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西化”中医和“结合医学”问题

　　    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的中医药学（以下简称中医）一直处于“在冲击下困惑，在困惑中衰落”的状况。近50年来，尽管国家为了中医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并在《宪法》总则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基础上，制定了“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总方针。但是，中医问题上近代科学主义的严重倾向和伪科学现象，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在国家高扬“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这些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一、“科学”的出发点、含义及其分类

　　有人说：今天的社会正处于一个“科学迷信”或“技术疯狂”时代。这个说法在其它领域里的表现如何，本文无须评说。然而，坚持“人是机器”的机械唯物主义立场，把在非生命科学领域取得成功的观念和研究方法，作为研究生命科学(包括医学)领域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无疑是十分片面的。这种立场、观念和做法，尤其值得中医高度注意，切莫误入歧途。为此有必要对“科学”的出发点、含义及其分类问题，做一些简要的澄清。

　　1．“科学”研究的出发点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的开头便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明”。这里所谓的求知，即人对客观世界背后的真理的追求。所以笼统地说，客观世界就是人们科学研究的对象，当然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

　　客观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千变万化的“事物”。 而“事物”在不少哲学著作里，常习惯地称之为“物质”。用列宁的界定来说，这些千变万化的事物，标志着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显然，这一界定的关键词是“客观实在”。所以，包括通过各种仪器，使人的感官得以延长后所感知的“客观实在”，皆在“事物”的范畴之中。

　　这些客观实在的事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称之为“万有”（或“存有”）；在老子那里称之为“万物”。所谓“万有”，即“一切有”、“一切存在”“一切物”的意思。如果按照佛祖陀释迦牟尼的说法，那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或者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感知到的色、声、香、味、触、法。所以，人们通过感性的色、声、香、味、触、法，进一步达到对其背后的本质属性的理性认识，这就是科学研究的意义。而从“万有”、“万物”、“五蕴”中，真实、全面、完整地把握各个学科所研究的特定对象，则是科学研究的具体出发点。

　　尽管人的感官有眼、耳、鼻、舌、身、意，然而诚如亚里斯多德告诫的那样：人们“喜爱视觉尤胜于其它”。所以对于研究对象认识上的片面性或者误差，往往是人们没有善用自己的“六根”所造成的。为了保证科学研究出发点的客观实在性，亚氏在其《形而上学》一书中，重点讨论了这一问题。其中的许多论述，经13世纪的托玛斯.阿奎那阐发、补充，进一步趋于完善。故台湾的学者常将他们的学说，统称之为“形上学”。比如，“形上学”首先讨论了万有的单一性。接着讨论了“第一原理”，即“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紧接着又讨论了“有之真”（“名实相符之谓真理”）、“有之善”（“一切物之所欲者”之谓善）、“有之美”（自然而然的“悦目者”之谓美）。然后提出并重点论述了“因果律”。“形上学”中的这些学说，是人们从事科学研究之前，就必须首先对研究者的理性思维加以规范的逻辑原理。有了这些基础原理，才可能保证在真实、全面、完整的客观实在的前提下，健全地发挥人的理性思维的特长，以达到对客观实在背后的本质属性正确的认识或把握。

　　在当代哲学里，就其表述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而言，本人以为，用“事物”这一概念比用“物质”这一概念为好。其一，“事”是“物”的运动方式及其过程；“物”是“事”之所以是“事”的基础。现代人们的另一种相似的说法是：客观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不外“物质的运动”，或者“运动着的物质”。而“事物”一词，正是对“运动”与“物质”这二者最恰当的概括。在客观现实中，“事”表现在人的感观里的即是运动、变化着的状态，有的称之为信息、现象等。作为中医研究对象的证候，以及自然界的气候、物候等，也皆属于“事”的运动、变化过程中所表现的状态。所以用哲学的话讲，“事”是客观实在的运动、变化状态的时间轨迹。那么“物”呢？“物”表现在人的感观里的，首先是它的结构与功能。而研究“物”的结构与功能，则常常是物理学方法、化学方法所研究的对象了。同样用哲学的话讲，“物”是客观实在的结构、功能意义上的空间特征。其二，当代哲学里的“物质”世界之说，用“形上学”里的“形质论”来看，它着重强调了客观世界里作为“原质”（或材料）那一方面的结构特征。因此用“物质”来表征客观世界时，便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作为“原形”而存在的另一个方面的固有特征。比如以中、西医而言：西医着重研究了组成人的“原质”及其“原质”的结构与功能；中医则着重研究了“原形”的人，即活的整体层次上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存在及其特征。质言之，既然人是由“原形”和“原质”结合而来的，那么中、西医两者其实各自只研究了其中的一个层面。

