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科学家当选美国院士 至今无国内头衔

　　

中国女科学家当选美国院士 至今无国内头衔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李虎军

李爱珍成为了第一位获得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荣誉的中国女科学家，但她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一轮评审时就被淘汰，甚至未能进入初步候选人名单……

迄今共11人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爱珍是惟一一位没有国内院士头衔的

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
 
 
籍院士的中国大陆科学家名录(共11人)

华罗庚： 1982年入选(已故)

夏 鼐： 1984年入选(已故)

谈家桢： 1985年入选

冯德培： 1986年入选(已故)

周光召： 1987年入选

贾兰坡： 1994年入选(已故)

陈 竺： 2003年入选

白春礼： 2006年入选

袁隆平： 2006年入选

张启发： 2007年入选

李爱珍： 2007年入选

当选外籍院士更不容易

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选举结果，恐怕很少有人会去关注李爱珍这位老太太。

美国华盛顿当地时间2007年5月1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布了本年度增选的72名院士和18名外籍院士名单。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所研究员李爱珍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荣誉的中国女科学家。

“当5月1日晚9点15分接到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电邮和电话，祝贺当选外籍院士时，我百感交加。”71岁的李爱珍后来在公开致谢信中说，“1863年，美国国内战争处于高峰之际，林肯总统签署成立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在31个学科6个学部共拥有2025名本土院士和387名外籍院士，其中200多位是诺贝尔奖得主。成为这个顶尖群体中的一员，是我一生科研生涯的荣誉，以及与我共同奋斗的群体的荣誉……”

“李爱珍的研究完全达到了国际水准。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选举标准不会低于本土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贝尔实验室前半导体研究副总裁卓以和(Alfred Y. Cho)告诉南方周末，“在某种程度上，当选外籍院士更不容易，当选者必需对国家和社会作出终生贡献。比如，去年当选的白春礼对中国的纳米技术发展有很大贡献。”

除李爱珍以外，本年度还有一名新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科学家来自中国：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张启发的研究领域涉及 转基因作物，国内媒体曾多次报道他的行踪和言论。

相比之下，李爱珍这个名字对许多媒体来说比较陌生。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当上了美国院士的她却一直未能当上中国院士。

一段异常艰苦的岁月

李爱珍1936年生于福建省石狮市永宁镇港边村。1954年，李爱珍从泉州市第一中学考入 复旦大学化学系。1958年，李爱珍开始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上海微系统所的前身)工作。

1980年8月至1982年10月，李爱珍被公派到美国卡尼基梅隆大学电子工程系做访问学者。李爱珍在接受《文汇报》采访时说，感谢恩师邹元爔院士不避风险，举荐她这个来自华侨世家的人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从而打下在国际前沿领域做研究的基础。

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李爱珍去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拜访过卓以和。卓以和在1968年发明了分子束外延技术，被誉为“分子束外延之父”。

据上海微系统所副研究员徐刚毅介绍，分子束外延设备是先进的半导体材料制备手段之一，可以生长出微波毫米波高速电子器件、红外探测器、红外光电等器件所需要的核心的半导体材料，而这些器件在国防、经济等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时，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禁止出口这种设备。回国后不久，李爱珍与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周均铭、半导体所的孔梅影等同行一道，自行研制分子束外延设备。

那是一段异常艰苦的岁月。曾经随李爱珍参加分子束外延设备研制的上海微系统所工程师李存才说，由于所里缺乏必要的设备研发平台，他们只能将研发基地放在沈阳科学仪器厂。

据李存才回忆，当时所里的分子束外延小组也就四五个人，在李爱珍的带领下，大家从1985年开始没日没夜地工作，曾经连续工作过四十多个小时。他们甚至一直干到小年夜，第二天早上才坐车回上海。

1989年，国产分子束外延设备通过验收，曾经赴俄罗斯参展。这种设备一共生产了三台，参与研制的三个研究所各一台。其中，上海微系统所的那一台设备至今仍未退役。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工学院副院长杜武青(Charles W. Tu)教授告诉南方周末：“中国的分子束外延设备制造取得了巨大进展。由于制造设备的材料纯度不够，这种设备生长出的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的纯度不如美国、欧洲和日本。但不管怎样，李爱珍在分子束外延这个科学和艺术领域培养出了很多科学人才。”

