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倍体适应性建立：基于多基因调控的混合倍性种群定量遗传学研究

本研究针对混合倍性种群（含二倍体、三倍体和同源四倍体）中加性数量性状的遗传机制，构建了无限小模型（infinitesimal model），通过高效模拟方法揭示了同源四倍体在新栖息地的建立优势。来自[机构未注明]的研究团队发现，当源种群迁移率较低时，同源四倍体较二倍体具有更广的适应阈值，但四倍体创始者稀缺性仍是限制因素。研究深入解析了少数细胞型排除（minority cytotype exclusion）与迁移负荷（migration load）的互作机制，并评估了自交（selfing）和选型交配（assortative mating）对细胞型建立概率的影响，为多倍体进化动力学提供了定量遗传学框架。

　　

这项研究构建了混合倍性种群（含2n、3n和4n个体）数量性状遗传的无限小模型（infinitesimal model），重点关注同源四倍体（autotetraploid）通过多基因适应（polygenic adaptation）建立新种群的动态过程。通过开发高效计算模拟方法，团队发现：当二倍体源种群迁移事件稀少时，四倍体在新栖息地的建立概率显著高于二倍体——这种优势源于四倍体更强大的遗传缓冲能力（genetic buffering），但其实际建立仍受制于"创始者瓶颈效应"（founder effect）。

研究创新性地量化了少数细胞型排除（MCE）与迁移负荷的协同作用：四倍体虽然能更有效抵御有害基因流（maladaptive migration），但当源种群中四倍体占比过低时，配子相遇概率的几何级数下降仍会导致建立失败。团队进一步引入自交（selfing rate）和选型交配（assortative mating）两个前合子隔离机制，发现它们能显著提升四倍体在基因流压力下的存活率——这解释了自然界中自交多倍体的频发现象。

文末特别讨论了近交衰退（inbreeding depression）对结论的潜在影响：四倍体由于等位基因剂量效应（allele dosage effect），其纯合有害突变的表现度可能低于二倍体，这种"天然庇护所"效应或进一步增强其适应优势。该研究为理解多倍体物种形成（speciation）提供了全新的定量遗传学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