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骋在创新世界里的女科学家

　　

生物通综合：
驰骋在创新世界里的女科学家

　如果不是胸前戴着的委员证在提示她们的身份，很难想到站在记者面前一脸谦和、侃侃而谈的是两位驰骋在创新世界里的女科学家。一位是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受宜，一位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朱敏慧。

　　陈受宜从事植物对逆境应答的分子机制和大豆基因组学研究。陈受宜解释说，克隆一段与耐逆相关的转录因子和效应分子基因，转化到水稻、小麦或是草坪草上，可以提高它们的耐逆性，比如耐寒、耐旱、耐涝等。目前，由于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限制，这些成果主要应用在了草坪草、树木上，希望能在环保上做出贡献。当然，在国家发展农业科技，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陈受宜更希望的是：“国家科技部、农业部能早日放开对我国转基因食品的限制，发展转基因水稻、转基因小麦，最终受益的将会是农民。”

　　从事孔径雷达与成像技术研究的朱敏慧则一心扑在了我国国防科技中的电子信息领域，并为我国微波成像技术领域的战略发展和部署前沿技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她说：“国防科技事关国家安全，我们要不断攀登国防科技的高峰。”

　　谈到创新，朱敏慧表示：“科学本身就包含着创新的意义。科学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过程。让人欣慰的是，从整体环境上说，我国目前科学创新大环境是很好的。特别是在去年科技大会后，我国科技发展的中长期规划颁布以来，国家大力提倡和支持科研创新，在科研资金的支持力度上也在逐步加大，对我们的创新热情是一个很大的激发。”

　　两位委员都表示，她们的科研团队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创新成果需要通过知识产权予以法律的保护。“这不仅很好地保护了我们的成果，鼓励了创新，而且让我们增强了成果转化的意识。”截至目前已经申请了16项专利，其中8项已授权的陈受宜深有感触。她坦言，随着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的提高，她明显看到了到我国知识产权工作取得的成绩。以前她的一项专利从申请到授权，最长用了6年时间，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大大缩短。

　　虽然荣誉等身，但是两位委员谈起自己的成就，只是淡淡地说，那仅是源于年轻时候对于科学的热爱，以及成为一名科学家的梦想。她们异口同声地强调，自己并没有多么优秀，只是在执着而努力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工作。
 
 
张亚玲：做大气的女人 
 
 
　她被称为“中国MP4第一人”，她是“中国女性力量榜20人”之一，张亚玲就这样走入人们的视野

　　近日，“中国女性力量榜20人”揭晓，张亚玲入选榜单，与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作家王安忆、宝钢集团董事长谢企华等，同成为中国最有力量的20大女性。张亚玲，一个媒体都感到陌生的女性，她是何许人也？

　　初见张亚玲，一副温婉娴淑的东方女性形象，典雅的东方服饰，动静之间，风姿绰约。她的形象似乎无法与“最有力量”相提并论，也与咄咄逼人、高高在上的老板称谓相去甚远。她就是法国爱可视亚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她成功将法国爱可视生产的MP3、MP4推向全球市场并引入中国，被称为“中国MP4第一人”。

　　张亚玲非常欣赏巩俐在国际舞台上散发出的东方女性气质。她说，气质不是穿着改良旗袍，或是绾着中式发髻就能散发出来的，巩俐将她的大气融入东方女人的特质赢得了今天的成就，改变了世界对中国女性形象的认知。张亚玲希望在自己的领域，也能有巩俐般的成就。首先，她要做一个大气的女人。

　　靠能力融入法国

　　坐在《新财经》记者对面的张亚玲很健谈，她乐意把自己的人生体会与别人分享，希望可以对别人有些启发，因为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张亚玲是北京人，出身于20世纪60年代，她身上有着非常鲜明的理想主义教育的烙印。小时候，家里常常吃不上饭，后来父亲被打成“右派”，全家下放到农村。张亚玲从小就尝到了生活艰辛的滋味。保尔影响了那一代人，也包括张亚玲。她没有放弃，选择面对，坚信女子能顶半边天，她对成功有着强烈的渴望。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1981年，张亚玲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四年后，她留校任教，当时教《刑法》，一切都有条不紊。在这期间，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一位研究物理的年轻科学家。1990年，张亚玲随先生去法国定居，在法国学习服装设计，在巴黎阿尔大学读法律，在法国的国际商学院读经济。

