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学的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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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了解美国人的内心，你必须从了解棒球开始。”当雅克·巴赞在1954年这样精辟地解读美国生活时，华莱士实验室正在准备向全美国介绍一种叫眠尔通（Ｍｉｌｔｏｗｎ）的新药。被推广为“镇定剂”的眠尔通是第一个为解除日常生活的压力而开发的处方药。两年之内，眠尔通成为了美国最受欢迎的处方药。这种欢迎程度持续到了上世纪60年代，直到被另外一种镇定剂安定（Ｖａｌｉｕｍ）所取代。90年代初期，又一个精神类药物的繁荣期开始了：美国的消费者，主要是儿童，那时消化了全世界90％的利他能供应量。今天，制药业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美国最赚钱的行业之一，其中要数抗抑郁剂类药利润最高。看来，雅克·巴赞的那句话应该改写如下：如果你想了解美国，你最好从了解以下几个特殊现象开始：为何这些以外向、自信著称的人民会成为一个社会焦虑药物的主导消费群体？为何这个致力于个人自由的国家会强加一个苛刻的外在美的标准，使得无数成年女性蜂拥进厕所，清除胃里的晚餐？为何一个以追求幸福出名的国家会成为一个抗抑郁药物的肥沃市场？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医生们不再满足于救死扶伤，他们开始使用药物使无恙的人更加健康。生物伦理学家把这些技术称为“改进技术”，通常也把它们叫作“美容”或“生活方式”药物。这些技术的推广者经常将这种药物的改进过程描述为人们借助医疗手段改变自我内、外在形象的方法和锻炼自我的工具。

    我们采用越来越激烈的医学手段改变我们自身：整容，个性转变，体形再塑，并将这些改变原本面貌的手段描绘为寻找真正自我的方法。

    这些使用所谓的“改进技术”的人们是怎样评价那些“技术”的呢？

    病例一：类固醇。在塞缪尔·福塞尔的回忆录《肌肉》里，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在26岁时在纽约的一家出版社工作。纽约的犯罪使他战栗。正是这种恐惧使他开始健身。

    福塞尔是在读了施瓦辛格的自传《阿诺：一个健身者的教育》后意识到肌肉的魔力的。

    他开始了举重，每周要吃70个鸡蛋。福塞尔辞了职，来到加州，并且开始使用合成类固醇。福塞尔外观的转变是惊人的。一个22岁瘦弱的小伙子几年后变得硕大无比。经类固醇“改进”后的身体上肌肉横生，大得吓人，全身的血管几乎就要迸出他古铜色的皮肤。福塞尔认为是寻找自我的渴望将他引向类固醇：“我没法等待四五年才成为我自己。”福塞尔说，”我很自在，所以我必须立刻就用类固醇。”

    案例二：ＬＳＤ迷幻药。著名演员加利·格兰特以前不是一个好的采访对象，但是当记者再次将他团团围住，询问他1959年《粉红色潜艇》的拍摄情况时，这位演员一反常态地外向起来。

    “我获得了新生，”他对一群折服了的记者宣布，“我经历了一个精神上的旅程，我完全改变了。”这个“精神上的旅程”就是指自己服用六十几次ＬＳＤ所起的作用。“以前，我躲藏在许多防卫、伪善和虚荣的后面。ＬＳＤ使我面对了以前不愿承认的自我。我以前太虚假了！”ＬＳＤ使他克服了自己的虚伪，成为了他真实的自己。

    案例三：自愿截肢手术。2000年，英国报纸报道一个苏格兰的医生为两个四肢健全的人进行了截肢手术。这位医生说：“有些人是真实地相信拥有健全的四肢是不完整的。”他和他的同事将这些病人和需要变性手术的人做了对比。其中一个病人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解释：“我14岁的时候就发现我自己被关在一个错误的身体里，我必须将一条腿砍下来才能成为真正的我自己。”

    这真是奇异的言论，自我真实性居然是靠截去健康的肢体来实现，听起来毛骨悚然，但它确是西方道德观念的产物。哲学

家查尔斯·太勒在形容这个观念时说：“这种人生观认为只有一种方法是‘我’的方法。我的生命就是为了按我的方式来活，并不是来模仿其他人的。”太勒把这种自我实现的源头追溯到18世纪提倡的每个人独有的道德感或良心，一种是非的判断。与自我的不断沟通本身成为了一种道德观，极端的“实现自我”变成了做人的标准。

    太勒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观念的道德拉力，并不能认定那些通过改进技术寻找幸福的人是自私或自恋的。许多人说他们都被“召唤”着去实现自我。

