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约4600-4000 B.P.）稻作大规模利用的证据——以西安杨原遗址为例

本研究通过分析西安杨原遗址的浮选样品，揭示了龙山时期（约4600-4000 B.P.）关中平原稻作与粟作并重的农业格局。研究人员结合炭化稻粒、小穗基部和植硅体证据，首次提出该地区稻作已从外部引入转为本土化实践，可能伴随区域运输。这一发现为理解新石器时代混合农业的经济社会意义提供了关键案例，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阶段，关中平原作为黄河中游的核心区域，其农业模式演变始终是考古学界关注的焦点。尽管已有研究表明粟（Setaria italica和Panicum miliaceum）是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主粮作物，但稻（Oryza sativa）这一长江流域起源的作物何时、如何融入北方农业系统，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在龙山时期（约5000-4000 B.P.）——这个被刘莉（2007）称为"文明化进程关键期"的阶段，稻作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偶然的奢侈品还是稳定的主食？其生产是本地化还是依赖外部输入？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早期中国南北文化交流与农业适应策略的理解。

为解答这些问题，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对2019年发现的杨原遗址开展了系统研究。该遗址位于西安市长安区杨原西村南部，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约4600-4000 B.P.）。研究人员采用多学科方法，最终证实：在龙山时期的关中平原，稻作已超越辅助性作物的地位，成为与粟类并重的主粮作物，且可能存在区域性流通网络。这一发现将改写我们对新石器时代北方农业经济结构的认知，相关成果发表于考古学顶级期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系统浮选法获取炭化植物遗存，采用最小个体数（MNI）统计法处理大粒种子；2）植硅体分析鉴定稻茎叶残留；3）千粒重（TKW）换算模型量化稻粟比例；4）碳十四测年（¹⁴
C）确定遗址年代框架。所有样本均来自遗址发掘的灰坑、房址等典型遗迹单位。

研究结果呈现三个重要发现：

1. 杨原遗址稻作地位：炭化遗存统计显示，稻的出现概率（ubiquity）仅次于粟，显著高于黍。通过千粒重校正后，稻粟实际利用量接近1:1，颠覆了传统认为"粟绝对主导"的观点。
2. 生产本地化证据：遗址中同时发现稻谷、小穗基部和茎叶植硅体，构成完整的"生产链证据"，强烈暗示本地栽培而非单纯贸易获取。
3. 历时性演变规律：对比早前遗址数据发现，仰韶时期（7000-5000 B.P.）稻作受外部影响明显，而到龙山时期已发展为自主性生产实践，反映农业技术的本土适应过程。

结论与讨论部分指出，这项研究首次为关中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稻粟并重"模式提供了量化证据。其重要意义在于：1）证实稻作北传后实现了生态适应与技术整合，成为支撑文明化进程的关键经济基础；2）揭示龙山时期可能存在跨区域的农产品流通网络，为理解早期复杂社会提供新视角；3）建立评估古代作物地位的标准化方法（TKW模型），为同类研究提供方法论范式。正如通讯作者Zhijun Zhao强调的，这一发现"将重新定义我们对新石器时代北方农业系统复杂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