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招研究生要交"助研经费" 引争议

　　

浙大：导师招研究生要交"助研经费"

　　近日，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发出声明，要求报考他的学生“另投名师”，向社会表明其“拒招”的态度。

　　在这份名为《告考生》的声明中，包伟民表示：“鄙校新法：自2007年起，招收硕、博士研究生，研究生与指导教师均须向校方交钱，前者称‘学费’，后者称‘助研经费’。‘助研经费’数额，按招收研究生人数多寡翻倍递增。本人近年偶承青年学子缪爱，或有投考，然因不合时宜，无力缴纳此钱，复以为此申请‘扶植’(按‘规定’每年最多‘扶植’一名)，迹近干乞，君子所不为。故告考生：新法之下，难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烦请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该声明的落款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师包伟民谨启”，公布日期为“2007年2月28日”。

　　包伟民的这一声明公开后，立刻引起各方关注。有人认为很荒谬，学生读书导师也要交钱；有人则认为很合理，可以让导师招学生量力而行，而不至于过多过滥；有人则担忧，导师出了钱以后，会不会导致师生之间出现雇佣关系合法化的倾向？而且，这笔钱会不会最终转嫁到学生头上，而在学生缴纳培养费的同时，增添更多的负担？

　　导师招研究生要交“助研经费”

　　包伟民表示，他对教师向校方交钱这一做法非常不理解，这是他贴出告考生书的主要原因。“新的政策出来后，我觉得没法招生了，但有些考生已经直接考了，所以非常为难，犹豫再三，觉得还是要让考生知道，所以就写了这个告考生书，委托朋友贴在了国学论坛网等文史类考生较多的网站上”。

　　包伟民解释，他在声明书中所提的“鄙校新法”，是指浙江大学近来制定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中的某些规定。2006年，浙江大学作为全国17所试点高校之一，开始着手进行研究生制度改革，并制定了一系列方案，这些方案不仅涉及研究生奖助办法、招生制度、培养方案等，而且关系到人事制度、薪酬制度、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研究生导师选聘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过去执行了20多年的老制度。

　　在这些制度中，研究生收费一项曾经备受关注，但由于新制度还有待于2007级研究生入学后才能看到效果，所以一些关系导师切身利益的问题率先浮现出来。在浙大公布的系列改革方案中，教师们反应最激烈的，与即将读研究生的同学一样，是关于“收费”方面的内容，根据《浙江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的规定，研究生导师招生，要提供“助研经费”。

　　该方案提出，“导师资助研究生助学金的经费按照学科特点制定不同的标准，资助额度随当年招生人数的增加而递增。”具体执行办法，是将学科门类分为三类：一类是哲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二类是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理学、农学、医药学(除临床医学外)；三类是工学和临床医学。

　　而导师的出资标准则按照以上的划分确定不同数额，在第一类中，导师招一名硕士研究生，每年要向校方缴纳300元，招一名博士生，每年要向校方缴纳1200元；在第二类中，这两个数字分别为800元和3000元；如果是第三类，要缴纳的费用会更高，分别是1200元和4800元。导师如果还想多招学生，则要在此基础上翻倍递增。这就是说，一名工学的导师若要招3名博士生，他每年需向学校缴纳助研经费1.44万元。

　　方案同时规定，导师必须在录取研究生之前，将其招收研究生所需的学制年限内的全部资助经费，一次性划入专设的导师账户。

　　在相关文件中，浙江大学也强调，研究生招生名额的分配，要与研究生导师的科研经费挂钩。导师一般应有研究课题、研究经费才能安排招生。

　　但正是这一点激起了学校部分院系的反弹，浙江大学社科处处长罗卫东表示，“总体上看，人文学科反对的声音较多，社会科学有反对的，也有抱着支持试验态度的，工学等课题经费较多的学科反对声较少。”

