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研究生体制相关评论精选

高校研究生体制相关评论精选

　　

生物通综合：

学者称:如今中国的“博士后”制度已经变味变质 

　　如果问起中国现在有哪些学位，除了学士、硕士、博士外，一些人恐怕会说，“还有‘博士后’”。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与研究所为了提高“档次”，千方百计争取多建立几个“博士后流动站”，全国“培养”出来的“博士后”与年俱增；各地招聘时开列的薪酬、住房、配偶调入、子女入学、科研津贴等优惠条件，“博士后”明显优厚于博士；直接与各种待遇挂钩的晋升职称、提拔职务等，“博士后”比博士也更具优势。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博士只好去“读博士后”。

　　“博士后”究竟是什么？据说“博士后”在中国是这样开始的：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某著名华裔科学家向中国国家领导人建议设立“博士后”制度，让一些已取得博士学位者能够继续完成某些课题。这位领导批示有关部门办理，于是一些研究所和重点大学开始陆续设立博士后研究流动站。但后来“博士后”由个别“研究”变成正式“培养”，直至成批招收。自90年代末以来，自我介绍或者领导介绍某人是“博士后”者，已不计其数了。

　　“博士后”在发达国家是这样的：有些人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也许专业不理想，或待遇不满意，或有的课题尚未完成，而某些大学设有博士后研究工作站，那么他就可以申请在那里做博士后研究，有一份收入。尽管衣食不愁，但收入远低于有工作的博士。很明显，一，这是“做博士后研究”，而不是“读博士后”，是做不是读。二，做博士后研究没有明确的年限，要看那个大学给你的经费，你也可以自己决定是否暂时栖身。比如我那位学生只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就找到满意工作，走了。三，不论你做了多久的博士后研究，出来以后你仍然是博士。换言之，“博士”是学位，而“博士后”只是一种经历，没有人会拿它放在“博士”之上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四，通常做博士后研究具有一定的无奈性，绝不比博士高一等，没有值得骄傲之处，不能因此得到比博士更高的荣誉和待遇。

　　国家培养一个博士耗费人力物力甚巨，但继续“读博士后”，通常是两年，要浪费大量宝贵而本已不足的教育资源。大量“培养”并给“博士后”以各种优惠，助长了教育界学术界浮躁的风气，诱使乃至迫使一些博士不是努力做好工作，静下心来做学问，而是去追求与利益挂钩的头衔。一些高校互相攀比，想方设法多建立几个“博士后流动站”，多引进几个“博士后”，以争取意味着数以十万百万计经费的各级重点项目，提升学校资本与档次。甚至一些工厂、企业为了提高身价，也纷纷建立“博士后工作站”，其实就是招了几个博士工作而已。

　　如今中国的“博士后”制度已经变味变质，成为一个比博士更高级的新学位和社会身份，于国不利，于人有害，应该让它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来源：中华读书报；作者：周思源)

研究生为啥争当环卫工 只因是"体制内的人"

今年是广州市环卫局下属事业单位向社会公开招聘的第一年，13个职位引来了286多本科生、研究生竞争。其中，一个要终日与病死禽畜打交道的职位，居然引来19名本科生和7名研究生角逐。一名取得优胜的研究生道出心声：“这里待遇很稳定，又有各种保险、公积金。”（10月27日《信息时报》）

广州286个本科生、研究生竞争13个环卫职位

其实，广州市环卫局招聘的环卫工与我们惯性认识中的环卫工有着本质区别，后者大都来自临时招聘，也可随时解聘，起早摸黑干脏活累活，月工资低得可怜，不仅谈不上福利保险，还常遭受无良市民欺辱。

而广州市环卫局招聘的环卫工可是“体制内的人”，享受着事业单位的编制以及稳定的收入、保险与公积金。虽然两者同样用着“环卫工”的名称，却分属不同的体制，即使同工，在待遇福利上却有着天壤之别。

了解了这个鸿沟，也就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大学本科生与研究生对广州环卫工趋之若鹜 吸引他们的并不是环卫工这个职业本身，而是附着在广州环卫工上面的种种体制内的好处与实惠。

