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中的文明礼仪：疫情前中国游客主体性转型中的国家媒体、文化认同与治理策略

这篇综述通过分析中国两大英文媒体（China Daily和Global Times）2005-2018年间303篇报道，揭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媒体框架将"问题游客"构建为需要干预的文化威胁。研究识别出三大主导框架：表现为破坏性行为的"非理性游客"、受过度欲望驱动的"失控游客"以及易受剥削的"依赖型游客"。研究发现，国家媒体运用素质（suzhi）和面子（mianzi）等传统文化概念作为治理工具，通过黑名单等监管措施和道德教育塑造符合文明价值观的公民形象，展现了旅游作为文化变革驱动与文化管理工具的双重角色。

　　

争议中的文明礼仪与国家治理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马尔代夫时罕见地通过媒体直接呼吁中国游客在海外注意言行，这一事件标志着"不文明游客"问题已从个别现象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社会政治议题。随着中国旅游业爆炸式增长——2005年出境游仅3000万人次，到2019年激增至1.55亿人次，国内游从8亿人次飙升至60亿人次，少数游客的不当行为引发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本研究聚焦2005-2018年间中国官方英文媒体如何构建"问题游客"话语体系，揭示国家如何通过媒体框架将游客行为问题转化为文化治理议题。

媒体框架的理论基础

研究采用Entman的框架理论，通过主题框架分析法检视303篇来自《中国日报》和《环球时报》的报道。分析发现媒体主要运用三种框架塑造问题游客形象：表现为插队、大声喧哗等行为的"非理性游客"；涉及破坏公物、骚扰等行为的"失控游客"；以及易受旅行社欺诈的"依赖型游客"。这些框架将游客行为问题归因于个人文化缺陷而非新兴休闲阶层的普遍现象，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历史语境与文化治理演变

中国旅游行为规范的历史可追溯至1949年后共产党对休闲活动的控制，特别是文革期间对"私人时间"的全面压制。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个人主义兴起，90年代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催生了以财富定义身份地位的"后共产主义人格"。2000年代初期，随着黄金周制度实施和ADS（批准旅游目的地）政策推行，出境游激增使得游客行为问题国际化。2013年《旅游法》和2016年"黑名单"制度的出台，标志着国家将游客行为规范纳入法制化轨道。

媒体话语的运作机制

研究发现69.2%的报道包含多重主题，主要聚焦游客行为、经济影响和旅游法规。报道大量引用政府官员观点（占可归因引用的95条），将不文明行为与国家形象损害直接关联。例如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表示："一些中国游客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在文物上刻字等不文明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形象"。媒体通过素质话语将行为问题归因于教育缺失和新富阶层的暴发户心态，北京大学旅游学教授夏学銮指出："许多新富人群通常缺乏素质"。

治理策略与文化工具化

国家治理策略呈现双重特征：一方面通过法规惩罚（如黑名单限制购票达1750万次）建立威慑；另一方面运用传统文化概念进行道德教化。面子（mianzi）被重构为"集体面子"，使个人行为与国家形象绑定。如《中国日报》社论强调："个别公民在海外的恶劣举止引起国家领导层关注，对这个重视形象的国家是件好事"。素质话语则区分"高素质"与"低素质"游客，为行为规范提供评价标准。

代际变化与未来展望

研究发现报道基调随时间推移变得乐观，认为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提升将自然改善游客行为。《环球时报》专栏作家常梦指出："新一代中国游客开始发声——他们是受教育程度高、45岁以下、喜欢礼貌融入当地人群的群体"。这种乐观预期反映了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信任，同时也暗示了治理策略从强制规范向文化自觉的潜在转变。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研究揭示了传统文化概念如何被现代国家机器工具化，形成独特的"控制型民主"治理模式。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政府ality不同，中国的游客行为治理强调集体道德标准，通过社会信用体系等将文化价值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技术。这种"公民技术"既保留了传统价值观的表象，又服务于现代国家治理需求，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创新性与复杂性。

研究局限与发展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一代游客可能正在形成不同于传统的行为逻辑，将个人体验置于社会期望之上。未来研究需要探讨传统文化概念在当代治理实践中的真实效力，以及游客对这些治理策略的认知和反应，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民身份认同的演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