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生命科学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生命科学研究

　　

生物通综合：
力促“国家需求型研究”的发展——科学基金助推生命科学领域创新研究掠影

2003年春季，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拨出1000余万元专款，紧急启动22个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基础研究项目；6月3日—4日，50余位中德科学家在北京召开了中德抗“非典”合作研讨会，通过共同合作抗击SARS疾病。双方科学家就非典型肺炎的研究与防治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的合作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病毒分子生物学、病原的致病和发病机制，病原的传染途径，免疫机制、疫苗的研制，非典的预防、早期诊断和治疗等，并在会后提出15项合作研究项目申请，其中7项得到资助。

　　几个月后，基金委与科技部等六部委联合组织召开了“国际SARS科技会议”，287位中外科学家代表聚集一起，展示了中国在抗击SARS方面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又过了两年，针对我国禽流感频繁发生和人感染禽流感新发病例不断出现的严峻现状，基金委根据国家需求，组织多学科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了论证，经过立项、公开申请、项目初评、答辩和基金委委务会议审批，紧急启动了“禽流感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这一重大项目，旨在推动禽流感的基础研究，提供人类和动物流感发生与流行的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信息，为禽流感药物和疫苗的研发提供理论依据，并为禽流感科学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技术支撑。

　　以上只是科学基金近年来在生命科学领域力促“国家需求型研究”的几个侧面。基金委生命科学部常务副主任杜生明告诉记者，基金委每年支持的研究项目经费，大约有35%%“落”在了生命科学部受理的项目。基金委成立近20年来，截至2005年，生命科学部共计资助了33904个项目，经费总额达53亿（基金委的总额是180亿元）。

　　生命科学部肩负着资助生物学、农业基础科学和医学基础研究这“三副担子”，用杜生明的话来说，“很重要，但不好挑”。为此,学部很注意在很多“细节”上下工夫。例如，他们在重视支持科学家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充分利用基金委与各国科学组织签署的双边协议共同资助研究项目，在多途径、多方式地组织开展国际合作研究的同时，也积极推动基金管理人员的互访与学习，以提高管理工作水平。

　　从1998年起，生命科学部已经连续8年邀请海外专家参加学科评审会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海外专家在基金项目评审过程中的作用不仅提高了评审质量，同时也有利于保证评审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公正性。

　　多年来，学部非常重视对海外人才资源的收集和使用，不仅坚持邀请海外专家参加评审会，而且在项目同行评议中也重视发挥海外专家的作用，生命科学部几年来对重点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等都邀请海外科学家参与评议，既提高了同行评议的客观性、公正性，也有利于让海外专家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国内科学研究的整体状况和水平。2006年，共有91人次海外专家参加了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的评审会，重点项目评审海外专家约占40%%，面上项目的每个学科评审组也都邀请海外专家参加。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定位为人才基金，因此，生命科学部在评审工作中始终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把科学道德、科研业绩和创新潜力作为主要遴选标准。在考察科研业绩时，注重申请者所取得的学术成绩、治学态度、同行的认可程度和申请者的创新潜力，注重考察申请者是否具有成为学术带头人的潜力，而不仅仅是单纯地强调论文数量。对于申请者拟开展的工作，重点考察是否属于本学科领域的前沿研究及研究工作的科学价值。

　　此外，他们也很注意打破“学科界线”与“学科保护”思想。推荐答辩人选时不按学科分配指标，而是按三大领域（生物、农业、医学）进行衡量、比较，以避免由于学科指标的限制而影响答辩人员的质量。

　　据杜生明介绍，生命科学部要求，在综合分析同行评议结果基础上遴选答辩人员以及评审会遴选资助人选时，不仅仅要看申请者发表论文的SCI收录情况，更注重分析申请者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在本领域研究中的水平以及申请者在所发表的论文中的实质贡献；不仅仅看申请者有多少第一作者的论文发表，更重视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发表论文的情况；不仅仅看在国外工作期间的学术成绩，更重视在国内开展研究工作的水平，重视其独立开展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注重申请者的创新研究的工作潜力，尤其注重所从事的研究对学科的推动作用。

