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三年跻身国内前列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三年跻身国内前列 
 

　本报北京4月10日电（记者  刘恕）  运行仅仅3年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去年在《自然》《科学》《美国科学院院报》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5篇，居全国同类研究机构首位，论文平均影响因子也位居第一，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探索出了又一条新路。昨天，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参观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和副部长李学勇一起陪同考察。

　　据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介绍，目前研究所已建成18个实验室，吸引了20位全时留学人员回国，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7篇。其中《科学》2篇，《自然》1篇，《美国科学院院报》2篇。周光召听取汇报后表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遵循客观科学规律，不急功近利，远离浮躁，给科研人员创造了潜心研究的学术环境，取得了显著成绩。他强调指出，科学研究需要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创新文化，要摒弃陋习，要鼓励学术争鸣，形成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生命科学是我国最有希望跻身世界前列的领域，研究所要发挥顶尖人才的汇集效应，进一步借鉴国际一流研究机构管理模式，加强与国内外优势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多出原创性成果，为我国生命科学水平的跨越提升做出贡献。

　　徐冠华高度肯定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他说，我国需要的不仅是几项创新成果，而且还要通过机制体制的创新，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带动大批创新成果的产生。他表示，科技部将继续把研究所作为探索新型科研院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试点，认真总结经验，同时在科研经费等方面提供支持和保障。长期负责研究所建设工作的李学勇也提出了要求和希望。他说，研究所要凝聚一批优秀人才，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带动我国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在谈及研究所为何在短时间内取得不菲成绩的原因时，王晓东说，为了给科学家创造充分宽松的学术空间，研究所在基础设施、科研设备、科研人才具备“国际一流”标准的同时，科研管理也与国际接轨。据悉，研究所实验室主任一律实行5年合同制，合同期内没有任何行政长官意志和考核评比的干扰，最后接受由国际知名专家组成的科学指导委员会的评估。

　　据悉，北京市、科技部等部门积极创造条件，为研究所建立了长期的经费保障机制。科技部中国生物发展中心主任王宏广介绍说，3年共投入经费4.5亿元，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大型仪器设备3亿元，每年的研发和运行经费达5000万元左右。目前，国内约有10家同类研究机构年研究经费近1亿元。“这些投入为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要进一步在体制上创新，我国完全能够在生命科学的一些领域进入国际领先行列。”王宏广说。

　　 “在这种体制下，做不好也难” 
来自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北京4月11日电（记者  陈磊 张显峰）　编者按  4月9日，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和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一行考察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这是一个完全迥异于我国当前科研管理体制的新型研究所，运行仅仅3年便跻身国内同类院所前列，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探索出了一条新路。从今天起，我们将推出本报记者采写的系列报道，介绍该所的有益尝试和先进经验，以飨读者。

　　北京昌平远郊，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一栋砖红色楼宇位于其中。由于人烟稀少，显得空旷宁静，但却暗涌着生命科学研究的勃勃生机。

　　叶克穷，一年前他还在美国，正为是否回国踌躇不定，没料选择来这里不到一年光景，就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高水平论文。最近，他多位同伴的科研论文又陆续见诸《科学》杂志。

　　一个地处偏僻，刚满3周岁的科研单位，却陆续涌现出国际顶尖水平的原创成果。这就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体制突破带来的创新效率。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四五年的‘开垦’，在这块试验田上打造出国际一流研究所的雏形。”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王宏广告诉记者。

　　一个“另类”的研究所

　　2005年年底，由国家批准建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正式挂牌。该所采取改革试点的方式，旨在探索一条与传统科研体制迥然不同的研究模式。

　　生命所诞生伊始，就呈现出全新的面孔：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和运行机制：聘请国内外一流专家担任学术顾问，包括10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24位国内外知名科学家组成科学指导委员会，学术水平之高开创国内先例；招聘研究人员优中选优，从250多名海外留学人员中遴选了16名优秀人才；力邀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和耶鲁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家邓兴旺加盟，并聘为所长；回国后担任实验室主任的，要求论文不能低于国外发表的水平，任职5年到期，由科学指导委员会匿名评估，不合格者立马走人。

　　生科所还给每个实验室配套了足额的科研经费，让科研人员不再为钱头疼。可是，在面向全球华人招聘的时候，有些科研者虽有意回国，但有所顾虑，担心“条件虽诱人，却怕是‘空头支票’，朝令夕改，难以落实。”

　　体制突破必须有政策上的保障。在管理运行方式上，该所由国家8个部委组成的理事会共同管理研究所的工作，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并作为资金来源的主要提供者，投入5亿元人民币给予支持，国家发改委也同意以项目形式继续支持，并争取从企业筹措两亿元人民币。

　　正是这些政策让海外应聘者吃了一颗定心丸。

　　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王宏广用“鲶鱼效应”来比喻这种尝试，虽然不一定恰如其分，但出发点是激发创新活力。

　　“我们想引入类似‘鲶鱼效应’的竞争，通过顶尖人才推动，激发国内同行创新的潜能，改革中国科研体制，并拉动生命科学研究上一个新台阶。”据他透露，这种高效、全新的管理体制已经初见雏形。

