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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结直肠癌（CRC）幸存者污名与社交疏离之间的关系，锦州医科大学研究人员开展相关研究。结果显示，污名可通过家庭照护和自我效能直接或间接影响社交疏离。该研究为改善患者状况提供新思路，助力提高其生活质量。
在健康医学领域，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已然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健康威胁。2020 年全球癌症统计数据显示，CRC 新发病例高达 190 万，死亡人数达 93.5 万，在所有恶性肿瘤中，发病率位居第三，死亡率位居第二。而在中国，其发病率位列第二，死亡率虽为第四，但也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
对于癌症幸存者来说，他们在完成原发性肿瘤治疗后，仍面临着沉重的心理社会负担。其中，社交疏离现象尤为突出。社交疏离指个体缺乏社会归属感、与他人联系少、社会化程度低、缺乏满意且高质量的人际关系。这种状态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还会加重家庭和社会的负担，甚至是自杀行为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以往研究表明，性别、居住情况等因素可能影响社交疏离，但对于 CRC 患者，这些变量的影响尚不明确，且患者的疾病阶段、治疗方式（如放疗、造口状态）等也可能产生影响。同时，污名（Stigma）作为一种因疾病带来的负面情感体验，被认为是影响 CRC 患者社交疏离的主要因素，可患者的污名感究竟如何具体影响社交疏离，却并不清晰。在此背景下，开展一项针对 CRC 幸存者污名与社交疏离关系的研究就显得极为必要。
锦州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挺身而出，勇敢地迎接这一挑战。他们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旨在探究家庭照护和自我效能（Self - Efficacy）在 CRC 幸存者污名与社交疏离之间的中介作用。经过一系列严谨的研究，他们得出了重要结论：CRC 幸存者的污名和社交疏离处于中等水平，污名既能直接导致社交疏离，还能通过家庭照护和自我效能间接影响社交疏离。这一结论意义非凡，为医护人员提供了新的干预方向，有助于促进 CRC 幸存者的社会融合，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该研究成果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上，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研究人员在开展此项研究时，运用了多种关键技术方法。在样本选取上，从中国锦州的两所三级医院招募了 388 名 CRC 幸存者，最终获取 357 份有效问卷。在测量工具方面，使用通用疏离量表（General Alienation Scale，GAS）评估社交疏离，社会影响量表（Social Impact Scale，SIS）测量污名，家庭 APGAR 指数（Family APGAR Index）衡量家庭照护，一般自我效能量表（General Self - Efficacy Scale，GSES）评估自我效能。在数据分析阶段，借助 SPSS 25.0 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构建并检验中介模型。
下面来详细了解一下研究结果。
- 社会人口学特征与社交疏离症状：研究发现，357 名 CRC 幸存者的社交疏离总分在性别、独居状态、肿瘤分期、放疗状态和造口状态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女性患者、独居者、接受放疗者、肿瘤分期高和有造口的患者，社交疏离水平更高。这表明社会人口学特征对 CRC 幸存者的社交疏离有着重要影响。
- 变量间的双变量相关性：通过 Pearson 相关分析可知，CRC 幸存者的污名得分与社交疏离得分呈正相关（r=0.481，p<0.05），与家庭照护得分和自我效能得分呈负相关；家庭照护得分与社交疏离得分呈负相关，与自我效能得分呈正相关；自我效能得分与社交疏离得分呈负相关。这些相关性揭示了各变量之间紧密的联系。
- 中介模型分析：回归分析显示，污名对社交疏离的直接效应显著（β=0.221，p<0.01）。同时，家庭照护和自我效能均部分中介了污名与社交疏离的关系，中介效应值分别为 0.10 和 0.12，且二者存在链式中介效应，效应值为 0.02，总中介效应达 52.17%。这清晰地表明了家庭照护和自我效能在污名影响社交疏离过程中的重要中介作用。
在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发现 CRC 幸存者社交疏离处于中高水平，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相符，警示人们必须重视这一问题。污名与社交疏离的正相关关系提示，早期评估患者污名水平并实施干预，有助于降低社交疏离程度。家庭照护和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则为干预措施指明了方向，医护人员应着力提升患者的家庭照护水平和自我效能。例如，帮助患者认识到有效的家庭照护，提供适当医疗资源；加强患者疾病知识教育，通过鼓励和引导增强其自我效能。对于 CRC 幸存者这一特殊群体，适应疾病、克服困难比治愈疾病更为关键。本研究为 CRC 幸存者的护理提供了新思路，未来可开展多中心、多区域和纵向研究，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完善相关干预措施，从而更好地帮助 CRC 幸存者融入社会，提高生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