　　刚到法国，张亚玲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冰冷的城堡，很难融入法国社会，最难的就是语言关。先生劝她做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但不服输的张亚玲还是选择走出去“为社会做点什么”。

　　经济萧条时期的法国，一个外国女人要找一份工作很难。几年时间里，张亚玲发出近千封求职信，“那是一个痛苦和漫长的过程”。但张亚玲坚持了，她倔强地相信自己可以被法国社会认可，可以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张亚玲进入了爱可视，一家专门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移动数码产品的法国公司。

　　法国是个浪漫的国度，张亚玲东方女性的气质有些独特而另类。工作中的她严肃认真、雷厉风行，很少开玩笑；法国人有很多假期，张亚玲却很少给自己放假。

　　张亚玲的果断让她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凡有“啃”不下来的任务，公司就会派她去。她出色的工作能力，终于得到认可，在爱可视全球十几位高管中，张亚玲是唯一的亚洲人，也是唯一一位女性。

　　为什么放弃在家相夫教子的轻闲，一定要出去打拼？张亚玲对记者说：“独立对于女人来说极其重要。如果你想做一个很自信、充满人格魅力的人，不独立你不可能做到，因为你可能处处都要向别人伸手。从小，我就希望自己做一个独立的人，有尊严地生活，靠自己养活自己。我觉得，家事与国事有异曲同工之处，女人如果没有经济地位，那就跟一个没有经济地位的国家一样，处处陷于被动。”

　　MP4中国引路人

　　张亚玲成功将爱可视产品推向亚洲市场，却不包括中国，因为爱可视法国高层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可以接受爱可视产品的市场，他们觉得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能力非常有限。但回到中国的想法在张亚玲心中挥之不去，她开始说服公司高层把产品卖到中国，但这个过程远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张亚玲开始对中国市场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她搜集了很多资料，从中国的GDP到中国电子产品的发展现状，再到手机、PC的使用情况，“因为MP4和PC、手机密切相关，都是为移动人群服务的。”她研究的结果是：中国市场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有着迥然的区域文化和复杂的业态，但中国是一个非常容易接受外来新生事物的市场，这一点从数码产品和奢侈品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有许多高消费能力的知音式买家。张亚玲最终说服高层开拓中国市场，她也得以有机会回到故土。让她动容的是先生甘愿放弃在法国科学院终身教授的工作，陪她回到国内重新开创事业。张亚玲对记者讲述着那段经历，眼中闪烁着欣慰和感激。

　　这个说服的过程，张亚玲足足用了三年。从2000年开始，每一次高层会议，她都会提，并不断提供一些市场报告和相关信息，但一直没有受到总公司的重视。“永不放弃”是张亚玲的人生信条。为此，她跟自己赌了一把“不成功就申请离开公司”。2003年，法国爱可视总部终于被张亚玲说服，爱可视来到了中国市场。

　　2003年5月，正是“非典”肆虐的“非常时期”，张亚玲担任爱可视亚洲总监。她用一百多法郎买了一个很大的防毒面罩，在飞机上只喝水不敢吃饭。就这样，张亚玲到了深圳，开始拓展中国市场。通过猎头招了几个人，张亚玲开始租办公室。这段经历让她终身难忘：“我后来跟总公司说，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招人的。”

　　当她带着爱可视产品进入中国时，中国的MP4市场还是一片空白。她带领团队经过三年的大力推广和耕耘，中国MP4市场已初现规模，产业链逐步完善，而且保持三位数增长的发展势头，她也因此被称为“中国ＭＰ4第一人”。

　　目前，爱可视MP4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情形逐渐明朗，爱可视在中国建立了最强大的产品线、稳定的管理团队和成熟的渠道，消费群正日益从精英阶层扩散到大众阶层。

　　短时间内就取得这样的成绩对于一个女性，是足以自豪的。但张亚玲认为这很正常，因为她擅长从零开始、从困难开始。张爱玲有着自己的管理方式，她对记者表示，“作为一名管理者，一定要善于营造轻松自由的气氛，让员工感到舒适和愉快，这样会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时，要尊重员工，并让他们感受到这一点。员工和领导之间要做到互相理解和支持，我鼓励我的员工与我坦诚交流，他们可以对我说‘不’。”

　　在法国，很多公司每天都有下午茶时间，张亚玲也把这些元素引入中国。员工可以在下午茶时间边用点心、边喝咖啡，边讨论，“目的是让大家在工作时间能够轻松交流，让工作关系更加和谐润滑，形成公司强大的凝聚力。”张亚玲认为，爱可视所取得的成绩与这种“甜点文化”是分不开的。只有上下团结一心，公司才有成功的可能。

