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业的真相

　　如果不是禽流感在全球的蔓延，恐怕一般人并不会注意制药公司的药品专利的巨大威力。抗流感特效药品“达菲”的生产商瑞士罗氏有限公司就被指责在非常时期依然为追求利润而拒不转让“达菲”的生产专利。“达菲”是目前世界上最有效的防治流感药品之一，罗氏是惟一拥有生产该药品专利权的制药公司。事实上，凭借着掌控和大众健康息息相关的药物，已经成为全球各大制药公司获利滚滚的重要原因。药价之所以越来越高，并不是制药公司真的在研发上花费了大量金钱，事实上，高比例的营销费用、贿赂、游说主管部门……



　　新药是这样诞生的

　　开发创新药物并且将其推向市场，是一个非常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并且没有捷径可寻。证明新药安全、有效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做出这个判断的应当是一个对公众健康负责的公正机构，而不是对股东的股票价值负责的制药公司。将一项新药推向市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制药业对于这点判断正确，但其角色定位却是错误的。制药公司在新药的研究和开发中发挥的作用绝对没有它们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么重要。我的本意并不是要对制药业的研发展开详细论述，因为那并不是本书的中心。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制药公司是如何卖给我们一堆商品的。

　　你不能随机地测试化学药品是否有助于治疗某项疾病。那将花费太长的时间，而且也十分危险。事实上，你通常需要先了解你想要治愈的疾病的病理——到底是身体的哪部分出了问题。这个认识过程需要十分详细，通常需要到达分子结构的层面。

　　因此对疾病或身体状况的研究一般都是药物研发的起点，它可能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有时需要几十年。毫无疑问，这是研发过程中最具有创造性而又最不确定的阶段。与制药业宣传的相反，这一过程通常是在大学或是政府研究实验室中进行的，不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大多如此。在美国，大多数研究都是国家卫生研究所（ＮＩＨ）资助的。

　　当基础研究到达一个关键阶段——也就是说，疾病的病理已经分析得相当清楚，有可能治愈它的时候——接下来的研究就是要发现或者合成一种可以治疗疾病并且服用安全的分子。这就是新药研发的“开发”阶段，通常在此时，制药公司才会参与进来——有时早一些，有时会更晚。

　　研发的开发阶段又可以被分为两个阶段——临床前（ｐｒ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阶段和临床阶段。临床前的阶段主要是确定药物的候选方案，并通过动物实验和细胞培养分析其特性。公司拥有庞大的备选药物方案库——通过计算机程序迅速扫描就能得知药物分子是否正好击中了基础研究发现的“阿喀琉斯之踵”（ｔｈｅ  Ａｃｈｉｌｌｌｅｓ’ｈｅｅｌ）（惟一的致命弱点）。此外，还可以利用动物、植物或是矿物资源来合成或是萃取新的分子。临床前的药物候补方案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会最终在人类身上进行测试。

　　根据制药业的资料，只有五千分之一的备选药物最终进入了市场。绝大多数的备选药物从此被排除掉，而在此之前人们在它们身上已经花费了大量金钱。



　　制药公司在新药研发上究竟花多少钱？

　　药物的价格并不由其研发成本所决定。相反，它是由它们在预防和治疗疾病中的价值所决定的。

　　这话在我听来，就是他承认了该行业会不遗余力地将价格定得尽可能地高，并且这个价格与研发成本基本没什么关系。制药公司声称药物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它们需要弥补高昂的研究和开发成本。２００１年，他们披露每一种上市的新药都花费了８．２亿美元的成本。后来，一家咨询公司贝恩公司（Ｂａｉ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又说每种药物的成本高达１７亿美元，但这包括了市场营销的费用。

　　既然有上述的说法，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弄清楚这个行业在将新药推向市场之前到底花了多少钱。真的是８．２亿美元吗？个别公司将它们所有的研发费用在向证券交易委员会（ＳＥＣ）提交的文件中进行了披露，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ＰｈＲＭＡ）的年度报告给出了整个行业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以及总的研究开发名录下细分项目的平均数额（其中最大的一类就是“其他”）。但是，公司并没有提供真正重要的细节，例如每个公司为每一种新药花了多少钱、这些钱用在哪些方面？它们说这些信息是保密的。



　　行业潜规则——药品仿制

　　ＦＤＡ医药政策的联合理事罗伯特·坦普尔（Ｒｏｂｅｒｔ  Ｔｅｍｐｌｅ）在评论模仿性创新药时说：“我通常认为这些药物都是完全一样的，除非有人出来证明它们到底有何不同。如果你服用的一直是最便宜的药物，我认为你没有什么损失。”我妈妈有很多优秀品质，但是做饭可实在算不上是其中之一。因为每顿饭都会剩下。而且并不是只剩下一点点，剩下的饭菜都可以再充当一顿饭了。我和我弟弟经常奇怪她怎么会弄成这样。最终我们对妈妈的厨艺得出了一个爆炸性理论。我们认为，在很遥远的过去，在我们出生之前，我们的母亲做了一顿巨餐，于是整个家庭从此就靠这顿巨餐生活了。我们十分遗憾我们错过了那顿盛宴。