　　所以从“事物”与“物质”的对比中强调上述两点，在近代物理学、化学占据科学主流地位的当代，尤其具有扶偏救弊的意义。而用“事物”一词表述“万有”、“万物”、“五蕴”的客观实在性，不仅比“物质”一词准确、合理，而且也是历史的、应有的哲学统一。

　　基于上述，具体而言：科学的出发点是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变化、运动的时间轨迹和（或）空间特征。而每一门学科，仅仅是研究了万事万物中某一个方面的时间轨迹或者空间特征而已。这样讲，既有利于理解本学科自己，更有利于理解自己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研究中、西医的关系，这一点尤其不可忽视。

　　2．“科学”的含义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科学最早的含义即“知识”。所以，源于西方的“知识就是力量”之说，其实是对“科学”价值的最普遍的表述。今天如果换一个提法，那么“知识就是力量”，也可以称之为“科学就是力量”。当然，人们认识客观实在的理性知识，也包括技术（技艺）和经验。因此严格地讲，真正揭示客观实在的事物本质的理性认识，才能称之为科学。所以台湾学者苗力田先生在翻译《形而上学》一书时特别强调：科学是目的的，技术是手段的。也就是说，科学是以认识事物的真理为目的的理性求索；而技术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它只是科学前提下的为了功利而运用的手段。

　　在与亚氏几乎同一时期中国的《礼记.大学》里，“科学”被表述为“格物致知”。其原话是：“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于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朱熹对“致知”的注解极好，他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可见，“格物致知”所获得的“欲其所知”，与亚氏的“求知”原本一样。进而言之，既然求知是人的天性，那么科学本没有迷信和神秘可言，它不过是“物格而后知至”的不断认识的过程而已。

　　在清代后期的外来文献翻译中，西方文献中的“科学”一词常被译为“格物致知”。而在东方，首先把中文的“科学”二字用在外来文献翻译中的，却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面临着不断涌进的门类繁多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日本的学者取“分科之学”的意思，在日文的片假名里发明了“科学”一词。这的确是日本的学者在灵活理解中文原意的基础上，颇有智慧的翻译。

    第一位将“科学”二字直接用在中国的，当推严复先生。他在翻译《原富》一书时，将过去用作“格物致知”的地方，全部改为“科学”。从此，“科学”一词便成为源于中国的文字，渗透着日本人的智慧，重新回到了中国，却颇具西方现代意味的词汇了。如果再把“科学”与“知识”并列起来看，“科学”二字原本甚是平实，并无神秘之意。

　　至于在同一学科里，不得把其技术、经验部分与其科学的理论相互混淆，那是另外的一回事。严复对科学和技术的解释说：“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故学主知，术主行”。梁启超的解释更为明晰：“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用者也。”这些说法，与亚氏的观点是完全相通的。

　　基于上述，科学就是以特定的客观实在为其研究对象的分科之学。在自然、社会、生命、思维这四大范畴里，一切针对特定的客观实在而具有确切知识体系的分科之学，都应称之为科学。如果用今天的语言给科学做一个现代的定义，那就是：反映自然、社会、生命、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或者说，科学是分门别类地研究各种不同的事物，所获取的确切、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具体而言，严格意义上的每一门科学，都是以自身所面对的特定的客观实在为研究对象；同时也都有自身特定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用特定的方法研究特定的对象所形成的系统化的概念(范畴)体系。这一系统化的概念(范畴)体系，揭示了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在指导实践中有可重复性，并达到了表述的单一性。这就是成熟的科学的基本标志。