　　幸福源于多一些付出

　　2006年，爱可视在亚洲市场的表现可圈可点，张亚玲交出了一份市场增长率为400％的成绩单。作为亚洲区总裁，张亚玲有着更高的目标，“到2010年，亚洲市场要占到公司全球市场的1/3。我相信我们会达到这个目标。”

　　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于事业全心付出，但她不觉得辛苦。张亚玲认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来源于工作，工作带给她成就感，是她幸福的源泉。她对记者表示，“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工作下去，永不停止。这或许就是我理想的生活状态吧！”

　　只要不出差，她每天第一个踏进办公室。晚上八点下班，正赶上法国下午三点，她需要重新开启电脑，与总公司联系，处理几十封工作邮件。在她的工作日程表里，没有周末这个概念。

　　不忙的时候，张亚玲习惯思考，她说，“从小，我就被人叫做‘书虫’，从《金光大道》、《静静的顿河》到《简爱》、《牛虻》，我都看。印象较深的是二十来岁看《简爱》，特别喜欢。书里呈现出的人生百态，促使我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思考。”

　　在外企工作，取一个外国名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和潮流，很多企业甚至为了所谓的国际化要求员工一律以英文名称呼。张亚玲却没有外国名字，她觉得这是一种文化侵略，“我要保持自我，做一个中国人，我感到很自豪。”。

　　都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但女人要成功需要付出更多。事业和家庭如何兼顾，这是一个问题。对此，张亚玲有自己的理解：“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女人的重心似乎在家庭。我不放弃事业，更不会放弃家庭。确实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比如现在，我坐在这里，女儿在家里可能正对着保姆‘呱呱’叫。”

　　怎么能兼顾？张亚玲轻叹一口气，说：“尽量吧，这就要求我比别人做得更多。我每天从公司下班之后，另一项工作正式开始——给孩子改作业，陪孩子聊天，等等。我比别人更努力，更愿意付出，付出也是一种幸福。”

　　对于“MP4第一人”的称呼，张亚玲不以为然，“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像外界传说得那么伟大”。她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情，“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和那些打理家人生活的居家女性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我碰上了自己喜欢的、乐于为之付出的工作。”

　　现在，张亚玲在深圳工作，先生在北京，负责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一个科研项目。地理上的距离让这个女强人也有暗自流泪的时候，对此，张亚玲并不抱怨。她坚信一点，“当上帝给你一些东西的时候，必定剥夺一些东西，有舍才有得，不可能永远都‘得’。如果你只想获得，不想付出，就不会有收获，做人还是要大气一点。”

　　科技界委员：科研项目不能“一女多嫁”

  同一个科研项目，可以在好几个部门立到项、拿到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立了，科学院创新工程可以立，科技部可以立，教育部也可以立。”国家973计划顾问组副组长、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佳洱委员将此戏称为“一女多嫁”。

    很多科技界委员大都对这种境况深深不满。

    “擅长拉关系、找‘婆婆’的人手中握着大把的经费和项目资源，一些真正想做事、能做事、不会‘跑部钱进’的人却揭不开锅”，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田中群委员说，这加剧了科技界的“贫富分化”，导致科技资源分配不公、浪费严重，科学研究低水平重复。

    “每个实验小组只要有了经费，一般都会购置昂贵的试验仪器设备”，中国科学院院士、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夏建白委员举例说，在北京中关村，“纳米”研究用的电子显微镜，几乎每个高校和研究所里搞相关项目的实验室都有一台。“重复购置浪费了大量的科研经费。”

    “有的课题组表面上承担了七八个项目，做的却是同一件事”，田中群说，换来的只是几篇浅尝辄止的、“挂着一大堆致谢单位”的论文。

    由于可以多头申请，很多项目负责人忙于跑关系、写报告，具体的研究工作只能交给研究生去做。“一些大项目实际上成了分钱项目，首席专家成了‘分钱专家’。”夏建白说：“甚至有的项目负责人把大家的申请报告综合起来，形成总报告；申请到项目后，给大家分钱；结题验收时，再把大家的成果综合组织一下，形成总结报告。”

    “现在学术界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甚至作假的风气，除了评价体制本身的问题外，与此不无关系。”田中群说。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同一个项目可以从这里拿到钱，也可以从那里拿到钱？”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郑兰荪委员说。