总之，这说明了由于我国人事管理上残存的双轨制，有编制人员与市场招聘的临时工，在同质同量的劳动付出之下，却出现悬殊的报酬与福利差别。

硕士毕业3月已换3城市3单位 专家:频跳槽碍发展 

这已经是杨洋的第三份工作了，这个武汉某大学新闻学硕士生在走入社会的三个月里，已经连“跳”三个单位，穿行三个城市，从武汉到重庆再到广州，她表示：“也不知道能在这里呆多久。”

　　“黄金十一月”拉开了2007年的求职大幕，除了07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大军中不乏同样“孜孜不倦”的杨洋们。国家发改委的报告显示，200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达到413万人，其中有六成(约250万)未找到工作，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中由于各种原因有近70%(约117万)会在一年内有一次以上的工作变动。这群人在求职市场中已经占到三分之一强，甚至催生了大学生“求职旅馆”。

　　毕业后3年转换工作的“合理跳槽期”，正被大量的“三月之痒”所替代。有人说这是“80后”的“集体浮躁症”，有人说是经济宽裕的家庭纵容了他们，有人说这是企业注重工作经历的误导。

　　嫌发展空间小扔了“铁饭碗”

　　“其实我也不是不安分想到处跑，觉得工作要么就求稳定长久，追求生活安逸，要么就轰轰烈烈，干出一点成绩。两样都没有，我只能继续寻找。”2006年7月毕业的西南大学法学系本科生杨玮，上岗才半个月就扔掉了自己的“铁饭碗”，离乡背井，奔忙在各个求职市场。虽然全家人都极力反对他辞掉甘肃省某地质局工作，但杨玮一脸的不屑。“在这个部门工作没有达到我期望的任何一点要求：首先，单位有严重的超编现象，面临事业单位改制，可能呆不长久；其次收入太低，1个月才1000多元。第三，我的专业是城市规划和土地经济方面的，他们是工程地质，完全不沾边，我只能做相关法律的科员工作，更没前途。”

　　杨玮说当时自己是“偷偷跑出来的”，家人都不知道。他跟单位打了个招呼，就跑到了南京、杭州。“要么是专业不对口，要么是待遇不好”，最后他辗转到了上海，前前后后已经花掉了3000多元。对于这一番周折，他说起来神色还是有点黯淡：“出来的时候就想着离开那个地方，以为要求低一点找工作应当不成问题，但是现在看来我的要求还是太高了——要‘低’到业务员才成。”和当初的义无反顾相比，这几个月的“颠沛流离”给了他不少挫败感，“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一份工作，从毕业到现在一直靠家人资助，觉得很对不起家人，现在只能自己节约一点，尽量少花家里的钱。”

　　无论如何，杨玮对自己的未来还是很有信心：“我的目标是找一个能长久的工作，这样我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只是，这个目标到底要在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他也不知道。

　　毕业三个月“跳”了三个单位

　　在毕业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杨洋已经一路从武汉来到重庆又来到广州。“辞掉第一份工作，我一点都不后悔，虽然那个杂志社名声很响，但是里面的氛围太糟糕，阅读群体很狭隘，也很低端。每天想一些离奇的故事，实在折磨人。我主要做编辑的工作，没有‘写手’资源，虽然稿费很高，但压力很大。而且杂志社内部管理相当混乱，周围的同事素质也不高。”她说自己从杂志社走出来的时候如获大释。后来重庆晚报招人，杨洋和班上另外一个同学跑到重庆去考，过五关，斩六将，才“血拼”出来。“我被分到跑社区，每天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才到那个地方，没有固定的通讯员，每天在街边找‘料’，太累，工作这么久一直很郁闷。”另外一个同学是做文化新闻的，轻松很多，这又让她有些失衡。离开重庆似乎成了她唯一的选择。

　　得到广州这边录取的消息，杨洋连自己的档案都没有取，头也不回地来了。她现在一家媒体的市场部工作。虽然朋友都替她惋惜，但她说：“在这个都市，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毕竟还年轻嘛！”