　　从2003年起，生命科学部改革了评审会的评审方式，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会评时的“主审专家”改为“主阅专家”。同时为评审专家提供更详实的评议信息，包括将所有答辩人选同行评议意见的文字材料和简介提供给每位参会专家。这些做法获得了评审专家的广泛认同，保证了评审质量。

　　截至2005年，基金委共有1491人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其中生命科学部资助了442人（占29.64％），包括生物学领域239人，医学领域130人，农业科学领域73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如陈竺、贺福初、裴钢等，都成了我国生命科学前沿领域的中坚力量。

 陈宜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将加大对海洋科研资助 
 

 “海洋是全球生命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源的宝库。有效利用海洋资源对于缓解我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矛盾乃至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在9月4日召开的全国海洋科技大会上说，“海洋资源能否得到有效利用从根本上取决于海洋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我国历来重视海洋科技的研究工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海洋资源的勘探与开发、海洋生态的保护、海洋灾害的预警以及海洋人才的培养等很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他同时也指出，我国的科技积累从总体上看还很少，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尤其在海洋科研究领域还存在很多未知。“海洋科学是研究海洋中各种自然现象、过程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包括物理海洋学、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学、海洋生物学、海洋工程等众多的分支学科。像其他学科的发展一样，海洋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海洋科学基础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将为海洋科技的进步提供更为坚实的技术支撑。”

　　陈宜瑜表示，“十一五”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此将加大对海洋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重点支持近海关键海洋过程，西太平洋环流变异与气候变化，边缘海演化、古海洋学及其资源环境效应，河口海岸带的发育、演变及其环境效应，海洋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研究，深海（大洋）探测与深海生物圈研究，以及物理海洋学、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等相关领域的集成研究。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生物学科骨干教师培训班在贵州大学举行

　7月29日至8月1日，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生物学科骨干教师培训在贵州大学生命科学院进行。

　　本次培训的主题是“动物学、植物学课程中的进化问题研讨暨骨干教师培训”。这是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全国高等学校生物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协办，旨在继续支持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工作，通过基础课程研讨班、培训班等方式进行交流，提高骨干教师特别是中西部地区高等学校骨干教师的学术及教学水平。

　　在过去4年的培训中，生物学科每年都会进行两次类似的培训，已经对生命科学教学中的基本命题完成了一轮培训。为在原有培训的基础上有更大提高，本次培训邀请了北京大学顾红雅教授为骨干教师做“生物进化理论与生物进化”的报告；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肖书海为学员带来了“前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与古生物学研究进展”的演讲；复旦大学教授乔守怡针对当前热门的分子生物学教学，进行了“人类起源与民族形成遗传分析”的教学指导。在三场紧密联系教学实践，又结合学科研究前沿的报告后，学员还对生物学中进化问题的内容结构与内容搭建，讲授方法与方式，课程体系与本科生教学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在几天紧凑的培训中，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云南大学、内蒙大学等20多所学校生命科学院的专家和青年教师参加了培训和讨论。参加培训的教师普遍认为，这种培训方式非常难得，它不但为西部和边远地区的教师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教学方法，也加强了生命科学领域里教学和科研的交流，十分有益于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能够增强基地对非基地学科的辐射效应。

 贺林：在杰青的基础上走得更远  
 
2006-8-15 
2005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贺林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面对这一殊荣，他多次表示：随着科技的发展，团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院士只是一个符号，他所得到的院士称号应该归于他所在的研究团队，“我个人只是起到了一个张罗人的作用。那种只认为我个人做的好，而忽略了我的团队的杰出作用的想法多少有些让人啼笑皆非！”