    多年主政国家自然基金委的陈佳洱对此也很无奈。他告诉本报记者，虽然每个科研计划都有各自的申请条件，但界线很模糊，而且对一个科研项目能不能多头申请并没有原则性限制。“很多项目经过包装，就又成了一个新的项目。”

    “我国的科研项目管理体制，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973计划等都是在近20年内逐渐形成的，应该说每一项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夏建白说，但目前的科研项目管理越来越复杂，项目种类越来越多，叠床架屋，已经到了该改的时候了。

    “国家对科研项目的管理应该统一，改变多头管理、多头资助的现状，以避免重复立项，浪费资源、人力和时间。否则钱给得越多，产出投入比越低。”

    而陈佳洱则建议，在这个基础上，对所有科学家承担项目的信息建立一个数据库，掌握并公布其占有的资源情况，便于在项目分配中统筹协调。

    “对于管理部门应有科学的管理模式”，田中群说，“项目管理和经费管理应该分离。”

    “应该由多个部门或者机构参与项目管理，不等于每一个都得管钱、立项目。这样既有利于资源集中，又有利于互相监督，避免项目管理中出现权力寻租。”
 
女科学家实验室里静静度“三八”

本报记者 刘虹 实习生 郑思韵通讯员穗科协昨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她们的节日在实验室里静静地度过。女性的身份，令科学家这个令人尊敬的称谓，平添几分柔婉和神秘。妇女节当日，记者走访了两位女科学家，走进她们看似平淡而意义远大的工作和生活。

　　孙国萍：女性的耐心细致适合研究工作孙国萍，2005年全国劳动模范，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环境生物工程学科带头人。微生物所大约有190多名研究员，女研究员占了约一半。当记者问到三八节如何过时，孙国萍微笑着说：“全所人员都在实验室度过。”微生物研究有时候需要对着显微镜工作十几个小时，而孙国萍表示研究要求的准确率比较高，女性工作者可能相对会比较细心、有耐性。垃圾渗滤液处理工程是孙国萍带领团队攻克的一个世界性难点问题。垃圾渗滤液是废水中最难处理的一种，是世界性难题。而她和她的同事于2005年年底顺利完成了改造国外进口的处理垃圾渗滤液机器的工作。原本一台进口机需要2000万元人民币，现在才花了几十万元人民币就能达到与进口机器同样的效果，为国家省下了一大笔钱。作为一名女性，孙国萍时刻没有忘记自己在家中的角色，虽然晚上经常要加班，查阅文献、报告，批改学生论文等，她仍然承担家中大部分的家务。

　　麦碧娴：科学不分性别只讲本性麦碧娴，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创新工程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她在近十年一直致力于环境中有机污染物的分析及研究工作，在珠江三角洲水体环境中有机污染物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获得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获2005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200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获奖的五人中排名第三。作为一名女研究员，麦教授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单纯的女性，而是一个研究员中的普通工作者。麦教授说：“如果硬是从性别来说，可能做某些实验女性会比男同志更细心。我认为在科学上没有性别之分，认真工作应该是本性，而非男性、女性。”麦教授说自己有这样的成就，是靠自己一步一步的努力，更少不了的是家人的支持。丈夫的关爱、孩子的用功，让她无后顾之忧，全心全意地进行研究。麦碧娴教授作为母亲，即使没有过多时间教育孩子，但本身认真工作的模样就是孩子很好的楷模。孩子常对她说：“妈妈，我很佩服你！”言及此处，麦碧娴脸上流露着幸福的笑容。（Fish/编制）

(金羊网-羊城晚报) 
科技日报：聚焦《我国女性从事科技工作现状研究》报告  
 
  
    编者按“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迎来了第97个年头。
　　昨天，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建议，“更加关注女性，鼓励女性参与科技活动”。

　　我国从事科技活动的女性的作用和地位如何？她们的所想、所做以及面临的困难问题又是什么？

　　2005年6月，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全国妇联共同组织了“我国女性从事科技工作现状研究”项目，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接受委托，承担了具体的研究工作。

　　2005年10月—2006年3月，课题组对在职的科技工作者和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硕士、博士生开展了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通过分析，研究者力图较全面地反映从事科技活动的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和制度环境现状，并希望能更深入地揭示女性科技工作者的成长规律，同时为制定更有效地发挥女性科技工作者作用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本报聚焦项目报告中的精彩观点，以飨广大读者。