　　制度设计考虑到了学科差异

　　事实上，该方案也确实考虑到了学科差异的因素，从所需缴纳经费的绝对数量来看，同招一个学生，人文学科所需付出的仅相当于其他学科的1／3至1／4左右。

　　不仅如此，方案还规定，浙大将设立“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扶植基金”，用于支持学校部分基础学科、新兴学科等的需要，支持指导教师招收第一名研究生所支付的费用。

　　但校方或许没有预料到的是，即使如此考虑，人文学科反弹依然强烈。该校人文学院一位教授表示，“交多交少是一回事，要不要交是另外一回事。别的学科有钱，爱交就交，人文学科没钱，怎么交？”

　　这一观点得到该校另一位教授的认同。这位教授表示，文科的课题经费相对少得多，尤其是横向课题(指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委托研究的应用型课题)更是少得可怜，而纵向课题(指由国家或省市科技主管部门拨款的课题)的经费在课题完成之前又不能动。“文科一个课题几万元算大课题了，再说，每年又有多少纵向课题可以申请？所以，这项新政策一旦真的实施起来，导师非倒贴不可。”

　　“这不是交不交钱的问题，而是方案制定者如何对待人文基础学科的问题。”在包伟民看来，文科不像其他某些学科可以通过招生带来实际利益，文史类基础学科与其他应用学科差异很大，一般都没有项目，就是自己做研究。别的学科招来学生可以帮助做实验、做调查、做项目，但我们基本上是独立研究。

　　浙江大学社科处处长罗卫东分析认为，人文学科之所以反弹较大，主要是因为人文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特殊，师生之间更像是传统的师徒关系，老师本来就很少从学生那里得到相应回报，现在又要他们向学校交钱，出现反弹是可想而知的。

　　包伟民还表示，虽说学校让导师出助研经费的考虑是为了“与国际接轨”，但文史类学科导师补贴钱培养学生的情况却并非国际惯例，“前段时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访问我校，我请教他们学校的做法，他说他们那人文基础学科都是由学校给老师补贴钱，没有想到在我们这却倒过来了。”

　　包伟民说，正是基于这些，所以他不屑于申请“扶植”。综合这些考虑，他最后决定发个声明，“我当然知道政策不会因为抗议而改变，但这是在表明一个人的态度，表明我的不认同。”

　　引发校内对学术、市场和行政逻辑的争论

　　包伟民教授的告考生书，在浙江大学内也引起了激烈争论，有多个学科的教师参与进来，而讨论的内容也已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在一个博客上，该校社科处处长罗卫东、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经济学院教授叶航等人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一位教授表示，带学生从来都是学生交费，哪有教师交钱的道理？“这种方式进行下去，师生关系如何处理？会不会导致雇佣关系固定化？因为我招你进来是花了钱的，你就得替我老老实实干活儿！”

　　叶航教授在肯定改革方向基本正确的同时，对某些具体制度也有类似担忧，他说：“以前许多博导就是老板，这种情况工科特别盛行，学生招得越多干活儿的就越多，现在老师要交钱了，我最担心教师会更加明目张胆地把学生当成打工仔。”

　　还有些教师则担心这笔钱会转嫁到学生头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师表示，在这个方案下，某些学院的大多数教师只会向学校申请“扶植”基金带一个学生，还有极个别的甚至不带学生。如果有几个学生慕名投考，一定要拜在他门下，那这笔费用肯定只能由学生自己带过来，导师不可能帮他出这笔费用。

　　但罗卫东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学校面临的是资源约束，博士点很多，博士导师很多，在国家出钱的情况下，人人都想多招学生。如何来解决这个现实问题？引入这个“价格机制”是解决资源配置的一种尝试。

　　浙大的这个改革方案，确实采取了种种措施，对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导师招生过多过滥现象做出了反应，相关文件规定，导师每年招收硕士生一般不超过3名，博士生一般不超过两名，每名导师当年招收的研究生总数最多不超过5名。

　　史晋川教授也表示，近些年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张很大，完全是因为有国家出钱，对导师而言没有约束，让大家都想吃免费午餐，导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质量不高。现在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得控制导师的招生人数。

