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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人类胚胎研究中的公众对话，以英国人类发育生物学倡议（HDBI）对话项目为案例，剖析影响公众对话成功的关键因素，如包容性、沟通形式等，为未来相关对话项目提供策略参考，助力科研与社会价值更好融合。
引言
人类胚胎发育研究一直吸引着科学家和公众的目光，它紧密连接着科学与社会。自 1984 年英国沃诺克调查（Warnock Inquiry）以来，公众舆论对胚胎研究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该调查促使了 1990 年《人类受精与胚胎学法案》（HFE Act）的出台，并成立了人类受精与胚胎学管理局（HFEA） 。此后，科学和临床的不断进步推动着相关法律的修订，而这一过程离不开公众咨询和对话。
随着技术的发展，自 2016 年起，人类胚胎体外培养时间延长，突破了以往的限制，引发了全球对 “14 天规则” 的讨论。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ISSCR）也强调，公众参与对于探讨延长 “14 天规则” 的社会和伦理影响、了解公众支持度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2023 年英国 HDBI 和 Sciencewise 开展了深入的对话项目，旨在探索公众对人类胚胎研究包括 “14 天规则” 的看法。
公众对话是公众与科学家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专业结构化的形式，就敏感的创新和转化问题进行交流的过程。其目的并非达成共识或改变观点，而是促进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学习。这种方式有助于深入了解公众观点背后的原因，为制定更完善、公平的研究计划和政策提供依据。然而，目前针对延长 “14 天规则” 的公众对话案例较少，对于如何有效开展此类对话的研究也十分有限。因此，本文以 HDBI 对话项目为研究对象，旨在明确公众对话对参与者的意义，找出其成功的关键机制，并为未来相关项目提供实用建议。
定义成功的人类胚胎研究公众对话
HDBI 对话项目精心挑选了 70 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公众成员参与。该项目不仅希望获取公众观点的即时快照，更期望通过为期数周的深入交流，让参与者充分探讨相关话题。项目由专业的对话促进者和公众参与专家设计并实施，同时得到了包括生物学家、社会科学家、生物伦理学家、科学史学家、法律专家、监管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在内的监督小组的支持。整个项目严格遵循既定的公众参与指南，并由 URSUS 咨询公司进行独立评估。虽然参与者的选择涵盖了不同的观点、背景和年龄，但项目结果仅具有指示性，并非完全代表所有公众的意见。
本研究重点关注此类对话项目的方法和评估方式。研究团队对 11 名参与 HDBI 对话项目的人员进行了访谈，其中包括 3 名公众成员和 8 名不同专业领域的贡献者。尽管研究结果初步且具有指示性，并非大规模或具有代表性的结论，但对于阐释公众参与过程在参与者心中的理解、分类影响对话成功与否的因素，以及改进未来类似项目的评估标准，具有重要价值。
研究人员让所有受访者定义他们眼中公众对话成功的标准，并对这些标准进行分析，以找出影响对话成功的关键因素。结果发现，这些因素可归纳为四大类：个人、关系和文化发展；有效沟通；包容性和开放性；实际应用。这四大类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全面的模型，用于解释公众对话成功的关键要素。
“可能反对者” 的作用
在访谈中，所有受访者都高度强调包容性和开放性是成功公众对话的关键要素。大多数人认为，HDBI 对话项目因纳入了可能反对人类胚胎研究的公众和专家，并展开关于反对原因的讨论而更具深度。对话中涉及的反对意见不仅源于宗教观点，还有非宗教因素。
纳入反对观点的价值与个人和文化发展紧密相关。例如，两名在项目开始时自认为是 “可能反对者” 的公众成员表示，他们在对话中欣赏到了多元的观点，也拥有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并且对话的开放性使他们的观点发生了改变。像来自天主教背景的公众成员 1，最初因胚胎可能感受疼痛、拥有灵魂等原因反对胚胎研究，但在参与项目过程中，他认为 “信息就是力量”，自己的想法也随之改变。
此外，即使参与者的观点没有改变，他们也认为接触不同观点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他人的想法。比如公众成员 3，其观点受家庭成员的发育状况和基督教信仰影响，在对话中虽未改变整体看法，但通过倾听辅助生殖家庭的故事，对反对观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专业成员 3 也指出，纳入宗教观点挑战了固有观念，提升了研究方法的可靠性。
