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物医药企业“钱”途黯淡

【字体: 时间:2002年10月17日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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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340X300]《数字财富》记者 李波 陈小龙
   
    近20年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世界医药行业制造了一片繁荣景象。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们为每一次生物科技的突破欢呼雀跃。然而,拥有技术和实现技术的价值是两回事。在中国,投身生物医药的企业家们面对的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赚到钱?
   
    技术竞争力 不久前,美国默克公司将中国列为其寻求新药的全球市场之一,理由是中国拥有大批优秀的科学家。默克研发实验室负责外部科学事务的荣誉总裁刘易斯·曼德尔认为:“不出10年,中国将研发出新药。”
   
    与之相对应的是,拥有1.5亿元注册资本、位于深圳的清华源兴生物医药公司总裁杨向阳,却跨越大洋前往美国寻求合作,其谈判对象包括杜邦、强生、3M等。杨的助手、负责纳米医药公司的清华源兴董事陈虎说:“我们需要寻找适合美国的产品形式,与美国公司的合作将主要利用我们自己的技术。”
   
    事实上,中国在全球生物技术的竞赛中已经走了很远。科技部的一位官员称:“全球发表的关于生物科学的论文中,有25%来自中国科学家。”另外中国科学家承担了人类基因组1%的测序,克隆了功能新基因的全长cDNA800多条,率先完成水稻基因组第4号染色体的测定。
   
    在生物技术的医药商业化方面,已经有18种基因工程药物批准上市,进入Ⅰ、Ⅱ期临床的有21种,临床前开发的达35种。产品市场方面,以α1b干扰素为例,国内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60%以上。目前,中国基因工程制药业具备一定生产规模的企业已经有60家,世界销售前10位的生物技术药物,我国已能生产8种。 生物技术药物逐渐由仿制向创新转变,销售额突破300亿元人民币。
   
    下一个机会必然来自生物医药领域? 目前,直接或间接涉足生物医药的上市公司有120余家,其中70多家投资生物技术领域,通过资本市场流入生物技术板块的资金超过30亿元。复星实业、海王生物、天坛生物和北生药业是比较纯正的生物医药类公司,而万东医疗、四环生物、三九生化则是转营或兼营生物医药的公司。
   
    来自政府的支持显而易见,基础科学973计划和高新技术863计划都在生物科学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2001~2005年间,生物技术的研究经费占863计划总经费的20%,约30亿人民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把1/3强的经费,每年7亿人民币投入生命科学研究。国内进行生物技术开发的机构已经达到400余家,政府投入资金130亿人民币。为使生物科学研究取得规模效应,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先后建成了4个生物园区。
   
    生物医药是否像互联网一样,被概念炒作的迷雾所笼罩?资本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似乎不容乐观,2002年上半年,以生物制药为主营的上市公司业绩多数下滑。11家主营生物制品的上市公司中有9家净利润呈下降趋势,且业绩下滑幅度平均高达45%,大大超过同期全部上市公司业绩的平均降幅。清华兴业投资公司的一位高级经理人断言:“依靠单一产品的生物医药企业已经被投资人抛弃。”
   
    新药开发的漫长链条 据统计,一项新药的研发平均耗时10~12年,筛选1.5~2万种化合物,投入3~5亿美元。“在一种新药研发的过程中,99%的力量都归结成一种结果——失败”。这正是国际制药业巨头拜耳、辉瑞的苦恼。由于面对股东的高回报压力,拜耳花费巨资收购那些拥有新药的公司,这要比自己研制新药划算得多。清华源兴董事陈虎说:“许多小医药公司从创立开始就瞄准卖给拜耳。”
   
    世界前8名生物制药企业2001年平均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为23.1%,而国内最顶尖的生物制药企业,该项比例也不超过10%,差距是十分明显的。新药开发的漫长链条使很多企业回避独立开发,仿制药因此在国内市场大行其道。制约新药研发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三点:其一,与疾病相关的可以作为靶标的生物大分子数目相对不足;其二,先导化合物的发现与优化效率低下,筛选技术和难度都非常高;最后,备选分子被人体服用后的药代动力性质和毒性不可预见,导致生物医药人体副作用不确定。
   
    “美国的生物医药研发有非常完善的产业链条”,北京新景安太医疗技术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卢健指出,“他们有专门提供靶标的公司,有的公司专门进行筛选。”而国内的生物医药产业显然没有达到如此专业化的分工状态,具有一定技术实力的公司,前期研发工作都要靠自己独立完成。而上游研究取得进展,即通过筛选获得经过鉴定的目的基因,新药开发进入中试阶段,然后就是通过非临床研究和临床研究阶段,之后才能进行生产批准和各种认证。
   
