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教界“张鸣事件”：行政完全操控了学术？

中国高教界“张鸣事件”：行政完全操控了学术？

　　

生物通综合:
中国高教界"张鸣事件":行政完全操控学术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

 

 
 
原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张鸣

　　“高校里到底能不能接纳异己？能否兼容并蓄？高校为什么出不了大师？高校为何缺乏创造力？多多少少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答案。”

　　以提出“大学衙门化”而著称的“明星级”学者张鸣最近遇到了麻烦，他被撤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一职，几天前他给本刊记者打电话称“可能连教授都要被解聘”。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张鸣说自己为一个学术人才评教授职称仗义执言，却因为顶撞院长而被撤职。
 
 
 

　　这位经常在报刊上就公共问题发表评论的学者正在使自己的遭遇成为公共事件。他接连在自己的博客上就此事发表文章，一周内，他的博客点击率从100万骤升至150万。

　　事件的另一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连续发出四封公开信予以回应，认为撤职的程序没有问题，并多次指责张鸣的所作所为破坏了学院的稳定。

　　一时间，网上热议如潮。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张鸣撤职事件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私人恩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副院长认为，讨论张鸣事件本身意义并不大，关键是给人们的启示。他一连向记者作了几个反问：高校里到底能不能接纳异己？能否兼容并蓄？高校为什么出不了大师？高校为何缺乏创造力？多多少少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答案。

　　行政完全操控了学术？

　　张鸣说，他觉得自己被撤职的直接原因是去年学院的一场教授职称评审会。“我两次发言极力推荐候选人萧延中，都被院长李景治强行打断，我当时非常愤怒，向他表示‘请您让我说完’，他的脸色很难看”。

　　记者了解到，张鸣是1996年毕业留校的，他主要研究中国制度、农村政治与文化，出版多部专著。2006年4月，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师代表进行投票，张鸣高票通过当选系主任。

　　然而，任职不超过一年，他便被国际关系学院宣布撤职。张鸣向本刊记者抱怨说，在撤职之前，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话，整件事从程序到手续都是违规的。“萧延中的学术地位人尽皆知，我在捍卫学术的权威，却被粗鲁地撤职”。

　　3月16日，张鸣开始频频接受媒体采访，讲述自己对撤职事件的看法，他还在自己的博客上撰写文章公布自己被撤职的内幕。3月12日他写的《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一文，短短几天内点击率接近7万，留言超过千条；后来又写了《我为什么与领导结下梁子》《我已经荣幸地被撤职》等文章；他还应邀到天涯社区、博客中国进行网络访谈，参与讨论的网民众多。

　　随着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的跟进，人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压力越来越大，院长李景治先后在学院网站上发出《团结奋进，努力建设和谐国际关系学院——致全院师生员工的一封公开信》、《谁要“逼”走张鸣教授——人大国关学院致全院师生员工的第二封公开信》《国际关系学院是怎么评职称的——致全院师生员工的第三封公开信》等4封公开信，与张鸣在网络上展开了交锋。

　　在这些公开信中，李景治总结了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发展的种种不易，呼吁全院教职员工以大局和学院的发展为重。针对张鸣所说的“政治学系一直得不到学院重视”的说法，李景治回答说，在全院21位教授中，政治学片教授占12位，这充分、最好地说明国际关系学院并没有对政治学的轻视。

　　李景治描述张鸣是一个专横的人，不许其他人提出对萧延中评教授的不同意见，还说要是萧评不上就是“天理不容”。李解释道，政治学教授岗位已满，无法再拨给申请名额，后来萧延中是在学院领导的极力争取下才评上教授的。

　　张鸣反驳说，人大国际关系学院的所有问题，都在于“行政完全操控了学术”，“教授的力量实在太小了，在这种教育体制下，领导让教授方就方，让教授扁就扁，更痛心的是在这种教育体制下，人才将被培养成奴才”。

