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大学生自我控制、心理韧性与数字成瘾关系的元分析结构方程建模研究

本综述通过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MASEM）整合84项研究（n=60,966），揭示自我控制（SC）通过提升心理韧性（PR）间接抑制数字成瘾（DA）的机制。研究发现SC与PR呈正相关（r=0.43），SC与DA呈负相关（r=?0.46），PR部分中介SC对DA的影响（间接效应β=?0.06）。区域文化差异（如中国长期目标导向）显著调节模型路径，为跨文化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引言

数字技术的普及使数字成瘾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挑战。大学生作为“数字原生代”面临网络成瘾的显著风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3年数据显示青少年网络成瘾率持续上升。大学生群体因时间自主权高、学业社交压力大且深度涉足数字领域，更易陷入社交媒体与网络游戏的过度使用，导致体重增加、情绪障碍、睡眠问题（Duran & Alemdar, 2023; Lu et al., 2023; Ma et al., 2023），并削弱注意力与学业表现（Li et al., 2022; Zhang et al., 2024）。自我控制（Self-control, SC）作为抑制冲动、管理行为以实现长期目标的核心能力（Sj?stad & Baumeister, 2018），可显著降低网络成瘾风险（Zhou & Zhou, 2017）。心理韧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R）是个体在逆境中维持心理平衡并积极适应的动态能力（Wu et al., 2025），帮助大学生应对数字环境中的挑战（Hodge & Johnson, 2020）。然而，既往研究因样本群体、测量工具及文化背景差异导致结论不一致，需通过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Meta-analyt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ASEM）跨文化整合证据。

自我控制与心理韧性

研究表明SC与PR存在显著正相关。高SC个体能有效利用社会支持资源、减少情绪波动，从而提升PR（Cai et al., 2022）。大学生通过抑制即时满足欲望、实施长期目标策略（Milyavskaya & Inzlicht, 2017），增强应对挑战的适应性，进而巩固PR。坚持学术目标与人际关系维护可减少自我怀疑等负面思维，而克服困难的成功体验提升自我效能感（Bao et al., 2024）。自我效能作为心理韧性的认知基础（Schwarzer & Warner, 2013），支撑整体PR发展。实证显示，SC训练可显著提升学业压力下大学生的PR（Li Y. et al., 2024; Wang, 2025）。

自我控制与数字成瘾

数字成瘾包括网络成瘾、游戏成瘾与智能手机成瘾等强迫性行为，对身心发展产生负面影响（Ali, 2018; Almourad et al., 2020; Vadlin et al., 2015）。数字技术环境的设计契合人类即时享乐倾向（Turel & Qahri-Saremi, 2016），持续消耗SC资源。有限自我控制理论（Limited Strength Model）指出SC是抑制冲动、管理自动行为的关键心理资源（Baumeister et al., 2007）。低SC个体资源更易耗尽，导致数字媒体使用失控（Brevers & Turel, 2019），而高SC个体通过策略性资源分配管理媒体消费（Xian et al., 2019）。行为层面表现为低SC个体对数字刺激注意偏向增强、决策更冲动、行为调节能力受损（Han et al., 2017）。多项研究证实SC与数字成瘾负相关（Ko? et al., 2023; Sun et al., 2025; Wang, 2025）。

心理韧性与数字成瘾

PR使个体在压力下保持心理稳定，通过调动内外资源实现适应与恢复（Feng et al., 2022）。研究表明PR与数字成瘾负相关，高PR个体更善处理现实压力，减少通过数字媒体逃避的倾向（Wang, 2025）。其机制在于高PR个体能更好管理压力引发的负面情绪（Wu, 2018; Zhang & Zhang, 2016），采取主动解决问题策略而非沉浸虚拟世界（Li et al., 2024）。家庭支持与人际帮助作为PR组成部分，可强化现实社交连接，降低对数字社交的替代依赖（?ztürk & Kundak?i, 2021; Zhang & Zhang, 2016）。学业社交压力下的低PR大学生更易通过数字产品寻求即时满足与压力缓解，成瘾风险升高。

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有限自我控制理论强调SC资源对抑制短期欲望、维持长期目标至关重要（Baumeister et al., 2007）。高SC个体通过有效管理资源减少数字诱惑消耗，为PR发展奠定基础（Hodge & Johnson, 2020）。增强的PR通过情绪调节、问题解决与社会支持动员能力，提供应对数字诱惑的缓冲机制，降低成瘾可能。大学生通过SC策略调节媒体使用（Milyavskaya & Inzlicht, 2017），自我调节的成功体验与效能感促进PR形成（Cai et al., 2022）。高SC个体更倾向采用适应性应对方式（如主动解决困难），而非数字媒体情感逃避（Zhang & Zhang, 2016），此类策略通过积累成功经验强化PR，形成抑制成瘾的良性循环（Wang, 2025）。