　　各有理由为了恋人家人

　　“我是为了迁就男朋友才一路从荆州跟到了广州。”去年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专业的邹艳一脸甜蜜。毕业后，她在湖北荆州的一个汽车零配件公司上班，因为男朋友在广州工作，所以一直没有安下心来。“觉得两个人还是在一起比较好，于是辞工来到广东，在肇庆找到一家小台资企业，做得还算很开心，老板也很器重我。”这是邹艳频繁跳槽的开始。

　　“两个人总算近一些，后来发现这样还是不行，每个周末来回路上就要消耗四个小时，觉得很累。最后，狠下心又把工作辞了。”接下来，两个人的周末都是在南方人才市场度过的。今年邹艳终于在广州数控有限公司谋到了一份职业。

　　新闻系硕士陈林频繁跳槽是为了家人。今年毕业后在杭州一家媒体才上了一个多月班的陈林，毅然放弃了通过层层选拔才得来的工作，回到了武汉。她现在在长江出版集团上班，“我是一个比较恋家的人，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在外面工作他们不放心，我也不放心他们，毕竟父母年纪大了。”

　　反思80后的“集体浮躁症”

　　相对于一辈子勤恳踏实死守一份工作的父辈来说，越来越多年轻大学生潇洒自如的行动和背水一战的勇气，值得思考。在采访中发现，频繁跳槽的学生大都出生在1980年以后，大多数能够四处辗转跳槽频繁的大学生是独生子女，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父母未退休，或者有相当的自理能力，不需要他们来承担家庭的重任。曾经询问一个学生：“如果现在你父母需要你马上回去照料，家中需要你承担经济责任，你会怎么办？”他想了半天，回答，“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这种情况不现实，讨论这个也没有意义。”

　　家庭做后盾无后顾之忧

　　确实，这些“80后”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不需要自己为家庭奔波，为父母操心的状态之中，也很难想象需要挑起家庭重任的感觉。他们在父母和社会的安排之下，一路畅通地走进校园，又顺顺利利地毕业了。没有经济上的压力，这些习惯了有家庭作坚强后盾的孩子们认为“问题并不存在”；而如果让他们来思考这个问题，更显得如空中楼阁般虚无缥缈。

　　“来去自如，说走就走，还不带走一片云彩”，这似乎是“80后”孩子的一个共同的心理基础。在南方人才市场人事代理中心工作多年的刘先生认为，工作三年后跳槽是一个正常的期限，但是如今很多大学毕业生却把这工作上的“三年之痒”迅速地缩短到3个月。“稍不如意，拔腿就走”。

　　“最普遍的还是眼高手低，从天之骄子变成一个普通的工作者，心理落差很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位人力资源专家指出，目前在刚毕业的大学生中，这种恐惧上班的情绪正在蔓延。在各高校的BBS上每天都可以浏览到大量关于“工作恐惧症”的帖子。一所心理咨询中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8月份开始到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应届大学毕业生因为害怕工作导致心理问题前来就诊。

　　频繁跳槽不利于职业发展

　　据一家资源管理咨询公司完成的调查显示，有五种情形最可能成为引发青年跳槽的理由：发展空间小、待遇低、学不到东西、感觉领导管理不善和不能学以致用。人事专家认为，发展空间少成为目前大学生跳槽的主要原因，同时程度越高喜爱自己现有工作的人数比例反而越少。

　　实际上，频繁跳槽不利于一个人的职业发展，“尤其是转行时，求职者将面临更大挑战。”一家著名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主管就告诉记者，“对于本科毕业生，我们没有经验的要求，只考核能力；但对于研究生则有经验要求——如果一个人在微软工作了5年以上，他的工作经验应当是比较可信的，因为我们对微软的公司管理十分了解。反过来，如果一个人频繁跳槽，在每个公司工作的时间都很短，我们则对他是否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持保留态度。”(来源:广州日报；作者:杜安娜 邱瑞贤)

研究生教育改革的目标是体制而不是收费 

 研究生全面收费的改革动议，几起几落，如今终于浮出水面。先是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10所高校2007年开始进行全面收费改革的新闻传出，紧接着就是复旦大学作出了否认。而早在去年，就有北大、清华等9所高校率先实行研究生全面收费的新闻传出，后来因为社会争议太大，有关部门不得不发布通知，原定2006年推行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暂停实施。