　　参加论战的范围在扩大。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萧延中公开向媒体表示，李景治公开信的内容“不属实、不恰当”，自己“感到非常吃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萧延中写了《致李景治院长的一封信》，出现在网络上。信中称，当时“十分憋屈”的他直接给校领导写信反映了情况，“学校领导不仅亲自过问了此事，而且学校职能部门还根据我的专长和学校学科结构调整的需要，提出了解决我的问题的具体方案。这使我大为感动。”“我绝对不认可您所说的意思：萧延中被评为教授是国关学院核心领导层积极争取的结果。”

　　高校管理体制又被热议

　　李景治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张鸣被撤去系主任一事，是学院领导班子职务范围内的事情，也完全符合组织程序，张鸣的一贯言行“早就不适合担任系主任这一职务”。

　　他还说，张鸣虽然被撤职，但仍然是博导、教授和政治学片导师组负责人，目前事态已“基本平息”。

　　但由此事件引发的各种讨论远未结束，网络上对张鸣的看法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方。一方认为张鸣是哗众取宠，破坏学校稳定。一位叫“人大紫滕”的博友就在文章里列举了张鸣的“不诚、不信、不义、不勇和不智”，认为张鸣装可怜，想博得舆论同情，达到把李景治赶下台的目的；还认为张鸣言行不一，故意略去了事件一些最关键的细节。

　　但更多的人称赞张鸣是“反对强权的斗士”、“人大的英雄”，并把他与近两年批评高校管理体制、建议进行改革的陈丹青和丘成桐相提并论。

　　2005年底，著名画家陈丹青因为不满博士生招生制度，愤而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提交辞职书，引发了一场大讨论；2006年，中科院外籍院士丘成桐质疑北大引进海外高级人才作假，引发震动；眼下，中国高教界又出了“张鸣事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时殷弘说自己无意评论张鸣事件，但他表示这一事件大体反映了中国高校的一些现实状况，“高等教育管理太行政化的说法应该是成立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应该考虑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了。”

　　时殷弘说，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反映的主题重大而深刻，严重滞延了中国高教走向国际一流的步伐。“大学里的学术委员会，本应是行使学术权力的机构，但远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高校行政和高校学术息息相关，但两方需要平衡，行政权力是大学发展不可缺少的，但不能过于强势。”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人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认为，我国高校的管理体制很独特：高校由公共财政拨款，校长的权力远大于一般国有企业，掌控程度也远大于国企，能动员的资源更多，加上行政领导权力过大，很容易导致权力运行的无序化。

　　教育问题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一直关注着张鸣事件的进展，他不客气地批评说，中国高校正处于一种缺乏人文气息、机械化、官本位和急功近利的窘境。“在一个行政化、等级化、权力至上的生存环境里，只适用丛林法则，即生存为第一要义。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我们甚至无法要求大学教授们去坚持‘做人’和‘做学问’的底线。”

　　张鸣认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高校学术与行政的矛盾并不突出，后来国家设立了“211”和“985”项目，经费多了，更容易激起利益之争，现行科研机制造成“有资源就是老大”的现实，高校资源崇拜远胜于学术崇拜，经过十多年的畸形发展，现在“到了该挤脓包的时候了”。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分析说，高校行政化的另一个原因是，随着高校近十年来的飞速扩招和发展，遇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更多时候需要依靠行政力量调动社会资源解决，在这种背景下，高校的行政力量得到空前强化。

　　“我不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张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教育体制改革是一个很长期的工程，我不奢望一下子彻底改好，但我希望能逐步改良。”(记者程义峰刘丹）

教授职务不应靠行政工作换取

　　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权力化，是近期人们热评“张鸣事件”最主要的着力点。不过，在笔者看来，由于评审过程中，教授的实际参与和不记名投票的程序设计，评审过程中权力的介入还是受到了一定制约。事实上，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制度设计不公正，其中突出表现为“管学不分”。
 
 
 