　　同时尚须强调，其一，科学的灵魂是实事求是。其二，科学不仅不神秘，而且不同学科之间原本不存在排它性。其三，任何一个科学的发展既是历史性的，更是传统性的，即内在于自身传统的历史性演进，绝非其它学科所能代替。

　　3．“科学”的分类

　　科学既然是分科之学，所以它的门类成百上千。本文所谈的分类，只是从宏观角度的大体划分而已。

　　第一，从研究对象分类。

　　在科学上，最早、最准确、至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的分类，当推中国的《易经》。《易经.系辞第十二》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指的自然生成的客观实在，可以理解为天造之万物；这里的“器”，指的是由人加工而成的客观实在，可以理解为人造之万物。

　　春秋至秦汉之际，人们加工制造“器”的能力虽然十分有限，但是人们从“形”入手，认识天造之物的能力却卓有成效。面对自然生成的万事万物，如果把中国先哲们的认识路向用孔子的话来讲，则叫做“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通俗的说，即向上攀爬的认识论特点。具体而言，这种向上攀爬的认识路向是：以“形”为研究对象；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究天人之际”、“类万物之情”；按照天人相应的原则和“下学而上达”的认识路线；最后追寻到万事万物生成、发展、变化的总原理、总规律上来。“易理”或者“道”，即是这样认识而来的。然后人们回过头来，再以此“总原理、总规律”，来认识和解释具体的“形”是如何来的、如何变的、向何处去的等等一系列运动变化的具体规律。这种先“下学而上达”再“回过头来”的认识过程，同样是中医学形成、发展、完善的思维路向。

　　而制造“器”，则要向下寻找。这就是先认识和把握制造器的时候所用的“质”，亦即材料；再学会获取或提升“质”和制造“器”的方法；然后才可能按照人的意志，制造出理想中的“器”来。这当然是一种“下学而下达”，或者“向下攀爬”的思维路向了。

　　由此可以说，人类既要认识和调控天造之“形”，又要研究和制造人造之“器”。于是，从研究天造之物和人造之物出发，便形成形上与形下两类不同的知识体系。亦即两种科学分类。

　　在西方，最早对科学进行分类的，还是亚里斯多德。从认识论而言，他同样遵循着“下学而上达”的路向：即从“物理学”入手，经过“生理”、“心理”（灵魂），一直到达“天理”的认识。亚氏所说的“物理学”，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科学范畴。而相对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亚氏时代则将其称之为“后物理学”。由于“后物理学”写于“物理学”之后，其内容又是对“物理学”总原理、总规律的概括，故称为“后”。 “后物理学”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第一哲学”。其中除了、“超经验”、“超感觉”、“超现象”的哲学内容外，还有不少是关于思维的观念、原理、原则等重要内容。

　　依据上述意思，亚氏的科学分类，是依据研究对象的层次而分类的。即将一般的自然科学统统称之为“物理学”；而比“物理学”层次更高的科学，称之为哲学或形上学。后来，当中国人翻译亚氏的《第一哲学》时，依据中国《易经》的表述方式，翻译为《形而上学》。这一翻译，诚可谓恰到好处，名副其实。因为中国先哲们“形而上”所探求的总原理、总规律，亦即“易理”或者“道”， 这与亚氏的思想，颇多相通之处。因为亚氏也是从“形”入手，最后认识到形上之“道”的。