    “在这个漫长的研发过程中,不但需要巨额投入,还要有巨大的耐心”,一位深谙此道的职业投资人说。大多数生物医药企业目前正处在资金短缺的困境中,其中不乏研究成果由于得不到资金支持而只能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迟迟不能产业化的情况;能够完成实验室研究顺利转让给企业的可谓凤毛麟角。部分被看好的研究项目虽然有幸得到风险资本的资助,但由于研发投入远大于预期,而周期又过长,使得他们无力或不愿再追加投入以免更多资金被套牢,从而导致这些成果的产业化过程停滞不前。
   
    技术持有人直接入市似乎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北大教授张茂良以长期研究成果血脂康胶囊支撑起北大维信,清华源兴的股东名单中也赫然出现几个技术持有者。北大维信称自己的血脂康年销售额达1亿元人民币,而业内人士认为这个数字未必可信。一项单一技术可以让公司暂时生存无虞,但是对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却没有好处。
   
    盈利遥遥无期 “我们并不缺乏拥有某项核心技术可以大干一场的生物技术公司”,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官员称,“北京博奥生物芯片公司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生物芯片公司之一。”此外,值得一提的技术领先企业还有:北京科宇掌握的干细胞技术、金赛狮掌握的反义药物技术、本元正阳的AAV病毒载体技术、北京新世界联合基因的抗体工程技术以及北医联合生物工程公司的优秀的新药开发技术平台。
   
    但是,所有生物技术公司都面临同样的盈利难题。凭角膜干细胞移植技术把干细胞的临床应用往前推进了一大步的科宇公司也必须向股东证明自己的盈利能力。依靠来自重庆华英集团等公司投入的近1亿元资金,科宇使干细胞技术有可能实现人体器官的规模化生产,从而彻底解决人体移植器官的稀缺难题。但是,巨大的研发投入与每年50余例角膜移植病例带来的几十万收入之间巨大的反差,造成科宇的严重问题。
   
    如果科宇不能在短期内发展出成熟的商业模式,使干细胞技术转化为能够被医院和患者同时接受的商品,那么摆在科宇面前的道路将会非常艰难。
   
    按照科宇总经理杨涛的设计,科宇为投资者的资金退出准备了三条路:一是搞技术研究,申请和转让专利、收取专利使用费;二是利用干细胞技术生产和销售干细胞药物;三是通过资本市场,使股东们套现退出。不过,从目前的经营状况看,没有一条路可以让科宇从容通过。杨涛也承认:“最终确定赢利模式,要看技术往哪个方向发展以及干细胞技术发展的政策、产业环境变化。”
   
    与科宇的发展模式不同,清华源兴力图在多个技术平台的支持下发展出一系列的产品,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单一产品的风险,并充分利用技术转化成果优势,降低研发成本对单项药物的压力。
   
    目前,清华源兴至少拥有7个技术平台。非常幸运的是,在基因治疗药物方面,清华源兴似乎还没有值得顾虑的对手,这为公司的发展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总裁杨向阳对清华源兴的前途充满信心:“我们不会生产糖果,因为我是做医药的。如果卖糖果,清华大学的校长会把我赶出去,不卖药卖糖,听起来不好。”
   
    事实上,清华源兴在基因治疗药物上独占鳌头,其Ad-p53抗癌注射液已经进入三期临床,即将成为中国首例,有可能也是世界第一例基因治疗药物。杨向阳通过对深圳赛百诺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的一次精明收购获得了该药物的经营权。
   
    但盈利的压力也同样困扰清华源兴,清华大学企业集团和全兴股份的联合注资已逾1年,迄今还处在耐心等待回报的阶段。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对清华源兴寄予厚望,他曾对杨向阳说:“推动生命科学的发展仅依靠学校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与企业结合,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而且起点要高。”
   
    在目前的药物市场上,基因治疗药物远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虽然清华源兴拥有亚洲第一条基因治疗药物生产线,但是其生存还要依赖其化学药物的收益,这是清华源兴面对的第一个困境。基因药物的材料和制造成本都很低廉,100万单位的干扰素,成本仅4元,批发价却可以达到27元,简直可以说是暴利。但是,在我国医药流通渠道和医疗机构的现有体制影响下,医药公司的获益非常可怜。
   
    清华源兴的烦恼还不止一个,由于四处风传基因药物可能对人体产生不良副作用,已经有生产干扰素的项目中途停建。国际上,一些学者警告基因治疗药物公司,在临床阶段表现出来的不稳定性以及基因治疗结果的不安全性,可能给这些公司造成致命打击。
   
    来源:数字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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