　　他说，很多世界著名大学，有科研经费的导师用自己的经费招收研究生是通行惯例，有的导师经费充足研究生也多。“我曾经访问过美国和英国的数十所大学，基本情况都是这样，现在最要紧的，是相关配套措施的进一步完善。”

　　这位教授还表示，任何现代大学都有学术、市场和行政三种逻辑在起作用，关键是学术逻辑应当在制度设计中居主导地位。想把3者分开或彻底排斥学术外的其他逻辑，是过于理想化的想法。他认为，当前的大学虽然学术逻辑还未居主导地位，但是肯定比研究生制度改革前有进步。

　　尽管如此，史晋川仍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学校为人文基础学科仅仅提供扶植申请这一个通道，改革的确是有点过激，“对待这些学科，学校需要设置其他一些减震阀。”

　　罗卫东也担心，这个方案很难排除那种活动能力强但学术能力一般的导师，因为他们可以争取到许多横向课题，能支付起比较多的学生培养费，但招生就是为了干活儿，导师没有能力和精力指导学术。

　　有关负责人：现在只做不说

　　罗卫东和史晋川不约而同地对一些参与讨论却不认真研究方案的老师提出了批评。罗卫东说，这些年的实践告诉我，许多教师没有很好地研究这个方案就开始发表议论，作为评论者或参与争论者，首先应该研究这个方案，有的放矢，不能有情绪化的东西，太情绪化了对改革本身也不好，对整个社会发展形势的判断，需要所有教师都认真对待。

　　史晋川则表示，之所以有这些争议，一是学校的方案解释力度不够，准备不充分，尽管有5个月时间讨论，但多在校院层面；二是一些学院没有召开导师大会来解释答疑；三是一些导师平常自己不关心，等方案成形后却破口大骂；四是对学生意见征求得不够。

　　罗卫东总结说，“这个事件说明，任何一项改革，只要涉及个人利益，都需要多加慎重。”

　　但作为制定该方案的主要负责部门浙大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有关负责人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这位人士表示，现在只做不说。

    专家态度：冷门学科应有更多政策扶持

　　招收研究生的导师到底该不该向学校交助研经费，学科差异如何对待？改革方案如何兼顾各方利益？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进行之际，一些高校的教授和研究高等教育的专家谈了自己的看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表示，该校关于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稿已经公布讨论。他看到，方案中同样要求招收研究生的导师缴纳经费，但由于是征求意见稿，这一条款并未确定，学校还将根据意见进行调整。

　　但许纪霖表示，他游学美国的时候发现，美国高校的文科并没有强行规定导师要缴纳经费，而是由导师自愿提供经费，学校不会硬性规定，更不会作为导师招收研究生的必要条件。“如果制定的方案一刀切，肯定会产生很多问题。”

　　许纪霖说，文史类基础学科与其他学科确实不一样，比如工科，有时候一个课题的经费就达几百万元上千万元，不对招生名额作出限制，导师肯定会抢着多招学生。从这个层面考虑，这个制度设计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文科非常不一样，文科中的一些应用型社会科学可能会有大量的项目，也许可以承受交费招生，但人文基础学科不一样，即使没有任何课题，同样可以做出一流的学术成果。”他说。

　　他的这一看法得到了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邓晓芒的认同。邓教授表示，从制度设计上来看，设计者似乎把这个制度当成了福利。“对能拿到课题经费的学科来说，这确实是福利，因为招来学生可以干活儿，但对于文科类基础学科而言，这不但不是福利，反而是负担！”

　　他说，人文学科研究生的培养，导师要无私奉献，结果得到的与付出的不成比例，“这样的话，招生还让我出钱，我干吗出钱？可怜的一点课题经费，好不容易才争取过来，谁还愿意再掏出去？这样的话还不如不招。”