非正式沟通、休息时间和反思
除了对话内容，受访者还关注到对话形式对项目成功的重要影响。沟通的数量和节奏在促进参与者反思、“看到不同方面” 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一些参与者强调非正式对话和反思时间对于建立关系、增进理解和吸纳更多观点的重要性。沟通形式的多样化同样不容忽视，例如专业成员 1 提到，在面对面研讨会的咖啡休息时间进行一对一交流，参与者可以提出澄清问题，这既有助于加深对话题的理解，又能促进团队内部关系的建立。
在在线对话中，虽然缺少面对面交流的体验，但最初的网络研讨会因设置了停顿和休息时间而受到受访者好评。公众和专业参与者都认为，网络研讨会中的反思时间十分必要。例如公众成员 2 表示，喜欢网络研讨会是因为有足够时间消化材料、进行反思和思考。此外，网络研讨会提供的多种在线选择，如补充资源平台，让参与者可以探索相关主题、反思其重要性。参与者可以在该平台上完成活动、回顾研讨会录像、查阅新闻文章、提交问题和参与讨论。
对话项目的持续时间也为正式会议之外的话题讨论提供了空间，这被认为是有益的。根据 Sciencewise 的指导方针，参与者被允许自由选择是否与家人和朋友讨论对话主题。公众成员 1 与家人的交流影响了自己对人类胚胎研究的看法，这再次证明了反思、探索和理解问题不同方面的重要性，也凸显了非正式讨论在评估复杂信息过程中的价值。
综合来看，在对话项目中设置休息时间、反思时段、提供补充资源，以及为非正式讨论留出空间，都有助于公众和专业成员更好地理解话题、改善关系、思考不同观点并 “检验” 想法，从而对这一复杂的技术话题形成更明智、细致和自信的看法。
高质量的引导
引导者在为公众和专业参与者提供成功的对话和参与体验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的引导对于营造尊重、以参与者为中心、信息充分且公正的讨论氛围至关重要。在 11 名受访者中，有 5 人明确指出引导者的专业技能和经验是 HDBI 对话项目成功的重要因素。
引导者不仅提供后勤和实践指导，还给予参与者情感支持，他们在处理可能出现的敏感个人问题时表现出色，得到了受访者的赞扬。例如专业成员 4 认为，引导者在处理这些棘手问题时经验丰富，处理得非常好。
引导者还担任主持人的角色，帮助支持和引导小组讨论。这是一个需要专业培训的角色，由于公众参与和对话在英国科学政策中的重要性，英国拥有较多这样的专业人员。专业参与者依赖引导者判断何时提供事实信息，以避免主导对话，他们认为引导者的协助对对话很有帮助。比如专业成员 2 表示，自己在对话中依赖引导者决定何时让自己发言，因为作为专家，担心自己的发言会主导对话。
引导者还致力于营造安全、包容的环境，邀请较安静的参与者分享想法，巧妙地防止个别成员主导讨论。他们通过提出问题、鼓励互动和整合分组讨论的观点，推动讨论向前发展，确保尽可能多的观点得到表达。参与者对此十分认可，因为这使他们能够在一个有序的环境中倾听和思考不同观点。例如公众成员 1 提到，引导者会在自己发言后表示之后会再回来讨论，先让其他人发表观点，最后大家还有机会对他人的想法进行补充或修改自己最初的观点，这样的方式能让人在他人的提醒下思考自己观点的其他影响。
线上和线下对话
尽管在 COVID - 19 疫情后，网络研讨会的使用显著增加，但关于线上与面对面参与和对话优缺点的研究仍然有限。参与者经常讨论线上和线下对话的相对价值，他们指出了两种形式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
一些专业成员对线上对话成本更低的观点提出质疑，例如专业成员 5 和 8 认为，为了实现高质量的互动体验，线上对话需要使用昂贵的虚拟工具，因此成本并不一定低。线上对话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可及性，专业成员 3 指出，线上形式使那些因家庭和工作限制无法亲自参加的人能够参与对话，许多受访者都认同这一观点。公众成员 1 和 2 还表示，线上对话让他们感觉压力较小，因为可以在发言前充分思考，减少了在面对面环境中接触新话题和陌生人时的紧张感。
然而，受访者也指出了线上对话的一些局限性，如缺乏自发性和流畅性，需要引导者更直接地引导讨论。相比之下，线下对话参与者可以更自由地交流。不过，线上对话的有序管理和较少的打断，以及参与者可以通过聊天功能自由发表新想法的特点，也被认为是其优势。同时，线上活动减少或失去了现场小组讨论中生动交流带来的人际关系方面的好处，而且参与者可能会受到家庭或工作环境的干扰。综合来看，研究结果表明混合式对话方式可能具有最大优势，并且对话的时间安排也很重要，先进行不太具有威慑力的线上介绍性会议，让参与者相互熟悉，再开展线下研讨，发挥线下社交和流畅讨论的优势。
公众对话中的中立性是什么？
HDBI 对话项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不强制达成特定共识或存在偏见的情况下，帮助参与者形成、探索和发展自己的观点。一般来说，公众参与和对话项目既不是为了得出明确结论，也不是为了建立 “客观中立” 的中间立场，而是为了创造一个让各方观点相互启发的环境，避免引导小组走向预设结论或确定 “正确” 答案。