没有几个实验室可以做到

冷战结束，西方解除了分子束外延设备的出口限制。“我们自己搞出设备来以后，国外没有办法，只好解禁，反正再想对你保密也保不住了。”李存才对南方周末说。

1994年，李爱珍亲自出面与国外厂商谈判，为所在实验室进口了性能更佳、运行更稳定的分子束外延设备。她的研究也得以提速。

这一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卡帕索(Federico Capasso)和卓以和等人宣布在世界上率先发明量子级联激光器。这被视为半导体激光领域的一次革命。

自1995年起，李爱珍带领课题组在中远红外量子级联激光器领域进行探索。她曾写道，工作于中远红外波段的激光器和探测器“对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卓以和举例说，这种激光器可以灵敏地检测包括有毒有害气体在内的各种气体，在环境监测和医学检测等领域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更不要说它对军事的影响”。

五年后，李爱珍的课题组在亚洲率先研制出5至8微米波段半导体量子级联激光器，从而使中国进入了掌握此类激光器研制技术的国家行列。“这是她最突出的成果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研究员王占国对南方周末说。

卓以和强调，量子级联激光器的材料制造相当困难，需要借助分子束外延，生长出500层以上的半导体薄膜，每层薄膜只有几个原子那么厚，“世界上没有几个实验室可以做到，而且这些实验室的人员大多有过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经历。李爱珍能够独立地做出来，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功劳。”

2005年11月，在埃及举行的第三世界科学院第15届院士大会上，李爱珍被授予第三世界科学院工程科学奖。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工程科学奖。

杜武青曾多次到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访问，李爱珍研究组给他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她的研究团队在电子器件，尤其是中红外量子阱激光器和量子级联激光器领域作出了持续贡献。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实至名归。”

美国院士选举也出过问题

李爱珍六年前就退休了，但她仍然坚持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继续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和退休前一样，她每天都要去实验室。在李爱珍50年的科研生涯中，几乎没有假期的概念。

曾在李爱珍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的上海微系统所副研究员徐刚毅告诉南方周末，“很多研究人员是勤奋，她是拼命，而且是几十年如一日地拼命。有个大年初一我打电话给李老师拜年，结果家里没人，打到实验室才找到她。”

李爱珍的国际学术交流非常活跃，参与组织过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并为北京争取到2000年分子束外延国际会议的主办权。“几十年来，李老师一直非常关注国际上的科研动态，她确立的研究方向总也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对国家非常有用的。”徐刚毅说。

2007年5月9日下午，李爱珍参加了上海微系统所特意为她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举行的座谈会，随即又奔赴奥地利进行学术交流。

在公开的致谢信中，李爱珍还特别感谢卓以和长期以来对她勇于挑战未知、攀登科学高峰的鼓励，以及极其严格的科学要求。

今年70岁的卓以和早在1985年就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同时也是美国科学院“临时提名委员会”成员。他说，美国科学院院士选举也曾出现过一些问题，比如新当选院士一度集中在类似贝尔实验室、哈佛、麻省理工等著名机构，“院士们有时会把票投给自己熟悉的候选人，这也是人之常情”。

于是美国科学院成立了“临时提名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公正地审视哪些群体被院士选举所忽视。“例如，是不是来自美国北方的院士人数太多，来自南方的院士太少？”

“到2006年时，外籍院士中有70人来自英国，35人来自法国，31人来自德国，28人来自日本，但只有9人来自中国。此外，美国国家科学院里面的男女性别比也不平衡。如果让我从中国的半导体领域挑选一位女性候选人，我肯定会推荐李爱珍，”卓以和说，“她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二百多篇论文。她的确是中国化合物半导体领域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根据美国科学院院士的评选原则和程序，该院不接受个人申请，通常只接受院士的正式提名，每年4月的院士大会上进行最终投票。

“我总是记得人家给了我什么”

如今，李爱珍成为了第一位获得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荣誉的中国女科学家，但她还不是中国的院士。

李爱珍和当年参与分子束外延设备研制的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研究员孔梅影、物理所研究员周均铭先后进入过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但在第一轮评审时就被淘汰，甚至未能进入初步候选人名单。

一位推荐李爱珍参与增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表示，他不便评价李爱珍为何未能当选中国的院士。杜武青听说过李爱珍未能当选中国院士的事情，“我对此感到疑惑，但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由于不熟悉中国的体系，也不敢妄加揣测。”