　　他也怀疑这个制度会导致成本向学生的转嫁。他说，他听到有些教师在议论，要交钱的话，如果学生一定要报考，就事先告诉他们先由老师向学校垫付这笔费用，然后再让考生自己掏钱退回给导师，“就像从左边口袋放到右边口袋一样”。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则表示，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制度实施要一步到位会产生问题，尤其是以理工科为主的学校，推行这样的标准会对人文学科产生负面影响，“文科经费不多，能获得的捐助也少，完全靠这些做助研经费很难，如果让老师自己掏腰包，那就更不合适了。”

　　他认为，浙大的方案对不同学科进行区别对待是正确的，但有些学科是冷门，需要学校保护，应该考虑更多的政策进行扶持。“而且要有过渡期，不要一步到位”。

　　他说，有些人文学科，虽然看起来不能产生实际利益，但“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对提高国民素质和整个民族文化都有重要意义，“不能光看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

　　许纪霖表示，高校中并非所有方面都可以量化，助研经费文科少交点工科多交点，大学排名时文科成果折算为理工科的1／3等，都进行量化，这些看起来很简单、很科学，事实上却非常不科学，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学科差异。

　　邓晓芒也认为，如果高校的管理者仅仅站在理工科的立场看待文科，那文科十有八九会变成花了钱却难出成果的累赘，“面对这样的情形，文科能好受吗？”
 
    虽然2007级研究生尚未入学，但浙江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已经在直博生中实行了。

　　范良聪是该校经济学院的直博生，他说，相应的文件已经下发，他多少也看到些。“最大的感受，是以前读书要赚点生活费，现在差不多可以专心读书了，对学生来说好处挺大的。虽然以前不用交学费，但普通奖学金数额比较少，现在虽然要交钱，但奖学金普遍较高。”

　　对直博生而言，改革后的方案确实是个利好消息，浙大新研究生奖助体系规定，“直博生按照博士生的身份参加评定，直博生、提前攻博研究生和硕士免试生的基本助学金一般评定为一等”。而一等基本助学金就等同于全额培养费。

　　范良聪说，对改革后的制度，学生普遍反映较好。“读硕士的时候，挺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钱的，所以要兼职赚生活费，现在只要努力做好研究，表现出色，争取来的奖助学金基本可以保障生活。”他表示，现在对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也确实应该加强对研究生的生活和学习保障。

　　“不过，没拿到全额基本助学金的同学，到时候可能会比较困难，他们享受不到新制度带来的利好，反而要付出更多。”

　　范良聪同时认为，让导师在招生时交助研经费，且按照边际成本成倍递增的方式缴纳，导师普遍反映压力很大。对于课题多的学科应当是有效的，但对于冷门学科应该有配套机制，“要不然偏理论研究的学科招生更少，因为课题太少了，没有经费，但这些学科也很重要”。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史晋川则表示，经济学院在与学校反复沟通协商后，所制定的方案终于得到了批准，该院新方案与老制度的差别在于：

　　第一，经费方面。改革前，70%以上学生公费，30%左右自费，所有学生的津贴相同，由学校统一发放。导师招生无需出钱。改革后，学校经费不增加支出，但学院经费负担增加，因为经济学院决定自己拿出经费保证导师每年招生1名，如导师只招1人，无经费支出负担。如招两名，导师还可向学校申请扶植名额。而学生，则有40%左右按学校政策可用校拨最高奖学金充抵学费，还可拿到明显提高的生活津贴，另外40%左右得到校拨奖学金只能部分抵学费，但可得到比之前高的生活津贴，学费和奖学金加生活津贴相抵，大致与改革前处境不变。余下不到20%因没有奖学金且生活津贴较少，较改革之前支出有所增加。

　　其次，师生关系。导师和学生还是双向选择，但属第二名额的学生选择余地变小；校拨的生活津贴由导师确立标准择优限期发给学生，导师不能挪用和克扣津贴，学院不得干涉，故导师权力增加。但导师年均招收硕士生上限3人，博士生两人，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经费因素在招生中权重过大。