　　所谓“管学不分”，是指担任行政管理职务的教师，可以用行政管理工作量抵消部分科研工作量，以低于一般教师的科研标准，获得职称晋升。以笔者熟悉的某高校为例，正常情况下，晋升教授需要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6篇以上，其中第一作者10篇以上；或主编正式出版的教材或专著（15万字以上）一部以上，并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8篇以上。同时还需要作为负责人承担国家级项目1项，或主持省部级纵向项目2项。标准之高，让人叹为观止。但是对担任行政职务的院长、处长来说，这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些人只凭几篇论文加上他的行政“工作量”，就可以评上教授，这在一些高校已经司空见惯。

　　大量院长、处长凭行政“工作量”成功晋升教授，对某些人来说，“仕而优则学”就成为一条名利双收的“捷径”，但这对整个高校体制造成的危害却极其严重。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造成高校优秀学术人才的内部流失。特别是对一些青年教师来说，无论是出于自愿或被迫，只要有机会，都很难抵制这条“捷径”的诱惑。如果不做这样的选择，其结果只能是，回到普通教师的“弱势”地位。

　　大量行政管理岗位与职称挂钩，使一些并不具有管理特长的教授们充斥管理岗位，不仅导致优秀的管理人才很难脱颖而出，而且也无法延揽社会上的管理专才进入高校。中国高校行政管理水平一直在低水平循环，这也是症结所在。因此，改革现行职称评定机制，除了改变量化方法，还应该实行“管学分开”，让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实现行政管理职务晋升与职称评定脱钩。虽然从事行政管理的教师也有权申报职称，但申报时不应享受行政特权，在学术、科研成果标准方面，只能与其他教师一视同仁。通俗地说，如果希望职称与行政职务两不误，最佳方法是“先教授后行政”，而不再是“先行政后教授”。

人大系主任被撤职：再揭学术行政关系疮疤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主任张鸣教授因为与学院领导不断升级的矛盾，最近被撤去公职。由此引发一场有关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之间关系的争论。

　　张鸣26日说，他希望这场撤职事件引起更多人的警醒，因为中国高等学校的管理改革已经箭在弦上。

　　50岁的张鸣主要研究中国制度、农村政治与文化，著有《武夫治国》《历史的坏脾气》等书，并最先提出“大学衙门化”现象。

　　去年5月，张鸣担任政治学系主任后不到一个月，人大国际关系学院进行了一次教授资格评审，张与院长李景治产生了严重冲突。他认为这是自己被撤职的导火索。

　　张鸣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的短文，公布自己被撤职的内幕，还说自己所在的政治学系一直被学院排挤。短短几天内点击率接近7万，留言超千条；他还到天涯社区、博客中国进行网络访谈，吸引了众多网民的关注。

　　另一位当事人李景治先后发出4封公开信，对此事进行解释，而且目前事态“已基本平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张鸣被撤去系主任一事是学院领导班子职务范围的事情，也完全符合组织程序，张鸣的一贯言行“早就不适合担任系主任这一职务”。

　　他的4封公开信遭到了网民的抨击。

　　针对公开信中“给各班研究生论文打印费发放得晚了一些，并非克扣”的说法，张鸣的博士生储殷指责李景治在撒谎，因为学生们一直没拿到钱。他向媒体反映此事后的第二天，学生们才领到论文打印费。

　　更多网民直接称赞张鸣是“反对强权的斗士”“人大的英雄”。此前，著名美术家陈丹青因不满博士生招生体制从清华大学辞职，学者邱成桐揭露北大海外教授学历造假，均引发网民关于中国教育的大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时殷弘说，不管谁是谁非，张鸣被撤职事件又一次揭开了中国高校由来已久的疮疤，那就是高校应该靠学术还是靠行政权力来治理。

　　“张鸣所反对的大学体制化，是很多大学老师感同身受的，只是大多数人逆来顺受而已。”知名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他不客气地批评说，“中国高校正处于一种缺乏人文气息、机械化、官本位和急功近利的窘境。”

　　目前中国有29所大学为教育部直属的副部级高校，大多数高校校长由曾在国家机关长期任职的人担任，导致高校官场化。有学者指出，这不仅影响到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还会恶化师生关系，助长学术浮躁。