    一些大学校长普遍认为，研究生培养改革是未来几年高校的重点工作之一，并且研究生教育是非义务教育，收费是一个趋势。目前，工程硕士、MBA、EMBA等都是实行收费制度，且占高校研究生总数的比例已不低。因此，酝酿试点改革不是从零开始。而北大采取“奖学金抵学费”的“软着陆”办法，无疑是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虽然其宣布九成新入学硕士研究生、100%的博士研究生将有机会获得奖学金，其中最低档三等奖学金正好可以冲抵学费，但一旦实现“全面收费”的既成事实之后，哪些专业奖学金可冲抵、哪些不冲抵；奖学金的覆盖范围和奖金额度何时作出调整，就必然“一切尽在掌握”。贫困学生缴不起学费怎么办？有没有完备的、制度性的救助体系，都是无法绕过去的问题。事实上，北大此次“奖学金冲抵学费”方案，就包含了大量“奖学金不覆盖范围”、“工商管理硕士、法律硕士、软件工程硕士、电子与通信工程硕士、考试方式为单独考试的研究生、人事档案不转入北大的研究生、已经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外国留学研究生以及其他经特别说明的研究生教育项目招收的研究生等”。在缺乏有效竞争、不知培养成本为何物的情况下，即使一些专业的研究生获得的奖学金百分之百可以冲抵学费，也无法完全消除由于培养成本被人为抬高，而造成事实上的另一些专业成为大学的生钱工具的“学店化”倾向。与此同时，即使是在奖学金完全冲抵学费的专业，也因为这个貌似高额实则学生拿不到的“奖学金”的存在，无形中抵消了校方即使在不收费状况下仍要承担的一份义务——保证研究生基本生活费用和完成研究的必要家庭财力支持。

    国外研究生收费存在两种基本的体制：一种如德国、法国，到目前为止，其研究生教育不收费，研究生相当于助教或者是导师的雇员，导师或者学校给研究生发工资，导师、学校和研究生的关系是雇用和被雇用的关系，且导师对自己的研究生毕业后能否拿毕业证没有义务。另一种如美国、加拿大、日本等，是实施研究生收费的国家。其研究生教育都采取政府、学校和个人共同承担教育成本的财政多元化模式。英国研究生收费较低，大约每年700英镑。但其各项奖学金制度比较健全。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透露，在他们学校，研究生在港大读书期间，每年都可以拥有1.25万港币“收入”。其中，1/3来自导师的科研基金，2/3是当地政府资助。

    如果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条件下全面推行研究生收费制度，不仅会使研究生教育成为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赚钱机器，背离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学校一面赚研究生的钱，一面赚国家和其他机构提供的研究经费的钱，而且有可能全面扼杀国家和民族的研究和创新能力。香港一些大学近一两年来通过高额奖学金吸引大陆学生的实践表明，学费制度和奖学金制度对于人才的筛选作用是第一关键的。如果在不合适的时机选择收费制度，将使大量最有研究才能的人被高学费挡在门外，而且这种高学费的“吓阻效应”具有“提前传导功能”，使更多没有能力承担高学费的贫寒学子在初中、高中阶段就放弃了学习，沉淀在社会的中下层。

    国内的研究生体制亟待改革，但核心应该是研究体制变革而不是急于向学生收费。它应该是以研究和研究成果为本位，而不是我们现在的以大学和研究机构为本位和权力本位。我国目前科研力量的70%～80%，都在国家的大学和科研院所里，绝大部分科研经费和项目也来自国家，是典型的国家本位和权力本位。结果就像著名学者丘成桐教授所言“中国很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而“用金钱名利来引诱人的事情做多了，名教授也好、院士也好，也都不觉得羞耻”。

    只有彻底改革科研领域的国家体制和权力本位、建立对研究成果彻底负责的体制，中国的国家创新能力和研究生教育才有希望。那时，科学研究机构和研究生培养机构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吸引真正有原创能力的研究生来替他们完成研究工作，是首先以能力为筛子而不是首先以交不交得起学费为筛子!那时，相关机构要考虑的是如何以更好的待遇和奖学金来吸引科研人才，而不是如何从他们身上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