    在这些人心目中，彻底实现了的自我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生活，反之，就错过了生命的意义。正是自我实现的过程使许多人变成工作狂，通过节食或惩罚性的锻炼来改变自己的外观，即便这么做会忽略孩子、爱人、信仰、团体或其他世俗认为对生命重要的东西也在所不惜。

    按医学界的道德要求，在自我真实性的实现过程中，对心理健康的追求和对于身体健康的追求同样重要。以前在治病和美容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限，但是现在这条界限变得很模糊。

    观念转变得最快的要数美容手术这个行业。在20世纪初它还是一个边缘行业。到了世纪末，它已成为一个利润上百亿的产业，有许多声望很高的执业者。美容手术业地位的转折点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叫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心理学家。他在其代表作《自卑与超越》中说，人可以由心理原因产生一种自卑感，导致这种自卑感的是这些人的外貌。自卑情结给了美容手术师们一个理想的伦理学上的合理证明，很快，美容就不只是美容了，美容是治疗自卑情结的医学手段，是“解剖刀下的心理学”。

    但到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再谈论自卑感了。取而代之的是耻辱感。我们的道德讨论如今是关于如何利用医学手段使人们不被羞辱。因为矮小使人受歧视，我们就给矮个儿青年注射生长激素。因为模糊不清的生殖器被人看不起，我们就给双性婴儿做手术。因为老年人被人看不起，我们就给他们注射肉毒毒素拉紧肌肉和皮肤。这已经从“解剖刀下的心理学”变成了“解剖刀下的社会学”。我们不仅为解决社会问题找到了医学答案，也为它找到了伦理学的合理性证明。种种受歧视的、不幸福的、无法实现自我的因素，和确确实实在生病受罪的人一样，可以向医生求助。

    如果把那些受歧视、不幸福、无法实现自我的种种论调都看作无病呻吟并不公正。在《黑人的灵魂》一书中，杜波伊斯写过非裔美国人的“双重意识”，那种“用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的种族自卑。这种心态也引起了医生们的注意。从矫正“犹太鼻”、“亚洲眼”到为非裔人提供的肤发漂白，“改进技术”的市场和美国的种族歧视有着一种令人担忧的关系。

    保守的医生也将“改进技术”的受欢迎程度归结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1997年对处方药的广告放宽政策。最近的调查显示，葛兰素史克公司为其治疗抑郁症的铂罗西汀（Ｐａｘｉｌ）耗资9100万美元面向消费者打广告，这笔天文数字甚至超过了耐克公司在它最新的球鞋上花的宣传费用。这其实只占葛兰素史克公司广告预算的一小部分。制药厂商的大量预算都花在了面对医生的广告和应酬上面。医生已经成为药厂卖药的工具。

    在1960年前，大卫·希利指出临床抑郁症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症状。那时焦虑是最赚钱的病。所以当Ｍｅｒｃｋ公司在1960年开始生产他们新的抗抑郁药阿米替林（Ａｍｉｔｒｉｐｔｙｌｉｎｅ）时，他们意识到，要想多卖抗抑郁的药物，就必须先将抑郁症卖给美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Ｍｅｒｃｋ公司购买并分发了5万份由弗兰克·艾德著的《辨认抑郁症患者》一书。这一计划相当成功，开阿米替林的处方数量直线上升，要知道，阿米替林根本不是市面上最新或惟一的抗抑郁症类药物。

    如果我们认为这一切只是通过市场推广来创造疾病就错了，科学技术同样也在创造疾病。

    在我们可以通过医疗技术改变我们的处境的时候，我们的一切状态都有被评价为病态的倾向。以前，有一些人不能生育，这不是疾病，而是自然界中一个不幸的事实。但是在科学技术将人工受精等技术带给我们之后，不能生育这个事实被认为是一个疾病，被喻为“不育症”。神经衰弱、性别焦躁症等等都是近150年中以科技为导向的新疾病的例子。

    对“改进技术”非常担忧的人往往会产生怪罪于制药业、精神医师、美容外科医生、服装业甚至是“文化”的冲动。到头来，这些因素都不能独自在美国获得“改进技术”取得的成就。美国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在这中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美国，科技已经成为大家社交生活中身份认同的一种工具和方式。当某人在社会中遭到歧视而自卑的时候，我们可以真切地向他表示同情。其实，自卑的另外一面就是虚荣。但是当我们过于沉迷在别人的目光里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自己不是一个倒影。

    一些人称这种行为为“自恋”，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在美国，社会地位和自我包装息息相关。如果你的自我包装不成功，你的社会地位也会坠落。如果你的社会地位下降了，你的自尊心也会随之下降。一个没有自信的人是不可能实现自我价值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

    这就是我们独特的道德观中残酷的逻辑。

( 经济观察报 张一帆 编译 03-0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