在 HDBI 对话项目中，广泛的监督小组由来自医学伦理、发育生物学、社会学、历史、生育倡导、公共对话、政策、医学史和法律等多个领域的代表组成。这种多元化的参与和专业引导者的协作，在项目回顾中被一位参与者称赞为 “很好的组合”。例如专业成员 8 认为，监督小组积极参与项目，在构建对话框架、提供专业知识以及传播报告和研究结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实现不同观点的生动交流，推动参与者检验自己的观点、提出质疑并获取更多信息，对话的精心组织至关重要。这需要在不同方面进行平衡和克制，例如要确保科学素养不会成为参与者的障碍。科学专家们意识到了其中的矛盾，他们既希望纠正生物学细节以保证准确性，又需要主要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这种方式在挑战他们的同时，确保了参与者在对话中的核心地位。
然而，部分参与者认为项目未能完全实现对所有观点的充分呈现。反对胚胎研究的公众成员 3 觉得自己的观点虽被认可，但与支持观点相比，受到的重视程度较低。公众成员 2 也指出，对话中反对人类胚胎研究或延长 “14 天规则” 的声音较少。不过，受访者也认为，参与者能够提出如可逆监管和研究的通俗总结等独立观点，这证明了对话没有明显的偏见。例如专业成员 8 提到，参与者有机会充分探讨研究的优缺点以及未来的治理方式，提出了许多研究者未提及的建议。
从访谈结果来看，尽管对话尽可能地做到包容和不受限制，但由于项目小组规模较小且时间有限，实现所有观点的全面呈现可能不太现实。有专业成员认为，即使组织者没有预设议程，参与者也可能会产生误解，不过公众参与者仍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另一位专业成员指出，由于对话受到组织者和参与者双方生活经验的影响，没有人能做到完全客观中立，但这种相互作用有助于平衡各方观点，总体上可能接近一种大致的中立状态。例如专业成员 3 认为，双方的不同观点相互制衡，最终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平衡。
讨论
40 多年来，人类胚胎研究的公众咨询不断发展。自 2000 年起，公众参与和对话在英国科学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英国也因此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公众参与技能基础，出现了多个提供相关服务的组织，如部分由政府资助的 Sciencewise。随着对话和参与项目的方法不断演进，评估方式也在持续发展，本研究为探讨人类胚胎研究等敏感话题的有效公众对话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和深入见解。
本研究通过对部分对话参与者的深入访谈，确定了影响公众对话成功的四大类 “优先因素”。参与者认为，熟练的引导、多样化的学习机会（如面对面互动与自主学习相结合、线上线下活动相结合）、倾听不同观点（包括专业专家和公众的观点），以及充足的反思时间和与家人朋友的交流，都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复杂话题、完善自己的观点。HDBI 对话项目通过提供多种资源和机会，包括反对和支持延长 “14 天规则” 及人类胚胎研究的理由，确保了对话的丰富性和平衡性，为不同群体之间建立良好关系提供了范例。未来的对话项目可以借鉴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科学、伦理与宗教对话模式，该模式注重科学家与信仰团体之间的关系建设，通过与专家合作解决历史遗留的矛盾，并培训引导者处理复杂话题。
公众对话在许多研究领域都至关重要，如线粒体捐赠、生殖系基因编辑（germline gene editing）和人工智能（AI）。在生殖系基因编辑领域，明确的公众参与目标包括对 “假设情景” 进行讨论、探索基于价值观的共识与分歧、纳入多元观点以及为符合社会利益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与人类胚胎研究类似，生殖系基因编辑的相关文献也强调将公众对话融入科研基础设施，以提高研究的可信度。在人工智能领域，伦理问题与人类胚胎研究有相似之处，如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对未来不可预见后果的担忧以及对知情同意的重视。公众参与面临的挑战包括如何应对话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提高透明度、抵制错误信息以及促进包容性对话。对伦理争议话题的公众对话进行系统回顾，有助于明确研究结果在不同领域的通用性，并确定最有效的对话促进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