　　不看“三围”看实力

　　“别的单位招人唯职称、唯论文、唯出身，我们就看人，看潜力”，谈到招聘要求，所长王晓东打趣地说，“这里不论‘三围’，能当‘模特’的我们不一定要。”

　　按照国际惯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先后四次面向全球公开招聘优秀人才。每位入选者都经过严格遴选，而且必须是真正站在科研前沿的生物学家。

　　16个实验室主任中，有三分之一是具有国际一流水平实力，还有一部分是看重培养潜力。王晓东告诉记者，该所最大的体制创新在于评价体系的改革，“选人没有框框，不在意是否从过名师，有好背景，只有一条标准———能不能干”。所长邓兴旺更为干脆：“评价不讲论文篇数，而看是否有前景。”

　　生科所采用国际同行的评价标准，由科学指导委员会每5年对实验室主任进行一次评审，标准只有一条：国际一流水平，达不到这一条者将被解聘。“你有多好，取决于你发表的论文有多好。”同时，所长结合其研究工作的前景、对研究所的综合贡献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来决定其是否进入下一期聘任。

　　“虽然没有量化的指标，却有无形的压力”。实验室主任反而感到一种更大的来自内部的竞争压力和动力，因为研究所为科研人员尽量“松绑”，并最大程度地“减负”，5年下来做不好的唯一解释就是自己不行。

　　不再为跑项目“走火入魔”

　　坐在眼前的叶克穷，是个戴着眼镜的年轻小伙儿，远离了媒体的追捧和外界的炒作，刚发了论文却显得超乎寻常的平静和淡泊。

　　“发这种级别的论文，有的学校奖励100万，你怎么一点儿都不兴奋？”

　　不善言辞的他面对记者抛出的问题，有些诧异：“发论文是应该的，我选择来这里，就是因为可以全心全意做科研，学术完全自由。”

　　食堂、实验室、家，三点一线的生活让这位实验室主任乐在其中，心无旁骛。据说，来生命所近一年，他竟然不知道工作的大楼旁有座人工湖。

　　据行政副所长智刚介绍，研究所给科研人员足够的经费，并在仪器采购、日常生活方面提供尽量多的帮助，尽量使引进人才少为事务性工作操心。

　　当然，科研人员的最大解放是，不用再为要项目、拉经费、发论文而“走火入魔”。

    张宏博士走进该所缘于一次在波士顿的聚会。当时，他听朋友谈到北京筹建生命研究所，王晓东也正在美国“招兵买马”。2003年11月，他在美国机场与王晓东进行了一次谈话，后来参加了面试。当时他要回国没有一人支持，连他的博士导师也不解。张宏的夫人在美国人类基因组工作，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张宏最终用两个小时说服了夫人，在美国辞职后连同孩子举家回国。

　　回来的理由很简单：“在美国能看到自己20年之后是什么样子，也许在一个不错的学校里当教授；而在中国却充满着未知，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干番事业，充满新鲜和挑战。

　　“搞生命科学是件很难的事，它都是从不起眼的东西做起，我们研究对象也许就是一条一毫米的线虫，有人奇怪研究这有何意义，但任何基础性原创研究都是从很简单的东西入手。”

　　庆幸的是，张宏可以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大展拳脚，实现自己的抱负，让他感触最深的是“不用为申请课题请客吃饭，不用为筹集经费拉关系，更不用为繁琐的验收检查写报告”，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安心做学问。

　　“在这种体制下做不好也难。”张宏笑道。

　　“希望我走了，体制还在”

　　虽然依托于北京市政府和科技部，并得到中国科学院等8个国家机构的支持，生命所却不受行政干扰，实行所长负责制，所长向理事会负责。

　　所长王晓东是几十万中国留美学者中唯一的一位在美国本土当选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是目前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在国际著名的《细胞》杂志上共发表了11篇论文。当时他从26个候选者中脱颖而出，以最高分担任所长。

　　除了参与建所初期招聘第一道筛选工作，他和另一位所长邓兴旺主要工作是帮助所里在北美招聘人才，广泛宣传，同时每年去武汉大学等全国知名高校做宣传、讲学，其次，就是参与5年之后的评估工作。

　　“你如何管实验室？”“我不管。”王晓东坦然地回答。

　　当然，他也会去实验室看看，主要是与主任谈谈最新科研进展，如果他们需要指导，可以提供。“但我没有什么权力，更不会去干涉他们，每个实验室主任可以放手干自己想干的事。”

　　王晓东的愿望就是能够在这里探索出一条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中国发展的科研运作机制。“希望用5到10年时间，在国外提到这个实验室，没有人不知道。”

　　最近，国外有个学者考察后想来生科所，但仍免不了担忧：“王所长，你走了，怎么办？”

　　“没关系。我走了，体制还在，机制还在。”王晓东回答。 
 
 
“我们的选题紧跟国际前沿” 
访《组蛋白去甲基化酶JHDM1晶体结构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柴继杰 
 

 