　　这里需要附代说明，亚氏同样处在人类制造“器”的能力十分有限的时代；而他的上述分类中，也涉及人造之“器”的内容也甚少。

　　本文前面所谈的“事”与“物”，应该说是当代以科学研究对象为前提的另一种分类。一方面，客观存在的事物中，有一部分事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能是状态（信息、现象、证候）的存在形式，亦即“事”。比如研究历史、社会、进化、生态、天文、气象，以至中医研究的证候时，人们所感知、所观察的，只能是其运动、变化着的状态。因此所探求、所遵循的，自然是其运动、变化的的“时间轨迹”及其内在规律。可以说，从研究状态（信息、现象、证候）的运动、变化入手，这是研究“事”的原则和特点。而另一方面，分析“物”的结构、功能，以及再依照人的意志组合为人造之物的研究，则是要遵循着所研究之物的“空间特征”而进行。可见，研究“物”与研究“事”相比，彼此属于两类不可通约性的研究对象。

　　以上三种分类里，“形”、 “事”之轨迹，相互类似；而“器”、“质”之结构与功能特征，则基本一致。人们习惯上讲的近代科学，主要是指研究后者而言的。

　　第二，以研究方法分类。

　　据上所述：研究天造之物，先须在“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究天人之际”、“类万物之情”的基础上，以体悟“道”的总原理或总规律。进而把天地万物之大“道”，与具体研究对象的生存之“道”相互联系起来，以探求具体对象的发生、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这种方法，与当代所说的综合、系统性研究方法十分相近。

　　研究人造之物，先须熟悉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具体对象的物理学、化学特征。然后，才可能推进人们在人造之器方面的能力或发展。这种方法，即近代分析、还原性研究方法。人们习惯上所讲的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多是指此而言的。

　　所以简言之，就研究方法来分，科学可以分为综合或系统，分析或还原两大类。历史上如此，今天亦如此。综合、系统性方法是研究“形”或“事”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轨迹，从而认识“道”或“形上学”的常用方法；分析、还原性方法是破解“器”、“质”的结构与功能时所必须的方法。这两类方法，是因科学研究中两类不可通约性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所以它们之间同样是不可通约性的。

　　第三，从知识的层次来分。

　　科学—技术—经验，是由高到低的三个不同的知识层次。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正如前面提到的严复所界定的那样。理论原理、规则、规律，是科学的内容；在实践应用中，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而经验则是最初级的、以感性认识为主的知识层次。

　　现代常常把这三个不同的知识层次，称之为理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经验科学，这是很不严肃、很不恰当的。这种情况与人们常常把“高新技术”误称为“高新科技”一样。一方面混淆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在“近代科学迷信”和“技术疯狂”形势下，一种对科学认识上的盲目现象。近20年来，获得诺贝尔医学科学奖的项目中，绝大多数属于技术性内容，有的甚至是初步为经验所证明的内容。足见这一盲目现象在当代的普遍性。

　　第四，从具体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来分。

　　按照通常的理解：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大脑思维的一般规律的高度概括。按照《辞海》的解释：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可见，哲学的“一般规律”，即普遍规律。它是覆盖所有具体的科学或知识体系的，即对各门具体的科学或知识体系都具有指导意义。这正像“后物理学”是“物理学”的总原理、总规律一样，所以从分类而言，应当说“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如果把哲学排除于科学之外，或者把哲学与各门具体的科学并列起来，都是不恰当的。因为科学是研究和认识具体对象的知识体系，它不能等同于哲学；同时，哲学不可以代替各门具体的科学，不能把指导意义与“代替论”混同起来。这一点我们在“文革”中有过沉痛的教训，相信人们不会忘记。

　　过去常有一种习惯的说法：认为春秋至秦汉之际，“科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甚至把《易经》的存在，视之为“导致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的原因，这是值得商榷的。其一，哲学本身就是科学的一类，而且是层次最高的一类。就像“后物理学”是从“物理学”基础上抽象概括出来的一样，两者在知识层次上有区别，但决无矛盾可言。其二，春秋至秦汉之际的科学，比如中医学，它是以综合、系统性方法抽象而成的科学，而与近代分析、还原性科学的范式明显不同。当然也不能因为中医学与哲学的关系密切，而将其排除于科学之外。其三，当代人站在自己所熟知的分析、还原性科学的主场上来看综合、系统性科学时，就像熟悉九章算术的人不理解莱布尼兹的数学二进制一样。在两种范式不同的科学之间，不能把“不解其中味”，视之为“其中本无味”。其四，近代科学门类繁多，是分析、还原性科学在近代突飞猛进的反映。这是分析、还原性科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所决定的。不能说中国古代哲学制约了近代分析、还原性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其五，哲学与近代分析、还原性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对象的层次原本互不相同，也不能说近代分析、还原性科学是摆脱了哲学的桎梏后，才获得繁荣的。