　　他总结认为，新方案导致的结果是导师招生人数受限，但导师在招生和培养中权力增加；优秀学生的学习条件明显改善，少数学生的支出增加；学院经费支出增加，但权力减少。

　　史晋川表示，经济学院的方案是在听取教师意见基础上，三易其稿，然后通报全院导师，基本原则同意后，与学校几番讨价还价，最终认可实施的。他承认，尽管此方案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在进一步的实践中完善，“但这是大制度限制下的尽可能好的选择”。

　　由于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直接涉及招生问题，所以也给浙江大学某些院系即将举行的硕士生复试带来了困扰。近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公布了该院2007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名单。这个名单比往年少了很多，甚至达不到原本公布的招生目录上的数额。人文学院一位老师透露，他所在的专业今年招收人数比往年少了一半还多，学院很多老师也不愿意多带学生了。

　　“有考生给我打电话，很生气地问分数那么高，往年肯定可以进复试，为什么今年没有机会，我没法解释。”这位老师说，他感觉有些对不住考生。(本报记者叶铁桥)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17所高校首批试点

　　2007年，全国共有17所高校首批试点进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这些高校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西安交大、中科大、中国农大、大连理工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截至目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方案已向社会公布，其他一些试点高校的方案也正在加紧制定之中，并将在近期公布。

　　2006年9月25日，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时说，我国的研究生教育，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根据培养创新型人才这一原则，目前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和水平还没有达到要求，因此要对研究生培养机制进行改革。

　　他同时指出，在整个研究生培养中，用三句话来概括，叫做“创新是灵魂，导师是基础，科学研究是核心”。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关键在于研究生的导师是否有高水平的研究课题和必要的研究经费。

　　他表示，要通过这项改革建立起以科学研究为主的导师责任制和与科学研究紧密联系的导师资助制，通过统筹各个方面的资源，包括学校的、院系的资源，包括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源，来激发出学校导师和研究生的积极性，理顺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提高导师培养研究生的积极性，促进研究生培养水平的提高。

 
"大学排行榜"迎争议不倒 只因"科学"依据过硬? 

　　“排行榜”的出笼，不仅有“科学”依据，而且过得硬，得到了在大学教育界普遍流行的管理规则的认同——甚至可以说，它就是这一规则的产物。这也是两个排行榜，能够存在并且得到社会认同的原因。

　　前几年，每到春季，一份名为“大学排行榜”的榜单总要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引起争议，也引来瞩目——闹着闹着也就习惯了，“2007年大学排行榜”的出笼，并没有引发媒体的过多瞩目。这恰好证明了中国是一个日益包容的社会，一家之言、一家之榜，只要存在着市场，不会因为争议的兴起而废止，也不会因为争议的消停而一飞冲天，成为定论。在“2007年大学排行榜”悄无声息的时候，同一课题组出笼的另一份榜单——“学科排行榜”却引起了争议。比如，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列为历史学科第一名，就引来不同看法。

　　做经济这个行当的都知道，市场要细化，要有针对性。

　　相比“大学排行榜”，“学科排行榜”就是一次市场的细化过程，不仅给各大学的主要学科，而且给各学科的主要专业，分门别类，排列组合。这说明，“大学排行榜”这一营销模式迎合了当前的教育市场，教育市场又对其提出了细化要求。只不过，市场的胃口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刁钻，两三年后，是不是会有“大学教授排行榜”的推出？

　　那么，“大学排行榜”、“学科排行榜”的市场究竟在哪里？一个是民众，民众需要给各大学排出三六九等，考大学的学生需要一个参考标准。

　　中国的民间故事里，隋唐十八条好汉，就是如此排出来的，关公之所以战秦琼，也是为了迎合民众的“排排座”心理。

　　另一个是被排上高位的学校、学科。当标兵光荣，不仅可以在招生简章上添加两笔，而且可以带来实际的利益；即使东邻西舍，也是与有荣焉。

　　然而，排行榜不好操作。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隋唐十八条好汉能够排出来，是因为大可以把他们扔到擂台上拳打脚踢打一仗。李杜光芒万丈长，二人孰高孰低，既不能依靠臂力、腹肌，也不能依赖诗集的厚薄——如果以诗集厚薄而论，清朝的诗人皇帝乾隆，大可以排入中国文学史前三名。根据媒体报道，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出笼的这两个排行榜，大致是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条数。以论文发表的多寡，作为大学、学科排名的依据，类似于以诗歌的数量排出诗人的座次，其中的荒谬十分明显。