　　女性从事科技活动的“事业动机”被淡化

　　据国外有关学者的研究，女性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明显少于男性科学家，女性发表的成果数量仅是同年龄组男性成果的一半或三分之二，存在所谓的产出之谜(ProductivityPuzzle)。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科学家发表成果的差别越来越大。本次调查也反映出，在我国同样存在这种现象。

　　从女性从事科技工作的动机可以得到部分的解释。女性从事科技工作，对于众多的科技女性而言，正作为一种职业选择，而不是事业追求。

　　调查显示，“追求稳定”成为女性择业的重要指标。她们选择工作单位时相应将“高校”和“国家机关”列为最理想的选择。女性选择从事科技工作，也是以此为前提的，即科技工作最吸引女性的特征是“工作稳定”。

　　“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是女性报考研究生的最重要的目标。女性受教育程度是获得理想工作的重要途径，促使在越来越多的的女性热衷于高学历的女性中，许多人已将其作为获得理想工作的重要途径。

　　此外，“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是女性报考研究生最重要的目标。这些调查结果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女性研究生的比例呈现快速增长，为什么科技队伍中有女性的比例较高，超过了1/3。

　　另一个调查结果业也印证了女性将科技工作视为一种职业的倾向，那就是，女科技人员希望调换工作的首要原因是“获得更高收入”。

　　由此可见，从事科技工作，对于大部分女性来说，看中的是其工作的外在表现形式，即“稳定性”和“经济性”方面，科技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工作对人提出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即如对工作本身的兴趣爱好和不懈的追求求索和创新精神，正在被淡化。

　　这样的一种倾向导致了女性在从事科技活动中的一些问题。关于“希望个人事业达到什么程度可以满意”的问题，年龄分组后的结果显示，随着年龄有由小到大，对事业的追求重点分别是“希望能成为本领域的著名人物”、“业务骨干”到“完成本职工作”，呈现出随年龄增长在事业追求上的下滑趋势。

　　女性在从事科技工作中显现的“工作认真、细致”优势，有助于她们“完成本职工作”，但却不能保证她们成为杰出的女科技人员。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产出之谜”和在高层科技队伍中女性比例偏低的现象。

　　性别差异对女科技人员影响有多大

　　问卷调查表明：40.57%的女性认为性别对自己的事业发展有负面影响，34.9%的女性认为没有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源于性别因素的影响，课题组沿着女性事业发展各阶段进行相关分析。女性进入科研领域的门槛是否更高？女性的家庭角色是否产生了对工作的不利影响？作为对女性工作的承认，在“职称”、“职务”方面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女性进入科研领域门槛较高

　　报告指出：女性进入科研领域的门槛较高，这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在研究生入学时导师对男性生源的偏好。30%左右的受调查者遇到导师招生时倾向于招收男生，而只有不到3%的情况是导师更倾向于女生。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技术科学领域女生不受欢迎的情况更严重。

　　二是，应聘单位招收员工时偏爱男性，至少有93.8%的人认为遇到了性别区别对待，并有表面倾向。女科技工作者在应聘工作时，遇到最多的情况是“水平相当，应聘单位多选男性”占43％；其次是“明文规定只招男性应聘者”，占24.3％；第三位是“对女性提出的附加条件较多”，占17.3％，再加上“高职位招男性，低职位招女性”的9％左右，这四种情况遇到的比例占93.8%。也就是说，受调查者中至少有93.8%的人遇到了性别区别对待，说明目前科技领域的女性在应聘工作的时候受到的性别上歧视是明显的，虽然“明文规定”的歧视只占到24.3％，但应聘单位人为控制的附加条件和默认的接收标准，把女性关在了门外。

　　通过对不同年龄段的分类分析发现，30岁以下的科技人员遇到的“明文规定只招男性应聘者”比例稍稍高些，而31岁以上的科技人员遇到的“对女性附加条件多”比例高。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认为，年轻一代女性科技人员进入的门槛与过去相比似乎更高了。

　　女性家庭角色影响事业发展

　　尽管大部分人认为家庭和事业应该协调发展，但这只在主观愿望层面，对女性而言，沉重的家庭角色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对工作具有不利影响。据调查，有78%的女性完全或基本上承担了家务劳动，而男性在此方面的比例仅为12%。