　　再从亚里斯多德、托玛斯的“形上学”来说，它的主旨是讨论“万有之有及其特性之学”的。尤其是“形上学”中关于“万有”真实、全面、完整地展现在人们视野之中的论述，关于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和因果律的论述，显然是规范人们思维逻辑的最高层次、最根本性的科学原理。可以说，“形上学”是人类科学研究之母，是“学问中的学问”。根据有关报导：“仅在美国就有一千多所以上的大学及研究中心传授此学说”，平均“每年就有五百多本书籍和二十五种刊物问世以专门介绍此学说”。足见当代科学哲学界对“形上学”之重视了。

　　第五、从生命与非生命来分。

　　《辞海》中关于科学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之说，代表了近代对科学在研究对象或范畴上的一种分类，当然无可厚非。然而面对中医学发展中的困惑，这一分类总令人有某种缺失之感。

　　在中国，生命科学（包括医学）一直被划归于自然科学范畴。而当今中国的自然科学范畴中，绝大多数是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分析、还原性科学的领地。如前所述，分析、还原性科学最成功之处，是在非生命界，或称之为人造之物的范围。而医学面对的人是天造之物，而非人造之物。这种天造之物不仅是有生命的动物，而且是有理性思维的高级动物。用现代系统科学的观点来说，人体可以被视为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巨系统。然而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却是任何巨系统所难以仿真的。尽管今天的西医可以借助分析、还原性方法，把人由组织、器官水平剖析到细胞水平，再由细胞水平剖析到分子水平。但是在这一剖析再剖析的过程中，人在整体意义上的生命和思维统统被阉割了。更耐人寻味的是，今天的西医不仅不能用零散的细胞重新组装起一个整体的人来，而且就连用几个基因片断连接出一个最简单的病毒，也还做不到。这就说明，生命科学（包括医学）绝不是分析、还原性科学一家的领地。从人是“理性的”、“天造的”、“动着的” 、“物”来讲，医学科学里必然有一部分应当属于综合、系统性科学领地，同时也是哲学和形上学的领地。这一部分领地，就是展现中医的用武之地。而且属于中医的后一部分，肯定还大于属于分析、还原性科学的那一部分。

　　所以从生命与非生命的角度来说，以往把中医划归于生命科学之中，这在使中医从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同时，也使中医从属于西医之下。中国科学院的院土队伍中，至今没有一名真正的中医，就是其证明。这就无形中助长了近代科学主义对中医自身发展的干扰，影响了中医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因此从当代科学分类来看，至少在中、西医并存的中国，生命科学（包括医学）应当从自然科学范畴中独立出来。如此，《辞海》中关于科学的解释，应据此修改为：“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生命和思维的知识体系。”与此同时，习惯上关于哲学的解释，则须相应地修改为：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生命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高度概括。”21世纪将是中医的科学观念与理论带领人类医学发展的力历时期。这两个定义的修改就科学与哲学而言，固然是非本质的。但是对于人类医学和中医来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却具有无比重要的战略意义。

　　4.中西医之间的关系

　　综合本节以上所述，关于中西医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几点概括。

　　其一，中医是以活着的、整体的、“原形”的人为其出发点。或者说，它是以自然、社会、精神情志和整个机体这四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的，表现在生命整体层次上的反应状态(即证候)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其发生、发展、运动、变化、消失的全过程的。而西医的生物医学则是以“人是机器”观念，把人作为形而下的“器”，主要来研究构成人的不同层次上的“原质”，亦即研究各个层次的，各个部分的结构与功能的。