从个人研究到带领团队

“离开团队，一个人很难有所成就，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对个人的资助起到了很好的‘种子基金’作用，它鼓励我们从研究个体逐步形成一支学术队伍。”贺林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是我在国内获得的第一个科学基金项目，它给了我很大帮助”。

1995年，当贺林还在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爱丁堡人类遗传学研究所做高年资的研究人员时，他就申报了一次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但因为手头的研究还没告一段落，他不能赶回国内答辩，就遗憾地与“杰青”失之交臂了。1996年，贺林离开英国，来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中心工作，他再次向基金委递交了申请。这一次申请“还算顺利”地通过了，这是贺林第一次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尽管那时只有30多万元，但也让他觉得“资助很及时，帮助很大”。

此后，贺林陆续承担了多项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的重点项目、基金委主任特别基金等，也得到了中科院“人类基因组”基础性研究重大项目，国家“863”、“973”等课题和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的研究项目。逐步成为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重点学科——生物信息学学科带头人，并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团队。

瞄准人类今后50年的主要问题

1997年，贺林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的项目是“中国人类遗传资源保护和对神经精神性疾病分子遗传机制研究”。从一开始，他就把目光瞄准了人类今后50年所面临主要问题的课题，

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高层研讨会上，我国卫生部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按照评估疾病社会负担的新指标“伤残所调整的生命年限指标”(DALY，Disability - Adjusted Life Years)来评价各种疾病的总体社会负担，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社会总负担的排名中位居首位，精神疾患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

卫生部的数据表明：进入21世纪后我国各类精神卫生问题将更加突出，在2020年的疾病社会负担预测值中，精神卫生问题仍将排名第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竞争的加剧，精神疾病对人类健康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危害将会越来越严重。世界卫生组织(WHO)把2001年定为“精神卫生年”，可见人类社会目前正面临着精神疾病时代的严峻挑战，贺林申请杰青项目研究的前瞻目光和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随着精神病遗传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把遗传、环境的危险因素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看作同等重要，目的是评定家族作为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和其他危害因素对特定疾病的作用。这也为他以后的“人类基因组”研究、“遗传资源的调查与采集”、“疾病基因组学理论和技术体系的建立”、“神经精神疾病与药物基因组学”等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科学家要善于从整体看问题

回国10年来，贺林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团队，并和团队成员一起，在自己的领域里屡屡建树。他们用了3年时间，建立了世界上最具规模的神经精神疾病样品库，并利用这一样品库研究发现了在中国汉族人群中，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第二内含子VNTR多态性基因型分布与精神分裂症及单相抑郁症有相关关系等；证实了在汉族人群中APOE-4是老年性痴呆的高危因子以及在血管性痴呆中也起重要的作用；发现了APOE-4是胎儿期因碘缺乏引起的智力缺陷的风险因子；得到了营养对胎儿的影响可直接导致精神分裂症发病率成倍增加的结论（ＪＡＭＡ, 《 美国医学会杂志》）。结合国情特点提出“百家姓”与药物开发相关性的新思路；在单基因遗传病研究中，揭开了困扰人类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第一例孟德尔显性遗传病的A1型短指基因之谜（研究论文分别发表在Am J Hum Genet和Nature Genetics杂志上），并获得了2003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而“贺—赵缺陷症”则是贺林和他的团队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和报道的一种新遗传病，也是第一例正式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遗传病，得到了世界公认。

贺林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9部，并被邀请作为国际Psychiatric Genetics和Cell Research等杂志的编委，他作为牵头人承担国家、国际研究项目多项。贺林先后荣膺国家杰出青年奖、香港“求是”杰出青年奖、上海科技精英奖、美国国家精神分裂症与抑郁症研究联盟的“杰出研究者”奖、中国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何梁何利”奖等。

目前，贺林教授正发挥上海交通大学多学科的优势，努力为新的前沿领域“DNA计算”的研发作贡献。贺林认为，科学家要善于从整体看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团队的每个人只有功能的差异，而不存在作用大小的差别。组成一个团队就需要各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