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与表演：海底资源开发叙事如何塑造美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博弈格局

本研究通过解密美国CIA"休斯格洛玛勘探者号"项目(Project Azorian)，揭示其如何通过"既公开又隐匿"的叙事策略，将海底构建为资源边疆，深刻影响美国国内海洋立法与国际海洋法谈判的互动关系，为理解地缘政治博弈中的表征政治(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提供新视角。

　　

在冷战最激烈的1970年代，一艘名为"休斯格洛玛勘探者号"(USNS Hughes Glomar Explorer)的科考船引发全球关注。表面看这是霍华德·休斯主导的商业海底采矿项目，实则是CIA打捞苏联核潜艇K-129的绝密行动。这个代号"亚速尔计划"(Project Azorian)的军事行动，却意外成为塑造现代海洋治理体系的关键推手——它如何通过精心设计的谎言，影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III)的制定？这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研究揭示，该项目通过独特的"既不确认也不否认"(Glomar denial)信息策略，在海底资源开发领域制造出虚实交织的叙事。与传统资源开发案例不同，正是信息的刻意模糊而非透明公开，成功将海底构建为待开发的"资源边疆"(resource frontier)。这种特殊表征方式(representation)使不同政治阵营都能将其纳入自身话语体系：自由主义者视其为全球公域治理的契机，保守派则看作维护国家主权的战场。

为解析这一现象，研究人员系统梳理了立法档案、会议记录和媒体报道三重证据链。通过话语分析发现，美国国会关于《深海海底硬矿物资源法》的辩论中，对立双方都频繁引用该项目作为论据——支持国际条约者强调技术风险需全球合作，主张单边行动者则突出国家安全优先。这种矛盾挪用凸显了"表征政治"在资源治理中的特殊效力：当UNCLOS III谈判陷入僵局时，模糊但诱人的海底采矿前景成为打破僵局的"聚焦事件"(focusing event)，最终促成公约第11部分关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确立。

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1)历史档案分析法，调取1972-1982年间美国国会听证会记录和UNCLOS III谈判文件；2)话语网络分析，追踪"格洛玛勘探者号"在政策文本中的语义演变；3)跨尺度治理研究，比较该项目在国内外政策场域的不同叙事建构。

研究结果呈现三个关键发现：

1. 海底矿产的有用虚构：CIA精心设计的商业采矿伪装，意外赋予深海采矿以技术可行性光环。尽管实际打捞行动失败，但1975年《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对"即将实现商业化"的持续报道，使国际社会误判技术成熟度，加速深海立法进程。

2. 对立世界观的催化剂：项目披露后，美国国内形成两种对立解读——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自由派将之视为"全球公域需要国际监管"的证明；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则强调"证明美国需保持技术优势"。这种分裂直接反映在UNCLOS III谈判中美国立场的反复摇摆。

3. 虚实互构的治理遗产：1976年著名的"格洛玛回应"(Glomar response)创造新型信息管控范式。研究发现，这种刻意模糊反而强化了海底的" anticipatory politics(预期政治)"，使尚未开发的区域提前成为法律规制的对象，最终形成UNCLOS中独特的"区域-上覆水域"二元管辖体系。

结论部分指出，该案例改写了传统"边疆研究"(frontier studies)的理论框架——不是通过测绘、勘探等常规手段，而是通过表演性保密(performative secrecy)实现空间建构。这种"反表征"(anti-representation)策略产生的治理影响持续至今：2021年国际海底管理局仍援引该项目历史，论证深海采矿监管的紧迫性。研究启示在于，当代海洋治理需警惕"技术想象"对法律制度的超前塑造，尤其在气候变化引发新一轮"蓝色圈地"的背景下，如何避免历史重演值得深思。

值得注意的是，当2014年CIA官方推特首次使用"格洛玛体"时，这个冷战遗产已完成从军事机密到文化符号的蜕变。正如研究者强调的，海底治理的历史从来不是线性进步叙事，而是各种竞争性表征(competing representations)持续博弈的动态过程。该研究为理解当前深海采矿争议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