　　其二，中医是以其研究对象为根据，在形上学和哲学观念的直接指导下，运用了综合、系统性研究方法。西医的生物医学也是以其研究对象为根据，在形下观念的直接指导下，主要运用了分析、综合性的研究方法。

　　其三，中医是“形上”的医学，或称之为关于“原形”的人的医学。西医的生物医学则是“形下”的医学，或称之为关于构成人体的“原质”的医学。

　　其四，中西医从各自的出发点、研究对象、思想观念、研究方法，到各自的概念(范畴)体系，相互都是两种不同的范式。故相互是不可通约性的，当然也是不可翻译性的。

　　因此，从科学意义上讲，《宪法》总则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和“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二、近代科学主义对中医的干扰

　　所谓近代科学主义，即是把近代物理学、化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分析、还原性观念和研究方法，视为评定一切科学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的看法。

    近代科学主义对中医的干扰，与机械唯物主义不无关系。在当代生命科学界，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机械唯物主义助长了近代科学主义，近代科学主义加深了机械唯物主义。尽管一百年前“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这种观点，已经受到西方科学哲学家的深刻质疑，然而在今天的中国，这种观点仍然牢牢地束缚着着中医，当然也同样干扰着西医自己。

　　2004年1月，本人出版了《中医复兴论》一书。该书中“论中医学的定义”、“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中医在人类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医药学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论问题”等文，在东西方历史、文化、形上学、哲学、科学的比较中，在中西医的科学、技术、经验层面的比较中，对中医和西医生物医学做了定义。同书还在“中西医结合亟待定义”、“中医生存与发展的理性思考”、“走出中医学术的百年困惑”、“中医科学必须彻底告别余云岫现象”、“为中医教育诊脉处方”、“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科学学思考”、“西化——中医研究的致命误区”等文中，分析了近代科学主义对中医造成的危害。这里不再重复。总结《中医复兴论》的相关论述，对于近代科学主义在中医上的干扰，集中起来，那就是“中医西医化”思潮。下面仅以历史的角度，谈一些有代表的事件。

　　20世纪前半叶，持近代科学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余云岫。他于1917年出版的《灵素商兑》一书，完全从西医角度出发，全盘否定《灵枢》、《素问》的医学观念和基础理论。他于1929年“南京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提出了“废止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第一次发出了废除中医的叫嚣。1950年，他又在建国初期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期间，改换包装，老调重弹，又一次提出了“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他是由日本留学西医的学者，头脑中只有分析、还原基础上的形而下的西医，当然视中医为格格不入。他的重点始终盯在中医的基础理论上，亦即中医的科学原理部分。他欲通过“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把中医形而上的科学原理统统废除。他可以容纳的，只是脱离了中医科学理论体系之后的处方和药物。所以他后来也被称之为“废医存药”的代表者。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医科学化”，意在改造中医。改造之法，即要求开业中医必须通过西医若干门基础理论课程的学习和考试，用西医的基础医学，取代中医头脑中的中医基础理论。受这一做法的影响，1956年创建的中医大学教育里，无可争议地将西医基础医学的全部课程，以“医学科学”课程的名义，纳入中医大学早期的教育之中。这就使学生从进入中医大门之时，便踏上了“西化”中医的误区。

　　20世纪50年代末，以国家最高领袖对卫生部一份报告所做的批示的形式，铸成了中医科研上的“双重学术标准”的问题。所谓的“双重学术标准”是，既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在西医学术观念和方法上。中医本来是形而上的医学，却提倡用研究形而下的的观念与方法对其进行“发掘”、“提高”。这就大怪而特怪了。以后的事实表明，近50年来“发掘”、“提高”中医的主流，其实就是由“双重学术标准”所铸成的“中医西医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科学主义充斥了整个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各个方面。故“中医西医化”，至今仍以“中西医结合”或“中医现代化”的名义在继续着。而且由于“西化”中医思潮的长期泛滥，使中医越来越陷于伪科学的困扰之中。