2007年1月，两年一度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分别启动。预计5月公布有效院士候选人名单，年底前公布选举结果。

入选美国科学院无疑是一个很高的荣誉。不过，惟一的一对华裔美国科学院院士夫妇、旧金山加州大学的詹裕农和叶公杼教授曾对南方周末说，在美国，人们不会把院士头衔看得那么重，更不会因为你做了院士就容易申请到经费。

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头衔在很多情况下似乎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无论是科学界还是普通公众，都对院士评选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注。

《文汇报》采访李爱珍时曾问，“您做了这么多出色的工作，没评上个中国的院士，不难过么？”

李爱珍则提到了这些年来她所获的帮助，没有科研平台和团队，没有科研经费，根本无法做出现在的工作，“没了实在的工作，哪里还能有什么荣誉呢？”“我总是记得人家给了我什么，却不记得人家没给我什么。”
 
(责编：宋妍) 

不必追究“为何不是中国院士”（一栏锐评）

 来源：人民网-江南时报 　　

5月1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所研究员李爱珍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荣誉的中国女科学家。但李爱珍却一直未能当上中国院士（据5月17日《南方周末》报道）。

　　我觉得，李爱珍为什么没有当上中国院士，也不必去计较了。
 
 
 
院士的名额毕竟是有限制的，谁上谁不上未必有太大的差别，因此，我们没必要纠缠于她为什么没有选上。如果能够选上，那很正常；如果没有选上，那也很正常。而真正让人疑惑的是选上的与没选上的，差别咋就那么大呢？在美国，人们不会把院士头衔看得那么重，更不会因为你做了院士就容易申请到经费；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头衔在很多情况下似乎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无论是科学界还是普通公众，都对院士评选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注。从这里也可看出像李爱珍这样不计较者何以没有选上的原因。这是需要我们深入反思的。大科学家自有大科学家的胸襟，不看重任何头衔，而看重的是自己的研究工作。也许正是这种“博大”成就了她的“伟大”。因此，我觉得别去追究什么没有选上的原因了。

　　院士不能说明一切，就像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照样熠熠生辉一样。这也告诉我们，不能只以身份去看人，也不能只从头衔去认人，而更要看他的成就和贡献。

如何看待李爱珍当选美国院士
来源：齐鲁晚报  

　　５月１７日《南方周末》报道，近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布了本年度增选的７２名院士和１８名外籍院士名单。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所研究员李爱珍，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荣誉的中国女科学家。但是，李爱珍在中科院院士第一轮评审时就被淘汰，甚至未能进入初步候选人名单，至今仍无国内院士头衔。
　　李爱珍至今仍无国内院士头衔，引起了许多人的争论与思考：她能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为什么却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一轮评审时就遭淘汰？这是否反映了中国院士遴选机制存在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李爱珍能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并不意味着她一定要拥有国内院士头衔，因为这可能是多种客观原因造成的，比如遴选机制的差别、评选标准的不同等等。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美国的整体科技水平、美国科学院的实力，都高于我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被评为美国院士的中国人，就理应评为中国院士。我们在承认中美科技水平存在差距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两国对院士评选标准的差异，并不存在谁高谁低、孰优孰劣的问题。因此，对于李爱珍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荣誉的中国女科学家，我们既不必自我矮化、妄自菲薄，也没有必要拿这种差异说事儿，非要分出个高低。
　　但是，应该看到，当前我国的院士评选机制确实存在问题，比如院士评选中的功利性，比如个别院士兼职过多、活动过多过滥、浮躁浮夸等问题。而事实上，人们对李爱珍未能当选中科院院士感到费解，就是对上述问题的一次爆发而已。
　　因此，笔者认为，李爱珍至今仍无国内院士头衔，对我们来说，既是一种启示，又应引起反思。给我们的启示是，虽然科学无国界，但是各个国家对于科学的认知标准、观念和价值，并不存在普适标准。但是，在坚守自己认知标准、观念和价值的同时，如何使我们的院士评选机制克服既有的弊端，从而更科学、更合理，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次里程碑的突破：华山人的终身教授制