　　且慢，在中国当下的大学环境里，“大学排行榜”、“学科排行榜”真的荒谬吗？如果荒谬，它就不会有市场了。在大学校园，CSSCI数据库闻名遐迩，是许多大学的教师奖惩、职称评定、薪水多寡的依据。如此说来，“排行榜”的出笼，不仅有“科学”依据，而且过得硬，得到了在大学教育界普遍流行的管理规则的认同——甚至可以说，它就是这一规则的产物。龙生龙凤生凤鸡生蛋。这也是两个排行榜，能够存在并且得到社会认同的原因，尽管媒体上不断争议，它自可以岿然不动，一年一年，延续并且光大下去。

　　很久很久以前，long longago，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经说过，大学之大，不是因为大楼，而是因为大师。在中国的大学，比盖大楼的风潮已经过去，该盖的都盖了，如今都忙着还债。什么时候能够不再把CSSCI作为教师考评的标准，作为学校、系科横向比较的依据，各种排行榜，自然如无本之木，烟消云散。

 
想发论文先交钱！解读“明码标价”的版面费  

    “本刊对符合发表要求的来稿，每千字收取审改费１５０元。你的大作ＸＸ经审阅拟近期刊用。该文经修改后为４６００字，您应缴６９０.０７元。在本通知发出半个月后，我刊若没有收到您的回复，则视为自动放弃。” 在向南京某大学主办的《文教资料》杂志社投稿后不久，江西九江市中学老师余某收到了杂志社这样的回函。

    发表论文不但没有稿酬，反而要先交“版面费”，这种怪现象在当今社会愈演愈烈，社会各界人士对此提出质疑：谁在助推这股歪风？谁在为“版面费”买单？如何刹住这股歪风？一些人对学术考评体系中以论文发表多少、发表等级高低论水平提出置疑，呼吁改革职称评定制度。

    要发表论文　拿“版面费”来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人民医院一位护师２００６年１１月申报副主任护师职称，为满足参评条件――须有１篇国家级或２篇省级以上刊物的论文发表，她陆续向《中国临床医药研究》《中国医药指南》交纳了共８５０元的版面费，发表了两篇不足两千字的论文。

    南昌大学一位副教授苦恼地说，自己因为拒绝了新疆的一个中文核心期刊索要的８００元版面费，结果一篇准备刊发的论文很快被回复不予发表。

    记者在社科教育领域采访发现，花钱发表论文在教科界已成潜规则，科研院所研究人员、高校师生以及其它行政事业单位技术岗位的人员，要想发表论文基本上都得先向杂志社交纳一笔版面费，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甚至过万元，除非你是业界绝对的权威大家。

    “版面费”普遍受到了社科界人士的质疑和批评。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老教授颜森在谈到论文版面费问题时痛心疾首，连说了三句“非常糟糕”。“以前发表论文看质量，门槛很高。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字‘钱’！”他介绍说，设在北京的一个文学类权威核心期刊公开叫价，一年交５万元给发３篇论文。还有一些刊物为了多赚些版面费，将原来的季刊扩为月刊，又将每期从五六十页增加到上百页。

    由于高校师生是期刊论文的主要来源，一些杂志将收取版面费的对象重点放在了高校。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余某说，学校的报栏经常贴有一些期刊的《征稿启事》，其结尾处往往会明码标价，公布每千字或每页面的版面费收取标准。

    记者采访中还了解到，由于版面费收取已成普遍现象，一些高校甚至准予老师、研究生报销版面费。

 