　　三、伪科学及其在中医上的表现

　　伪科学的做法，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科态度相反。所以伪科学就是假科学。

    “伪科学”这一提法，见于20世纪30年代的前苏联。当时，身为科学院院长的李森科，完全站在获得性遗传学派的立场上，将门德尔、摩尔根的基因遗传学派，贬之为伪科学和假科学。并以行政的手段，对从事基因遗传学的学者进行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因而使苏联的基因遗传学的研究，长期一蹶不振。中医在近代科学主义干扰下的百年衰落，本质上与这一情况相似。尽管中医在被“西化”的过程中长期被斥之为“落后”、“过时”、“不科学”、“封建医”，然而不无讽剌的是，处于主流地位的“西化”中医的种种做法，却无可幸免地陷入于伪科学。

　　按照本人的研究：“以系统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谓之中医学”；而“以还原性科学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则是西医的生物医学。这两个定义是过去不曾见过的，而且相信不会有原则性错误。基于这两个定义，并依据本文第一部分关于科学的出发点、含义和分类的论述，依据科学哲学家库恩关于不同范式的学科之间不可通约性的原理，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其一，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其二，在可预见的将来，“创造”出在科学（理论）层面上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没有这种可能性。其三，中、西医两种医学在保持各自科学（理论）特色的前提下，促进两者在临床技术层面上的“中西医配合”，必将是我国医学界长期、艰巨的历史使命。

　　欲从事科学研究，首先要明确科学的出发点、含义和分类，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实事求是的出发点或根本标准，就是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亦即被研究的事实本身的无比忠实。在形上性科学领域，用分析、还原性方法代替综合、系统性方法，对于研究对象来说，是研究方法的错位。这就像用化学方法看到系统科学的信息反馈、存储、控制一样。化学方法之于系统科学，不是人们不想用，而是该学科不能用。因为不被研究对象所选择、所接受的方法，便无从揭示对象发生、发生、变化的轨迹。在这里，主观的自恃方法的先进，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无视这一原则而强为之，则必然要走向伪科学。

　　欲“创造”“中西医结合医学”，首先要从中、西医的定义入手，明确两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体系的差别。声称“中西医结合医学”己经“创造”出来了，至今却说不清“人”是什么；说不清中、西医各自研究了“人”的哪些层面的现象或事实。甚至至今对中医形成的文化背景、发展的历史轨迹知之甚少，至今不懂得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被选择的决定性关系。所以这样的“创造”运动，不论再花费多少的人力、财力、物力，也只能在伪科学、假科学的误区越陷越深。退一步讲，把中医从科学（理论）医学层面降低到经验水平，或者用初级的以感性认识的标准来“规范”、来代替中医的理论原理、规则、规律，这种“中医现代化”的所谓“规范化研究”，其实也是伪科学、假科学的做法。

　　归根到底，几十年来因为近代科学主义潮流所产生的对近代科学的迷信，使人们忽视了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先生所强调的不同“范式”的科学之间，“不可通约性”的原理。如果人们早一点懂得形上科学与形下科学之间，分析(还原) 性科学与综合(系统)性科学之间，中医与西医之间不可通约性的道理，相信在中医学术上不会出现“西化”中医和“创造”“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问题。所以，“科学上本来不可为，却要人为的强为之”，这是几十年来国内在“西化”中医和“创造”“中西医结合医学”中伪科学、假科学问题的根源。这里仅举以下几点，以资说明。

　　第一，不承认或轻易否定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性，认为中医是经验医学；不承认中医的研究对象，即证候的客观实在性。这从本质上讲，就是伪科学的观念。

　　第二，中医的藏象学说，是建立在天人相应基础上的，是以模拟性概念所表述的，是以系统性科学方法架构而成的“四时五藏阴阳”之藏象。而否认中医藏象学说的固有范式，执意用分析、还原性研究方法为其“寻找”结构、功能意义上的所谓“本质”或“物质基础”，亦当属伪科学之举。

