异性恋和同性恋成年人。

**假设2**：双性恋成年人关系质量的降低部分是由关系类型造成的。

**假设3**：关系质量与所有性取向群体中的抑郁症状呈负相关。

**假设4（探索性）**：关系质量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在不同性取向群体中存在差异。

研究的数据来自美国国家青少年至成年健康纵向研究（Add Health）的Wave 1和Wave 4数据（Harris et al., 2019）。Add Health是一项全国代表性研究，最初在美国的80所高中和52所初中进行抽样。Wave 1的数据是在1994-1995学年收集的（样本量为20,745），而Wave 4的数据是在2008年收集的，此时参与者年龄在24至34岁之间（样本量为15,701）。我们选择Wave 4的浪漫关系数据，因为该波次的数据涵盖了参与者成年后的关系状况，能够更好地反映他们长期的关系质量。

在描述性结果中，表1展示了不同性取向群体的描述性统计数据，以及关键指标的双变量回归结果。研究发现，双性恋成年人报告的关系质量（28.09）显著低于异性恋成年人（29.42），但仅略微低于同性恋或女同性恋成年人（29.44，p < 0.1）。虽然双性恋与异性恋成年人之间的平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8.09 vs. 29.42），但这种差异的幅度相对较小。考虑到总体平均关系质量，这种差异并不显著。此外，研究还发现，双性恋成年人在关系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他们更可能处于非承诺关系（如约会）而非婚姻或同居关系，这可能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关系质量。

在讨论部分，研究指出，双性恋成年人的关系质量与心理健康结果之间存在显著联系。这与之前的研究推测（Hsieh & Liu, 2019）和我们提出的第一个假设一致，即已婚的双性恋成年人报告的关系质量显著低于异性恋成年人。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控制了关系类型后，双性恋成年人仍然报告了较低的关系质量，这与我们提出的第二个假设相矛盾。这表明，双性恋成年人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关系质量较低，无论他们处于何种类型的关系中。这一发现可能源于双性恋群体所面临的独特压力，包括来自伴侣、家庭和社交圈的刻板印象和歧视，这些压力可能影响他们对关系的满意度和安全感。

研究还发现，关系质量对所有性取向群体的抑郁症状有显著影响，支持了我们的第三个假设。然而，这种影响在不同性取向群体之间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双性恋个体中，高质量关系带来的心理健康益处可能不如异性恋或同性恋个体显著。这一结果可能与双性恋群体在关系中经历的额外压力有关，例如来自伴侣的不接纳、身份认同的压抑以及对关系稳定性的担忧。这些压力可能削弱关系对心理健康带来的积极影响，使得双性恋个体即使处于高质量关系中，也无法获得与异性恋或同性恋个体相同程度的心理健康益处。

此外，研究还发现，双性恋个体在关系中可能面临更高的压力水平，这些压力可能源于他们的性取向本身。例如，双性恋个体可能在关系中感受到来自伴侣的不接受或不认同，这种现象被称为“双性恋否定”（binegativity）。这种否定可能表现为伴侣忽视或否认双性恋身份，如将其视为“阶段”或要求双性恋个体“证明”自己的性取向（McLean, 2007；Scherrer et al., 2015；Mernitz et al., 2022）。这些负面互动可能导致双性恋个体在关系中感到不安全，从而影响他们对关系的满意度和整体心理健康。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个体也会经历关系相关压力，但这些压力往往来自外部环境，而非来自他们的伴侣（LeBlanc & Frost, 2020）。相比之下，双性恋个体可能更频繁地在关系中感受到来自伴侣的负面态度，这可能进一步加剧他们的心理负担。因此，双性恋个体可能更容易处于低质量的关系中，无论他们处于何种类型的关系中。

在讨论研究结果时，我们发现，已婚的双性恋成年人报告的关系质量显著低于异性恋成年人，但与同性恋或女同性恋成年人的关系质量并无显著差异。这一发现可能表明，双性恋个体在关系质量上的差异并非完全由关系类型决定，而是受到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影响。此外，我们还发现，关系质量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但这种关联在不同性取向群体中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双性恋个体在高质量关系中获得的心理健康益处可能不如异性恋或同性恋个体显著。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双性恋成年人在关系质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复杂联系。尽管高质量的浪漫关系对所有性取向群体的抑郁症状有积极影响，但双性恋个体可能面临更多的关系相关和更广泛的社会压力，这些压力可能削弱关系对心理健康带来的保护作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双性恋群体在关系中的独特经历，并探索如何通过改善社会接受度和提供更多的支持资源来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同时，研究结果也提示，针对双性恋群体的心理健康干预措施应考虑其在关系中的特殊需求，并采取更加包容和多样化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