 
设立“院士基金”扶持青年才俊

荣获第13届“何梁何利基金”技术科学类科技进步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炮兵工程学院教授黄先祥，日前将获得的20万港元奖金连同个人筹集的20万元人民币，捐给该院设立“院士基金”，激励青年教员立志献身国防教育事业、勇攀军事科技高峰。 
 
 

　　近年来，黄先祥院士非常重视青年教员的传帮带，创造条件促其快速成才。每开展一项科研任务，他首先安排青年教员参加，对一些重要、高难度课题大胆放手让年轻人承担，自己甘当“配角”。青年教授张志利硕士研究生刚毕业时，请求参与一项全军“八五”重点科研课题，黄先祥大胆地将该课题的“中枢神经”系统交给了他。这项科研任务顺利完成并荣获军队科技进步奖，张志利很快脱颖而出。他经常感激地说：“没有黄院士的倾心扶持，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在40多年的教学科研中，黄先祥先后培养博士后、博士和硕士70余名，有的已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军师级指挥员。

高校毕业生招聘会渐入高潮 不少企业用人只看本事

在武汉科技会展中心，来自全国的专、本、硕、博四个层次的1.5万名高校毕业生为争进287家用人单位，进行了我省今春最大规模的职场博弈。此次招聘会共提供就业岗位9500个，涉及高校、科研院所、知名企业、医院、政府机关等多个行业。

本科生、研究生底气不足

记者随机采访了现场数十名应聘者，发现本科生的薪金期望值普遍在1200-2000元/月之间，而硕士生最低则在2000元/月。而这一标准，几乎和去年同类招聘会上本科生的求职期望值一样。

小林是湖北经济学院计算机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他给自己定的求职目标是“保证月收入在1200元左右”。“这样的月薪对你一个本科生来说会不会有点低？”面对记者的提问，他指了指周围拥挤的“求职大军”苦笑着说：“那还要看人家愿不愿要我，我不会因为想多挣钱，而让自己待业的。”

在现场，记者发现与小林有相似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华中科大生物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小金说：“现在就业压力很大，我更不敢有更高要求，能找到工作就行”。

专科生自信能“背水一战”

在某企业的摊位前，来自武汉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小唐已是第六次被拒。他告诉记者，昨天上午，他共应聘了近十家企业，但绝大多数都以“只招本科生和研究生”为由拒绝接收他的简历。

“我参加了很多招聘会，都因为自己是大专学历而至今仍没找到工作。”但他表示，还是有不少用人单位更看重人才的潜力和技能，况且他对岗位收入几乎没有要求，因此对自己还很有信心。他坚定地说：“这也是没办法，我不试一下就一点机会都没有啊。”

本、硕毕业生不愿跨学历就业

在招聘现场，大多数招聘人员都表示：“如果有优秀的本科生想应聘研究生的职位，肯定会考虑”，但上午几个小时内，他们都未遇到过本科或硕士生做跨学历应聘的尝试。

湖北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生小刘说：“我肯定不会跨学历就业，一是因为我能力肯定不及博士生，二是我的择业观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

地大本科毕业生小李说：“现在很多单位都把岗位学历要求和编制挂钩，跨学历应聘即使成功，将来解决不了编制还是得吃苦头。”

企业开始按能力付薪水

记者现场发现，武汉盛帆电子有限公司的摊位前挂着“高薪聘用营销精英”的招牌，不少毕业生望牌而来。可记者仔细阅读了该公司的招聘启事后，却发现其中没有一句涉及薪金。对此，该公司的人事处经理夏吉安告诉记者，“我们所说的高薪并不是一个定价，而是根据面试者的实际能力‘面议’，并以高于业内标准的方式确定月薪，至于究竟能拿多少钱，就要看他有多大能力了。”

据了解，这种“工资面议”的现象在当前高校招聘会上十分普遍，根据各人能力和经验的不同，哪怕是竞选了同一个岗位，所得到的薪金也很有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