　　制药业的情况与此一模一样。时不时地，制药公司将一种创新药物推向市场，但是通常这些新药都会变得像吃不完的剩菜一样——它们是很早以前的药物的翻版，即“模仿性创新药”。但是与我妈妈的神秘的第一餐不同的是，制药公司很少自己下厨。往往是国家卫生研究所资助的研究人员进行最初的药物研发工作。于是，制药公司就尽量延长这些研究成果的寿命，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翻版”。

　　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２年被ＦＤＡ批准的４１５种新药中，只有１４％的药物是真正算得上创新的。还有９％是在旧药基础上做了改进，在ＦＤＡ看来，这些改进能够显著提高疗效。那么，剩下的那７７％呢？令人无法置信的是，它们都是模仿性创新药——这些药物与已上市的同类药物相比，疗效没有多大区别。其中的一些含有与旧药不同的化学成分；而大部分连不同成分都没有。所有的这类药物在疗效上都没有什么改进。这就是你得到的——制药业生产的７７％的产品都是剩菜。



　　伪装成教育的推广

　　许多大型职业会议就像杂货铺，到处都是制药公司俗气的展示，还有朋友般的推销员用礼物极力游说医生的场景。医生在这巨大的展厅里四处游荡，手上拿着印有制药公司标志的帆布袋，满心欢喜的样子，大口嚼着免费的食物，尽情享受各种免费服务，如胆固醇检测、打高尔夫球。这些会议不是严肃的职业会议，那气氛就像是一场内部预演的小贩叫卖会。人们不会相信一个企业对它自己产品的宣传和医药教育是毫无偏见的。但是，制药业认为它应当对医生和公众进行教育，让人们了解自己的药物及其针对的疾病。于是，许多医生和医疗机构——它们都是制药业慷慨赠与的接受者——都假装相信这些教育。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教育”费用来自制药公司的销售预算。这提示了我们正在进行的到底是什么把戏。就像其他许多行业一样，既当运动员（销售产品）又当裁判员（评价产品）是肯定会有利益冲突的。

　　本章中将要讨论的是那些制药公司认为纯粹是教育活动的费用，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这部分费用中的大部分都是直接针对医生的。尽管局外人不能肯定，但是这部分费用很可能就是销售预算中消失的那３５０亿美元。对大型制药公司来说，维持这个谎言——这些费用是用于教育而不是推广——至关重要，因为这样做的话就可以规避掉一些推广行为上的法律限制，而且还有利于维护良好的公共形象。

　　该行业应感到庆幸，因为医生教育的需求是巨大的。这是由于大多数情况下医生都被要求在执业生涯中接受后续医药教育（ＣＭＥ），以保持他们的行医资格。这项要求十分严格，并且教育必须由鉴定为合格的机构提供。多数医生通过参加会议和演讲来得到必要的分数——大概一年需要参加一百场。这也就意味着后续医药教育就是医生生活的一部分。每一天，全国上下都有数百场甚至数千场这样的会议召开。医生们涌进医院的礼堂、会议中心或者空闲的大厅去学习医药方面的最新发展。一个叫做后续医药教育鉴定委员会的职业组织为那些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授权。这些教育机构包括医学院、医院和各种职业团体。

　　但是，谁为这些教育付费呢？你也许以为是医生为自己的后续教育付费，因为其他很多职业都是如此。你错了。２００１年，制药公司支付了后续医药教育的６０％的费用，并且这个比例后来还在不断增大。以前它们是直接赞助那些经授权的教育机构，但是现在它们通常与私营的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ＭＥＣＣｓ）签订合约，来策划会议、准备演讲材料、联系演讲人。非常奇怪的是，后续医药教育鉴定委员会(ＡＣＣＭＥ)批准了一百多家这样的新公司来提供后续医药教育——而不管这些公司其实是受雇于制药公司的营利性组织这个事实。因此，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群公司，它们为大型制药公司服务，但是还宣称自己能毫无偏见地提供药物信息。但是，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在向制药公司推销自己的时候，告诉了我们事实真相。一家公司这样描述自己的业务：“医药教育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借助于它，您能够将信息传达给关键人物，让他们采取行动，从而使您的产品受益。”换句话说就是，雇佣我们吧，我们将会说服医生开你们的药物。一些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为大型广告机构所有，使得后续医药教育与药物推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