“那就是柴继杰博士”，在位于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食堂里，生命科学研究所技术合作与发展办公室的王涛指着一位正在进餐的年轻人告诉记者。远远望去，他坐在一大群年轻人中间，像个学生。

　　柴继杰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柴继杰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一个有着5年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的研究经历，每天至少要在实验室呆上12个小时，自称是“crazyscientist”（疯狂的科学家）。

　　“你们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课题？”尽管有些唐突，记者还是单刀直入地发问。

　　“因为它是当前生物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谈起他们所研究的课题，柴继杰多少显得有点兴奋，“我们这个研究属于表观遗传学范畴。表观遗传学对基因表达、调控、遗传有重要作用，从而在肿瘤、免疫等许多疾病的发生和防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生命科学中近年来的一个突出进展，具有十分广泛深刻的研究和应用前景。”

　　据介绍，表观遗传学是近年来在遗传学中兴起的一个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前沿学科，主要研究在没有DNA序列变化的基础上基因表达的可遗传性的改变。

　　柴继杰说，组蛋白甲基化是表观遗传修饰方式中的一种。既往认为组蛋白甲基化是稳定的表观遗传标记，而组蛋白去甲基化酶的发现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组蛋白修饰提供了新的途径。

　　“JmjC蛋白是最近证明具有组蛋白赖氨酸去甲基化酶活性的一类蛋白。”柴继杰说，目前证实组蛋白甲基化与去甲基化失平衡与肿瘤发生相关，组蛋白赖氨酸去甲基化酶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抗肿瘤治疗靶标。所以，“我们的选题紧跟国际前沿。”

　　当谈及这个项目的研究意义时，柴继杰说，JHDM1蛋白是第一个被发现含有JmjC结构域的组蛋白去甲基化酶，它能够特异性地除去组蛋白H3赖氨酸36位二甲基化和一甲基化修饰，但是不能去除H3赖氨酸36位三甲基化修饰。

　　“如果能从原子水平上揭示JHDM1蛋白家族的催化机理，决定其选择特异性的分子基础，必将加深我们对组蛋白去甲基化作用在肿瘤发生、生长发育中的作用。同时对于设计小分子抑制剂和药物的开发提供重要依据。”他说。

　　柴继杰说，通过大量的尝试，我们获得了适合与X射线晶体衍射分析用的JHDM1A酶自身及其与α-酮戊二酸复合物的晶体（这是蛋白质结构解析中最关键的步骤）。通过对解出的晶体结构的对比分析及基于结构指导的功能实验结果（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质谱中心合作），我们发现α-酮戊二酸结合以后JHDM1A蛋白中活性中心附近的一段柔性肽段发生明显的构像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其发挥去甲基化活性至关重要。同时结构与功能分析提示位于活性中心高度保守的S145对于区分不同的赖氨酸甲基化程度起重要作用。

　　“这些结果对于加深理解依赖于铁和α-酮戊二酸作为辅因子的去甲基化酶机理有重要意义。同时活性中心构像的阐明对于设计抗相关疾病的药物提供了结构依据。”柴继杰最后强调说。

　　

 
 
美科学院院士王晓东获“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提名

因在细胞凋亡的生物化学基础方面突破性研究，美国科学院院士、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终身教授王晓东获得“世界因你而美丽—2006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的科学研究领域提名。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科学院院士、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终身教授王晓东入围“世界因你而美丽—2006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的科学研究领域提名。今年44岁的王晓东在得知消息后深感荣幸，“这对我本人及科学界均是鼓舞，显示华人世界对科学研究的重视。”

          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晓东教授2004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他是唯一获此头衔的1949年后来自中国的学者。1996年开始在美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执教的王晓东在著名的霍华德?休斯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他于1991年取得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生物化学博士，并跟随诺贝尔奖获得者戈德斯坦和布朗从事博士后研究。  

        因发现细胞按程序凋亡的生物化学基础，王晓东去年9月获得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及奖金一百万元。  

        王晓东3月27日在阐述他的研究成果时指出，尽管他的研究小组已经在细胞凋亡机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他表示，他们目前还在深入广泛地进行这一理论的研究。  

        西南医学中心研究所里，王晓东表示，他已经成立生物公司，把研究成果用于实际应用，希望研发出更具针对性的抗癌药物。“我们已经破解导致癌细胞死亡的生化开关机制，目前就是着手人工合成这种生物开关。”  

        根据这一理论，王晓东的生物公司研发的抗癌药物已经进入动物试验阶段，如果一切顺利，明年初可望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王晓东争取这个很有希望的抗癌药物五年内获得FDA批准，以造福成千上万的癌症患者。  

        在中国科技部的支持下，王晓东四年前创办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目前每年有两个多月时间在北京从事研究的王晓东以“进步神速”来形容中国的生物科学研究。  

        近年来频频获奖成为新闻人物的王晓东表示，他的获奖说明社会对科学研究的重视，但是科学家更应脚踏实地、默默无闻潜心研究，过度曝光成为公众人物并非好事。一直保持低调的王晓东说，“科学家要耐得住寂寞，要关起门来搞研究，更不能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