 
　　早报记者李祎
　　对于已在华山医院工作了58年的张延龄教授来说，他的头衔太多了，“终身教授”不过是其中一个。每天上午，年过八旬的张教授都会“散步”到病房看看住院的病人们，他的到来每次都会让住院医师和护士们紧张一阵子。但要是遇到疑难的病例和手术，医生们最想见到的还是这位时常回来散步的老人。
　　张延龄教授的步子很快。匆匆走过华山医院红会老楼前修葺一新的道路，张教授停在了一幅海报前。
　　阳光下，优秀青年药剂师的笑脸让张延龄教授的眼角爬满笑意。“你看，我们华山的年轻人都有榜样，这样他们才有进取心，才会懂得不断竞争和创新。”
　　一位终身教授的学习生活
　　外科的医生们说，如果碰到疑难病例需要启用一些创新的治疗手段，大家最希望得到的无疑是张教授的鼓励。“只要张教授站在这里，我们的心就放下了，大家的胆子也更大了……”
　　创新，这是张延龄教授始终强调的字眼。因为要不断了解国际上新的医学科技成果，耄耋之年的张教授订阅了国际国内外科领域的所有学术杂志；因为要不断迅速汲取新的学术发现，张教授在古稀之年开始学习电脑，并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电脑检索资料查看手术模拟图形。
　　学习是张延龄教授每天晚饭后到午夜十二点之间主要进行的工作。张教授说，学习也是为了创新。相对于医院手外科、神经外科这些不断有新技术产生的科室，外科因其工作量庞杂和巨大而多少让医生们失去了创新的兴趣和动力。
　　为改变这样的局面，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华山医院的专家们亲自编写很多教材，将手术中常见的问题、临床中最常遇到的情况逐一记录在案。通过改善阅览室条件等手段来吸引年轻的医生们爱上“学习”。
　　在这位高龄的终身教授的眼睛里，学习、研究、突破、创新是一个永远画不完的圆圈。
　　在提到自己的研究领域时，张教授的眼光突然变得温和而执著。“如果能找到胰腺癌的标志物，那么早期诊断的目标就不远了。”
　　终身教授制的创设历程
　　1996年，华山医院在上海市卫生系统率先推行了终身教授制度，一批诸如国家一级教授———皮肤病科创始人杨国亮教授、神经外科创始人史玉泉教授等老一辈专家，被授予华山医院终身教授。
　　2004年，华山医院红会老楼修缮一新，华山医院随后将近年来聘任的终身教授的油画挂在红会老楼墙上，作为院史陈列的一部分。
　　华山医院相关负责人说，11间每间20平方米的终身教授荣誉办公室的设立，对终身教授本人来说，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终身教授是一面旗帜，他展示了百年华山深厚的人文底蕴，同时这又是一种财富，引领着医院的学科建设不断发展。”相关负责人说。
　　在张延龄教授的眼里，终身教授更是一种激励，可以鼓舞着年轻的医务工作者不断进取。
　　有人开玩笑说，你看吧，在医院的一些研讨会场上，你只需要找找看就知道不系领带的多半是终身教授！
　　的确，这些医学前辈们从来没有过分注意过自己的生活条件。“皮肤科的祖师爷”杨国亮教授曾经最宝贝的是自己历尽艰难搜集来的各种皮肤科疾病的彩色资料照片；神经内科创建者张沅昌教授在“文革”时被抄家，他对抄走的红木家具从来不过问，却唯独盯着盘问自己一本记录着病人资料的笔记本。
　　“只有对生活没有过多要求的人，才能真正醉心于学术，也只有全部的心血和精力都用在医学上，顾玉东院士才会有这样出色的创新成果问世。”张教授说。
　　终身教授制的传承
　　对终身教授制度，张延龄教授评价说，终身教授制度打破了以往学科带头人搞创新畏首畏尾的局限性。被返聘回来的终身教授们不但感觉到在学术中有了发言权，更在群众中有了威信，这样不但有助于他们继续在医学研究的领域搞科研创新、扶持年轻的领军人才，也让整个老一辈的专家们感受到了华山医院的凝聚力。
　　创新的思维、创新的理论、创新的研究，老专家的言传身教让更多华山的青年专家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也更坚定了在医学上求索的信心。而为了发挥老一代专家教授的作用，华山医院的终身教授制度目前在上海多家医院都建立起来。
　　在结束对张教授的采访时，早报记者希望张教授能说几句对百年华山的感言。他垂下眼睑略作思考，而后目光炯炯地看着早报记者说：“为了能多来医院转转，我用泰兴路的大房子换了医院边的小房子，五十几年了，无论出国还是出差，我心里始终放不下华山医院，可能对于我来说，这里更像我的家……”
　　凝聚华山人梦想的红会老楼
　　早报记者龚莲
　　因为华山医院的百年院庆，我得以第一次走进华山医院最神圣的地方，华山红会老楼。
　　红会老楼内很安静。到的时候，只有负责红会老楼日常管理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或许是因为少了喧嚣，走在红会老楼铺着木地板的长廊上，便多了份肃穆的感觉。
　　红会老楼一楼的长廊上，挂着华山医院历任院长的油画肖像。二楼的长廊和一楼的装饰差不多，只是墙壁上挂着的油画肖像，换成了华山医院的终身教授。
　　在华山医院，每个医护人员都知道红会老楼是华山精神象征。之前，就在红会老楼入口前的华山咖吧，徐建光告诉采访他的记者们，他希望华山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能从红会老楼中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荣誉感，再以这种荣誉感作为他们今后奋斗的动力。
　　当然，除了给自己的员工动力，华山医院也在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员工创造机会。华山神经外科副主任毛颖在采访中十分肯定地表示，自己就是华山人才培养的受益者。
　　2002年10月，华山医院与哈佛大学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开始了与哈佛医学院联合结盟的长期合作关系。2005年，毛颖和另几名同事一起，作为两院建立合作关系后华山送出学习的一批人员，有幸在哈佛医学院接受3个月的学习。
　　“你知道吗，在哈佛医学院，我们可以直接和哈佛医学院的院长交流。”在采访毛颖教授时，他非常感慨地表示，如果没有华山与哈佛院际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即使他有机会去哈佛医学院学习，也不会有那么多机会和哈佛的同行们进行深层次交流。
　　红会老楼每一处的安排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历任院长和终身教授们的画像，是请人专门制作的。和华山医院同龄的华山红会老楼也在经过2004年的修旧如旧后，在厚重中多了份精致。
　　红会老楼中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红楼入口前的咖吧，原本是堆放垃圾的旮旯角。而现在，这里铺着暗棕色的木地板，摆着漂亮的藤椅，放着令人愉悦的跳舞兰和绿色植物。工作人员对我强调：“这些可都是我们院长的创意啊！”
　　因为跑卫生条线的原因，平时要经常出入上海的各大医院。但说实话，很少看到像华山红会老楼这样精心的布置。华山对荣誉的珍视，正是华山对人才的尊重。院长徐建光教授就曾表示，华山要把自己打造成有底蕴的医院，而这些底蕴就来自于医院人才不断创造的荣誉。