　　张鸣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高校学术与行政的矛盾并不突出，后来国家设立了“211”和“985”项目，经费多了，更容易激起利益之争，现行科研机制造成“有资源就是老大”的现实，现在“到了该挤脓包的时候了”。

　　虽然改革的过程可能十分艰难，但参与讨论的人说，中国高校应该马上着手加强行政与学术的平衡。比如北大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就建议，取消大学的行政套级，淡化官本位思想，高校职能部门要改变机关化倾向，确实围绕教学实践而运转。(来源：新华网；程义峰 刘丹) 
 
 
教授治校这是一段逝而难复的梦

　　教授治校是我们曾经的一段历史，但这段历史已经成了如烟的梦。旧梦依稀，聊以重温，无非是希望有梦回的那一天。

　　大学行政化，有人说成是“大学衙门化”，其实都不是准确的说法，但大家心知肚明，时下也只能这么表述。还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顶撞到校视察的蒋介石时，有过一个著名的观点：“大学不是衙门”。但这个观点不幸早已成为历史的“断烂朝报”。用我自己在某篇文章中的话：“大学不是办成了衙门，而是办成了政府——不信到各大学走一圈，看看楼道里各个门口上挂的牌子就明白了。”

　　大学到底应该如何办，这个问题牵涉到大学体制。大学行政化就是一种大学体制，和这种体制不同的是去行政化的大学自治，它的基本表现就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我们教育史上曾经有过的一页。如果我们承认蔡元培1917年执掌北大时发布的观点：“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努力推行教授治校的办学体制。这个体制不来自英美、不来自法日，而是借鉴德国。蔡元培说：法国教育权集中于政府，大学皆国立，校长由政府任命。英美大学多私立，经济权操于董事会，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德国大学不论国立市立，行政权集中于大学之“评议会”。评议会由校长、各科学长与一部分教授组成。校长与学长由评议会选举，一年一任。同时，在评议会之外，还有教授会。这样一种大学建构，也是时人梁启超的看法：大学组织应以教授团为主……大学校长可以由教授团推举，或互推或各教授轮流担任。从蔡、梁二位的表述中，我们不难得知教授治校的大概。

　　20世纪中国教育史，教授治校做得最好的是清华大学。可以大略看看清华大学两个当家部门的构成和职责。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以及由教授会推选出来的教授评议员构成，共七人，其中教授占五人，显然是以教授为主。教授会的构成是各行政部门的主任和全体教授，尽管以校长为主席，教务长为副主席，但构成主体依然是教授。教授会负责全校的教学，如审定全校课程、议决各种教务，同时还由它选举教务长和评议员。评议会负责包括教务在内的全部校政，如制定学校教育方针及各种规则，审定学校预算决算，同时议决全校教授与各行政部门主任的任免。可以看到的是，除了没有做到大学校长由教授推举或由教授轮值外，举凡校中的各级权力部门如各学系主任和各行政主任，都出自教授的选票，这还不包括教授在各种校务上的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从清华的历史看，清华校长固然照例由政府任命，但这个校长如果不走教授治校的路线而试图搞魁阁式的校长治校，就很难在清华呆下去。1928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取代北洋后，先后任命罗家伦、吴南轩为清华校长，可是他们两位都乘兴而来，铩羽而归。罗上任后，不与清华教授商量就制定《国立清华大学条例》，用以取代原来的学校组织大纲。该《条例》乃在加强中央教育机关和校长的权力，比如，聘任各学院院长原来是教授会的事，现在变成了校长的权力而教授会反而不能过问。应该说，大学行政化非自今天，而是始自刚得到政权的国民党。可是，无论罗、吴都没能够做到这一点。尤其后者，上任伊始，在四个院长的任命上，直接和教授会发生冲突。吴强行任命一个由他带来的文学院长，教授会则启动他们原来的程序予以否决。其结果，不但那个院长未能就任，就连吴南轩自己最后也无奈地离开清华。