　　第三，在“证”的研究上，其问题更多。首先，“证”原本是中医意义上的临床表现，或称之为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它是人的感官所及的，感性认识层面上的疾病表现。而在“证”的研究中，却将它理解为与西医病理相应的中医意义上的病机。其次，病机原本是中医理性认识的产物，是对疾病本质特点的揭示。而“证”的研究中却以西医“症候群”的感性层次的标准，来取代中医病机的理性认识原则。这对于中医认识疾病本质的固有水平来讲，显然是由理性层次向感性层次的倒退。自然，这也是伪科学。

　　第四，在中药的研究上，问题也不少。其一，“用西药药物物理和药物化学的方法，按照西医生理和病理的原则，从中药材中提取西医认为的有效成分，然后根据西医临床药理的指标用于西医临床的药物，应当划归为西药”。这原本是西药发展中的一条老路。而长期以来，却将其视为中药现代化的主要方向。其二，50年来的中药“西化”过程中，真正达到西药药理标准，并通过“药品非临床安全性质量管理规定”（GLP）、“药品临床质量管理规定”（GC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定”（GMP）的药物，全国仅有青蒿素一种。而在临床中广泛使用的中药“西化”的产品，如清开灵、丹参、川芎嗪、大蒜素、葛根酮等等静脉注射液，绝大多数没有达到上述西药药理指标及其相关“规定”。以西药而言，这些产品在疗效上最多只能算得上经验水平，在管理规范上远远没有达到西药的科学标准。然而在国内，这些产品游离于西药范畴之外，却以中药现代化的名义，广泛用于中医医疗之中。将如此不严肃，不科学，既不是中医标准上的中药，也不是西医标准的西药用于病人，是极不妥当的。这种在中国仅有、在国外绝无的做法，不仅损害中医在国内的健全发展，也损害了中医在国外的形象和走向世界的步伐。

　　第五，20多年来，充斥医药市场的假医、假药、伪气功、伪保健品等等，都在上述形势下打着中医中药的招牌招摇于市。其中的伪科学、假科学问题，更为突出。

　　除了上述，再如“理据不足的绝招特技、误导民众的专科医疗、图财害命的专方专药、夸大其辞的广告宣传、质量低劣的报刊图书、自我吹嘘的学术成就”……其中无不渗透着伪科学、假科学地影响。

    由此可见，不首先遏制近代科学主义和 伪科学、假科学的问题，复兴中医就永远是一句“伟大的空话”。

　　四、结束语

　　去年5月31日，本人在给有关主要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曾经写道：“当今，人类医学科学发展中有三方面值得关注的大趋势。其一，西医学（现代医学）在20世纪的长足发展中，越来越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首先从西方传来了“回归自然”、“重视传统医学”的呼声。其二，在世界各地的传统医学中，中医的理论体系最完整，治疗方法最丰富，临床效果最可靠。因此世界范围内的“重视传统医学”，首先应理解为重视中医。其三，在中医的故乡，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始终“执着”于用西医的观念和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改造。因此使中医从成熟的理论（科学）医学的高度，滑向了原来的经验医学的巢臼，朝着两千年前的水平倒退。即‘中医西医化’导致的中医理论、临床全方位的退化。”

　　回顾往昔，坚持“西化”中医，是近代科学主义的学术立场；坚持用“西化”中医的做法“创造”“中西医结合医学”，则要走向伪科学。50年来,我们在这方面交的“学费”太多、太多，最令人痛心的是它直接导致了中医学术的衰落。当此高扬“科学发展观”之际，愿危害中医的近代科学主义与伪科学问题，能够在中国得到有效的遏制。

　　(该文为2005年1月3—7日在国家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举办的“中医药发展战略——中西医结合面面观学术研讨会”上的专题报告，写于1月3日，1月28日定稿) 作者: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李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