关注遴选机制比关注院士头衔更重要 
 
来源 : 长江商报
 
 
 
　　对李爱珍女士的“院士头衔”中美差别问题而言，问题的关键，不是“和尚”的问题，也不是“念经”的问题，而是“听经”的标准的问题。

　　5月1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布了本年度增选的72名院士和18名外籍院士名单。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所研究员李爱珍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荣誉的中国女科学家。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当上了美国院士的李爱珍却一直未能当上中国院士。(5月17日《南方周末》)
　　当然，并不能就此说美国的院士比中国的院士成色更足。不过，李爱珍女士在分子束外延技术等科研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对李爱珍女士而言，她没有获得国内院士头衔不是因为成就不足或者评选标准尚未达到，而是遴选机制的问题。一个也许并不恰当的比喻就是，对李爱珍女士的“院士头衔”的差别问题而言，问题的关键，不是“和尚”的问题，也不是“念经”的问题，而是“听经”的标准的问题。
　　所以在笔者看来，在对李爱珍女士事件的关注中，关注遴选和评价机制，比关注院士头衔更主要。
　　在为数不多的报道中，笔者能找到的可能影响到她不能顺利进入国内院士行列的一个原因，就是朋友们对她的评价：“少有的说话很直的科学家”。“说话直”可能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他(她)容易遭人嫉妒和冷落，人际关系不和谐。当然，这只是笔者的猜测。但报道中的一段叙述笔者很是关注：“入选美国科学院无疑是一个很高的荣誉。不过，惟一的一对华裔美国科学院院士夫妇、旧金山加州大学的詹裕农和叶公杼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在美国，人们不会把院士头衔看得那么重，更不会因为你做了院士就容易申请到经费。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头衔在很多情况下似乎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无论是科学界还是普通公众，都对院士评选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注。”
　　这段话其实是说出了两种科研领域评价机制的差别所在，更说出了国内科研界一个“潜性”存在的规律性问题：在科学界和科研领域，名誉和头衔(比如教授、院士等)的获得，会直接地关系到科研平台的获取、科研团队的建立，以致科研经费的多寡。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科研平台、科研团队和科研经费又反过来“至关重要”地影响到科研的进程，以致科研最终成就的取得。
　　依照这样的推理，院士等头衔的遴选机制问题不是“不很主要”，而是“非常主要”了。运用在李爱珍女士身上，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假设性推断：如果不是因为遴选机制的问题，如果依照应有的科研成就标准，李爱珍女士能及时地获得院士头衔，那么，她的科研成就的取得，一定会更大。起码，能够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李爱珍女士的院士头衔事件，应该引起我们对院士遴选机制的关注与反思。与此同时，我们即便不能在短时期内达到美国科学界“只看成就不看人和头衔”的遴选和评价机制，但我们科研领域中“唯头衔是瞻”的官场化遴选和评价机制，是不是有必要尽快作些修正以求改观呢？