　　女性是承担子女教育和家务劳动的主体，相应地她们的工作精力被家庭事务挤用成为必然的结果，由此而使“生育家庭占用时间多”成为仅次于“传统观念偏见”的重要影响因素，被认为对工作产生了不利影响。

　　女性在“职务”获得方面更难

　　我们选择了“职称”、“职务”作为衡量事业发展状况的标准参照指标和对工作能力的体现。调查显示，“职称”与性别具有较弱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057）；而在“职务”方面，在女性组中47％的人无职务，而男性只有22.7%。男性高职务占1.5%，女性这一比例为0.4%。由此看出，女性相对不容易获得职务，性别对“职务”的相关性较大。

　　子女教育成为困扰女科技人员的突出问题

　　报告调查显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女性科技人员“母亲”的角色作用更加凸显。

　　女性的双重角色在我国女性职业生涯中的影响，既有着与其他国家女性科技人员相同的一面，又有着中国特色。其中，独生子女是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将子女教育问题已提升到了非常显著的位置，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调查的女性在职人员属于已婚并有子女者，“子女教育”问题已成为目前最困扰女性科技人员的问题。

　　与老一代女科学家相比，年轻一代的女科技人员在子女教育方面的付出一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是她们对子女的关注程度比老一代的女科学家更高。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赋予了女性科人员在扮演“母亲”角色时更多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女性的双重角色显示度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因此，无论从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还是与老一代女科技人员的纵向比较，目前我国中青年的女科技人员面临的“子女教育”问题都更加显著。

　　外国怎么鼓励女性搞科研？

　　随着女性在教育中所占份额的增加，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在公共研究部门就业的条件更受关注。为提高女性在学术和研究中的作用，若干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

　　美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职能中，也强调支持女性、其他少数群体和缺乏代言人的集团参与到科技事业中，相应地设有国家科学基金委的科技平等委员会（CEOSE）。例如：美国物理教师联合会物理女性委员会，旨在寻找招募女性的更有效的方式，留住女性在物理学和物理相关工作。

　　芬兰：目前芬兰是各级研究中女性所占份额最高的国家之一。2000年，科学院采取了一项平等计划：当该职位的申请者资格相当时，女性优先。2000年，约有32%的一般研究人员和43%的大学教师是女性。

　　韩国：要求科学委员会有30％的女性。韩国科技部“科技机会平等”法提出，高校2003年女性科学家达到10％，2010年达到20％。2002年还拨款350万美元用于帮助女科技工作者接受培训。设立专门项目，帮助女中学生正确认识科技，使有潜能的女学生可能会选择科学事业。

　　七项政策建议

　　课题组组长赵兰香认为，女科技人员已成为科技队伍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她们的双重角色使她们既联系着科技事业的发展，又联系着支撑社会发展的家庭。

　　女科技人员的发展，不仅关系到科技发展这一创造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也显示着社会进步的步伐。

　　因此，课题组提出以下建议：

　　建议一：在科技立法和政策中澄清妇女发展的特殊障碍，纳入性别平等理念。比如在《科技进步法》中加入保护女性科技人员获得平等发展权利的内容；在科技政策与制度设计上，包括科技资源的配置、岗位设置、继续教育等方面对性别问题给予重视。

　　建议二：加强针对女性科技人员的组织体系建设。可以考虑在中国科协设立女性委员会，开展有关女性科技人员的宣传、交流、培训、政策研究等活动。

　　建议三：设立女性科学研究基金，锻炼和培养一批女性研究项目负责人。建议该基金可以考虑设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由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协的女性委员会共同管理。

　　建议四：设立女性特别培训基金。建议培训内容包含自选的专业培训，也包含平衡事业和家庭关系的特殊培训。培训计划中与国际组织相关的部分，由中国科协的女性委员会统一协调管理；一般性的培训计划，应纳入科研机构教育培训计划予以执行。

　　建议五：广泛开展多种层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建议六：进一步加强正面舆论导向宣传。建议媒体宣传更贴近人们的现实生活，贴近广大的科技女性，使自尊、自信、自立和自强的精神越来越多地成为女科技人员的追求。

　　建议七：切实解决突出问题，为女性从事科技创新提供更好条件。建议以社区建设为基础，在科技人员居住较为密集的社区，成立“中国女科技工作者联谊会”下属基层组织，针对女性科技人员的子女教育问题开展“非营利性”的咨询、交流、协助活动，将科技工作者的联谊活动与切实解决她们的难题紧密相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