　　教授治校是学术至上，行政其中。大学行政化下的校长治校则是行政凌驾学术之上，而非行政为学术服务。两个路径，两种大学，前者是学问机关，后者是官场。教授治校是我们曾经的一段历史，但这段历史已经成了如烟的梦。旧梦依稀，聊以重温，无非是希望有梦回的那一天。

　高校当反思行政化痼疾
 

　前些时候的全国“两会”上，教育问题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热议。而“两会”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因两次与所在学院院长的“冲突”，先被撤去政治学系主任，而后面临被学院解聘的局面，成为最热的教育话题。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目前社会各界对于“张鸣事件”众说纷纭，如将张鸣教授与学院之间的问题“个人恩怨”化，以及“人品道德”化。我们认为，人民大学的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开展客观翔实的调查，正本清源，给社会一个说法，如此才能使事态不致愈演愈烈。

　　如果张鸣先生的话——我和院长的冲突并非私人恩怨，完全是对“学术行政化”的一些见解导致了这次矛盾——属实的话，那么，正如目前许多高校教师所共鸣的那样，我们应当努力去反思中国高校的衙门化、行政化问题，反思高校的行政领导在学术问题上是否拥有过大的权力。如果一个大学的教授，仅仅因为两次冲突，“触怒院长”，“给学院捣乱”，就面临被迫离开大学的局面，那将是令人非常遗憾的结果。

　　去年6月间，上海某大学一教授所指导的12位本科学生，学位论文因为格式不规范等问题被集体“枪毙”，曾引起诸多关注。当时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毕业论文究竟该怎样写的问题，实际上，整个事件的导火索也是学术行政化，真正的原因涉及院长与指导老师之间的学术分歧。由于学院的行政权，轻易地否决了老师作出的教学改革努力。

　　温家宝总理在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过去一年政府在“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方面的诸多举措。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已达2500万人，毛入学率提高到22％。但是，正如去年11月20日温总理在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的，“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大学培育人才，不是光扩招、硬件投入就行的，其中的一个关键是建立好的学风，建设求真求实、开放兼容的校园文化，“解放思想，鼓励在教育思想、办学方法上大胆创新”。

　　围绕温总理焦虑的问题，新华网当时展开的讨论中，不少网友都提到改革教育系统内的管理体制的问题。去除那些不必要的教育的“行政化”，多些教育的“学术化”，不为了眼前的功利而短视，才有可能培养出着眼未来的创新型人才。“目前，一些行政人员占据了大到院士（学部委员）、博士导师、评定职称、硕士导师，小到各级学术骨干、年终先进，甚至提前晋职的评审权。而部分埋头教学、科研，不会拉关系的一线教师和科研人员却缺少应有的公正待遇。”“学术原本是孤寂、信奉的事业，创造源于至诚。而现行的各种指标、排名、数量要求、等级规定、审批程序，和为实施这种管理模式而建立的庞大机构显得过度组织化。”《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在反思当下学界的生态环境时提出，“想必每个在高校学习与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在高校里，行政系统比教学系统具有更大的资源分配权，高校行政化日益严重。……看看目前我国高校的定位：副部级、地厅级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分法。这也导致高校系统成为准行政化的部门，由此发展的结果就是日益远离学术。”“再者，在经济社会中，任何人都是理性人，他本能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从事行政，比从事科研具有更大的收益性，为何不追求行政放弃学术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张鸣事件”，我们的担心更在于，如果不能及时矫正在高校中存在的过度行政化的问题，大学培育人才的任务将缺乏实质性的保障。目前，在不少大学校园内，行政会议、行政决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它可以决定学术委员会的人选，可以决定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人选，有一些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几乎长年不活动，学术委员会召开会议往往是有行政任务。行政力量往往能通过貌似合法的程序达到行政的目的，而教师能平等发表意见、参与学校管理，困难重重。要是有教师、教授敢对行政领导有不同意见，被排斥就会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