李记(河南郑州　编辑)
 
中国科大已培养三十四名院士 比例高达千分之一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合肥五月十六日电 (吴兰)记者从中国科技大学获悉，中国科大建校四十九年来培养院士三十四人，比例高达千分之一。此外，该校学生多年来考取研究生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左右。

　　据悉，自一九五八年建校以来，该校迄今培养了三万四千多名本科毕业生，其中已有三十四人当选“两院院士”，比例高达千分之一。这些院士中包括中科大校长朱清时、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范维澄、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郭光灿等。

　　中国科大常务副书记、副校长许武介绍说，建校四十九年来，中科院一直坚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集中全院力量和科研优势支持科大办学，促进教育与科研相结合，形成科大与研究所密切合作、相互支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办学模式和优良传统，探索一条科学与技术、教学与科研、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创造性人才培养模式。

　　按照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等不同标准，中国科大与近百家研究院所构建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共建了系统生物学、生物医药技术等多个系和学科，聘请了十七位研究院所的领导和专家兼任院系领导，两百多名院士和研究人员出任学校兼职博士生导师。

 

院士评价机制的官场化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海峡都市报社    

  日前，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布本年度增选的18名外籍院士名单，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所研究员李爱珍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外籍院士荣誉的中国女科学家。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李爱珍一直未能当选中国院士。（5月17日《南方周末》）
  李爱珍女士的科研成就有目共睹，在谈到获得美国外籍院士荣誉、至今仍无国内院士头衔时，李女士说“我总记得人家给了我什么，却不记得人家没给我什么”，科学家的淡泊跃然纸上。
  “当选外籍院士更不容易”，足以证明李爱珍没有获得国内院士头衔不是因成就不足或评选资格不够，而是院士评选机制的问题。一个也许并不恰当的比喻是，这不是“和尚”的问题，也不是“念经”的问题，而是“经书”的标准问题。
  而在笔者看来，关注院士评选机制比关注院士头衔更重要。
  在为数不多的报道中，笔者能找到的可能影响到李爱珍不能顺利进入国内院士行列的一个原因，就是朋友对她的评价：“少有的说话很直的科学家。”在国内，“说话直”可能导致的后果就是容易遭排斥，没“人缘”和关系网。而报道中的一段叙述更耐人寻味：“入选美国科学院无疑是很高荣誉。不过，唯一一对华裔美国科学院院士夫妇詹裕农和叶公杼教授说，在美国，人们不会把院士头衔看得那么重，更不会因为你做了院士就容易申请到经费。但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头衔在很多情况下似乎不仅仅是荣誉，无论科学界还是公众，都对院士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注。”
  这段话说出了中美两国科研评价机制的差别，更说出了国内科研界一个规则：名誉和头衔的获得，直接关系到科研资源的获取、科研团队的建立以及科研经费的多寡，这和官员的级别非常相似。
  正因为院士头衔承载着过多的附加值，所以各省份、各机构对院士名额的争夺越来越激烈，负面东西也随之而来，如贿选、幕后交易等，使公众对院士评选的质疑之声不断。
  为科研的长远发展计，我们即便不能短时期内像美国科学界那样“只看成就不看人和头衔”，但“唯头衔是瞻”的官场化评价机制是不是有必要予以修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