既往元分析研究

先前元分析分别证实SC与数字成瘾（如网络成瘾、手机成瘾）的负相关（Ding et al., 2022; Hu et al., 2025; Ji et al., 2022; Koo & Kwon, 2014; Li et al., 2021; Ji & Son, 2024; Yeun & Han, 2016），以及PR与数字成瘾的负相关（Hidalgo-Fuentes et al., 2023; Lyu et al., 2024）。但多关注单一变量关系，未系统整合三要素交互及PR的中介机制，且缺乏跨文化比较。

本研究设计

本研究通过MASEM系统分析SC、PR与数字成瘾的关系，检验PR的中介作用及调节变量影响。假设包括：SC正向预测PR（H1）、SC负向预测DA（H2）、PR负向预测DA（H3），且PR中介SC与DA的关系（H4）。

方法

文献检索覆盖中英文数据库（CNKI、万方、维普、ProQuest、EBSCO、Web of Science），关键词包含心理韧性（心理弹性、复原力）、自我控制、数字成瘾（手机成瘾、网络成瘾、社交媒体成瘾）。截至2025年5月，共检索4,623篇文献，经筛选纳入84项研究（样本量60,966）。数据提取包括作者、样本量、相关系数、发表年份、文章类型、样本来源及质量评分。质量评估采用修订版Key Assessment Tool（Karimi et al., 2023），满分8分，高分组>6分。效应量计算使用相关系数r，经Fisher’s z转换处理，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整合异质性数据。分析通过R 4.5.0的metaSEM包实现，使用两阶段结构方程模型（TSSEM）拟合模型。

结果

主效应检验显示SC与PR呈中等正相关（r=0.43, 95%CI: 0.37–0.48, p<0.001），SC与DA呈负相关（r=?0.46, 95%CI: ?0.50–?0.42, p<0.001），PR与DA呈中等负相关（r=?0.31, 95%CI: ?0.38–?0.24, p<0.001）。出版偏倚检验（Egger’s test）均无显著性（p>0.05）。

TSSEM第一阶段显示变量间异质性显著（Q=3575.93, p<0.001），汇总相关性为：SC-PR（r=0.42, 95%CI: 0.37–0.48）、SC-DA（r=?0.45, 95%CI: ?0.50–?0.40）、PR-DA（r=?0.31, 95%CI: ?0.37–?0.24）。

第二阶段中介模型表明部分中介模型拟合优度佳（χ²=0.00; CFI=1.000; RMSEA=0.000）。SC对DA的直接效应为β=?0.39（95%CI: ?0.45–?0.33），通过PR的间接效应为β=?0.06（95%CI: ?0.09–?0.02），支持H1–H4。

调节效应分析显示区域（中国vs.非中国）显著调节模型（χ²=16.869, p<0.001），中国样本直接效应（β=?0.42）高于非中国样本（β=?0.23）。文章类型与质量无显著调节作用（p>0.05）。

讨论

本研究验证有限自我控制理论，SC作为有限心理资源，过度消耗导致数字媒体使用增加（Chen et al., 2024）。低SC大学生更易因学业压力耗尽资源，转向短视频或社交媒体缓解，最终形成成瘾。

PR的中介机制核心在于SC行为通过成功经验积累增强PR。高SC个体在压力下抑制即时冲动，采用认知重评或问题聚焦策略，减少数字媒体逃避，提升PR。长期目标行为（如学术规划、研究参与）通过克服拖延与竞争增强PR（Feng et al., 2022）。面对孤独时，高SC个体倾向线下社交而非网络连接，通过现实互动提升社会效能与PR（Chen et al., 2024）。增强的PR进而通过情绪调节与问题解决能力降低成瘾风险。

区域调节效应凸显文化价值观对心理机制的影响，尤其长期目标导向（Hofstede et al., 2008）。中国高竞争压力（考研、就业）促使学生将数字媒体视为目标障碍，主动减少使用。家庭对学业的高期望（Tong Xing, 2025）进一步强化SC对DA的直接抑制。

优势、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通过MASEM澄清PR的中介作用，丰富有限自我控制理论及行为成瘾干预模型。局限包括：数字成瘾定义异质性（如手机、网络成瘾）可能掩盖类型特异性机制，未来需按媒介或功能分类研究；横断面数据无法推断因果关系，需纵向追踪；样本区域偏差（中国样本为主）限制结论普适性，需纳入欧美、非洲、拉美等多文化样本。

政策与教育应用

建议构建教育、卫生、网信部门协同干预体系：教育部门主导校园预防与风险评估，将数字素养纳入管理；卫生部门提供心理评估工具与干预资源；网信部门监管校园周边数字服务。高校可通过课程与训练系统提升SC与PR，如开设情绪调节与行为控制技巧课程，结合团体辅导与韧性训练活动。环境策略上，图书馆与教室设手机存放设施，减少学习时分心；丰富线下文化活动（学术沙龙、体育竞赛）强化现实社交关系，降低数字媒体依赖。

结论

SC通过直接抑制冲动与间接增强PR双路径降低数字成瘾风险。PR部分中介SC与DA的关系，且模型受文化背景显著调节。研究为跨文化干预提供理论基础，强调整合SC训练与PR培养在大学生数字成瘾防治中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