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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二元应对（DC）策略对育龄癌症女性及其配偶生活质量（QoL）的影响，研究人员以 302 对夫妻为对象开展研究。结果发现 DC 与 QoL 正相关，且生育忧虑和自我表露起中介作用。该研究强调 DC 的双向关系动态，为相关干预提供依据。
在全球范围内，癌症的负担不容小觑。2020 年，全球约有 1930 万新增癌症病例，996 万人因癌症离世，其中女性新增病例近 923 万，死亡人数达 443 万 。中国在这一年的新增癌症病例和死亡人数均位居世界前列，中国女性新增病例约 209 万，死亡 118 万 。而在育龄女性群体中，也有大约 27 万新增癌症病例和 4.8 万死亡病例。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癌症的早期检测、治疗手段以及放化疗方案都有了显著改进，癌症患者的生存率大幅提高 。然而，辅助治疗却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它常常会损害卵巢和子宫功能，导致生育问题，使得很多患者不得不推迟怀孕计划 。在癌症幸存者中，不孕不育主要是由化疗、放疗或者生殖器官的手术切除引起的 。大约 70% - 75% 的年轻癌症幸存者渴望生育，但由于治疗的影响，高达 80% 的人出现了生育能力下降的情况 。
对于育龄女性来说，生育欲望被癌症治疗打断，这不仅限制了她们的生育选择和家庭结构，还让她们比男性患者更容易受到生育相关心理困扰的影响 。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高度重视生育的传统文化背景下，这种心理负担更为沉重 。即便有生育保存等医疗干预手段，潜在不孕带来的心理压力依然是育龄癌症女性的一大负担。研究显示，生育压力在癌症诊断和治疗后的 5 - 10 年都可能持续存在，这种因潜在生育能力丧失带来的痛苦甚至与癌症本身不相上下 。大约三分之一的女性会因为想要保留生育能力而考虑拒绝、缩短或改变治疗方案 。而且，这种对不孕的担忧还会对女性癌症患者治疗后的痛苦程度产生重大影响 。由此可见，解决生育相关的压力对于提高这一群体的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
与此同时，癌症患者及其伴侣面临着 “双重负担” 。生育忧虑和性亲密关系的改变给他们的关系带来了压力，配偶也会和女性癌症患者一样，对生育和家庭未来感到担忧 。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育龄癌症女性的生育相关担忧上，对于这些压力所导致的健康后果关注不足 。因此，在这一领域迫切需要更全面的研究 。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来自国内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关于 “Relationship between dyadic coping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with cancer and their spouses: mediating roles of fertility concerns and self-disclosure based on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ediation model” 的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European Journal of Oncology Nursing》上。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它深入探讨了二元应对（DC）策略对育龄癌症女性及其配偶生活质量（QoL）的影响，明确了生育忧虑和自我表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为后续相关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研究人员采用描述性横断面调查设计，在 2023 年 3 月至 10 月期间，从武汉、襄阳（湖北省）、广州（广东省）和长沙（湖南省）的五家三级医院的住院病房中招募了 302 对育龄癌症女性及其配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自行设计的信息量表以及标准化量表（如二元应对量表（Dyadic Coping Inventory）、COMPI - 生育问题压力量表简表（COMPI-Fertility Problem Stress Scales-Short Form）、痛苦表露指数（Distress Disclosure Index）、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量表简表（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 Scale-BREF））收集数据，并运用行动者 - 伙伴相互依赖中介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ediation Model，APIMeM）进行数据分析。
研究结果：
- 生活质量得分情况：患者的生活质量平均得分为 54.58 ± 6.81，配偶的平均得分为 56.23 ± 7.24。
- 二元应对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夫妻双方的 DC 策略都与各自的生活质量呈正相关。
- 配偶 DC 策略的影响：配偶的 DC 策略通过患者的生育忧虑间接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β = 0.028，P = 0.020）；同时，配偶的 DC 策略还通过自身的生育忧虑间接影响自身的生活质量（β = 0.052，P = 0.002）。
- 患者 DC 策略的影响：患者的 DC 策略通过自我表露对自身生活质量起到中介作用（β = 0.028，P = 0.018） 。
研究结论和讨论：
该研究支持了 DC 对 QoL 有显著影响，且生育忧虑和自我表露是关键中介因素的假设。研究突出了 DC 在受癌症影响夫妻关系中的双向动态关系。DC 策略既能直接提升个体的生活质量，配偶的应对行为又会通过生育相关的困扰间接影响伴侣的幸福，而患者的 DC 策略主要通过沟通过程影响自身生活质量。这表明 DC 是一个需要以夫妻为中心进行干预的关系过程，不能采用孤立的个体方法。该研究为临床实践和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有助于医护人员更好地理解患者及其配偶的心理和生活状况，从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和帮助，改善育龄癌症女性及其配偶的生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