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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导师当选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07年05月18日 来源:生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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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导师当选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
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十导师当选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
2006-2007年度复旦大学研究生“我心目中的好导师”评选结果揭晓。
活动首次采用网络投票形式,从4月18日零点至4月26日零点,经2403名学生投票,李大潜(数学科学学院)、葛剑雄(历史地理研究所)、闻玉梅(上海医学院)、何刚强(外文学院)、桂永浩(儿科医院)、潘正瑛(现代物理研究所)、范康年(化学系)、王德峰(哲学学院)、李炳宗(信息学院)、李良荣(新闻学院)所得票数位居前十,荣获“好导师”称号,其余39名导师获提名奖。
作为“研究生导师教书育人推进工程”的重要板块之一,该活动强调导师不仅是研究生学术上的“引路人”,更是其思想、生活上的“照明灯”,力求通过学生自愿评选,在全校宣扬、倡导高尚师德师风。
自上学期评选活动开展以来,通过院系推荐和学生推荐两种方式,至上学期末,共有49位老师入围本年度“好导师”候选名单。
随后,各院系多方宣传,让“好导师”的风采事迹为大家所了解。
哲学系学生小王了解到外语学院教师何刚强身患重症依然坚守讲台的事迹后,感动地说:“从这样的老师的身上,我知道了什么是敬业。之前虽然不认识他,但他在我心目中就是好导师的楷模,我一定会去给他投上一票。”来自美国的留学生Herry也认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既可以让学生了解不同院系的优秀导师,又给了同学们一个机会表达对导师的敬爱之情。
据悉,评选结束后,研究生院、研工部等还将组织学生对入选前20名的导师进行访谈,汇合第一届入选的20名导师访谈,一同集书出版。以展示复旦大学研究生导师教书育人的丰硕成果。
作者:刘建峰 来源:《校刊》716期
博导给博士津贴 南京大学改革新政引关注
中国教育在线
5月14日,南京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生刘伟告诉记者,导师黄建荣教授刚刚向他传达了学校的一项改革措施:南京大学的导师每招一名博士生,每月要向学校上交100元,学校再以津贴形式发给博士生。这个政策从2007级博士生开始实施。教学生,还要给学生津贴,这项改革在校园内外激起强烈反响,引发全国关注。5月17日下午,记者在谷歌中输入“博导给博士生津贴”,一下子跳出11万多条相关信息。
带博士先掏钱,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什么,当事方对新制度怎么看?记者进行了跟踪采访。
博导:有的没当回事,有人喊抵制
导师出钱来给博士生发津贴的改革不只南大在试水,浙江大学等高校不久前也出台了类似的改革措施。
浙江大学要求不同学科的导师,按照不同的数额标准出资,向校方缴纳“助研经费”。导师招一名博士生,缴纳的“年费”最少1200元,最多4800元。
浙大历史系系主任包伟民教授随即在网上发布《告考生》,称“无力缴纳此钱”。虽然学校规定部分学科导师提出申请后,可以考虑给予“扶植”,但包伟民先生觉得“申请‘扶植’(按‘规定’每年最多‘扶植’一名),几近于乞,君子所不为”,他请准备投到他名下攻读的青年才俊“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
包伟民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史学领域,真正的研究大多是个体性的。老师一般不拿学生当研究助理,一般绝不与学生联名发表论文。指导学生读书,指导学生写论文,“基本是纯粹付出,为什么还要付钱给学生?”
记者了解到,站出来公开宣布不招生进行抵制的博导不多,但和包伟民有共同想法的教授大有人在,尤其是文学、哲学、历史等基础学科的博导们。
与基础学科导师相比,应用学科的博导们对这项改革的反应却显得比较平静。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赵曙明告诉记者,导师给学生津贴在国外是行之经年的“惯例”,研究生帮助导师做研究,做项目,除了奖学金以外,一般都能得到导师相应的报酬。“导师拿钱出来给学生发津贴,虽然给的钱不多,但多少是对学生劳动的一种认可,有利于密切师生关系。”不过,他觉得对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应该区别对待。
博士生:给咱们加津贴,举双手欢迎
一年级博士生刘伟告诉记者,他这样应届直接读博的,没有工龄,只能拿学校最低档次的津贴,每个月350元。增加100元,多少能改善博士生的“可支配财政收入”,但是刘伟认为,不同学科的博士生拿这个津贴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虽然一样把导师喊作“老板”,但文科生和理工科学生的“老板”含义很不一样。工科学生的导师更像名副其实的“老板”,学生每天像正常上班一样到“老板”实验室做试验,做设计。他的一个朋友是建筑专业的博士生,整天帮导师干活儿,每个月导师会另外给他500-800元的“工资”。
但文史哲这些学科的导师大多不会像工科老师那样把项目“分派”给学生去做,学生最多帮老师做点查找收集资料的小事情,学生在研究理论和论文方面都要仰仗导师的指导。文史哲等基础学科老师大多科研项目比较少,刘伟的导师黄建荣申请到一个国家项目,10万元的科研经费,这在文科导师里面算是非常难得的了。那些没有项目的导师,如果还要给学生发津贴,就只能从导师工资里面掏了。刘伟一位通过了2007博士招生考试的师弟跟他说:“如果这100元是导师从工资里抠出来的,我死活也不好意思要。”
导师给的津贴客观上对改善博士生的生活水平有很大帮助。据了解,在高校,相当数量的博士生参与到导师的课题研究中,有些导师或多或少地给些报酬。但是也有部分导师,让学生参与完成科研项目,但对这些付出大量劳动的学生分文不给。导师给博士生“分红”上升到制度层面,保证博士生能拿到“最低工资”。
校方:尊重学科差异,不搞一刀切
部分博导对“新政”有不同看法,学校有关部门表示,这些老师的反应主要来自于申请课题、经费的压力。据介绍,尤其是在文学历史哲学等长线专业,不仅课题少,而且经费的额度一般几千元,1万元以上的项目就算是“大项目”了,有的甚至只设项目,不给钱。而工科的很多重点课题动辄几百万。单纯把能不能争取到课题作为博士生招生前提条件,一概要求博导从经费中拿钱发津贴,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做法。记者了解到,国外很多大学,基础学科也是学校、国家和社会机构拿钱来专门资助扶持。有消息说,考虑不同学科特点,南大在执行博导给博士发津贴的政策时,也会视学科特点,不搞“一刀切”,对项目经费少的基础学科“区别对待”。
个别博导以不招生相抵制,有人说校方并不会多在意。因为在高校连续三年招不到学生,博导的资格要取消,连博士点存留都要受影响。不招生对导师、对学科的伤害太大了。南大方面对外界说这是“钱学交易”的声音不以为然。他们指出,从培养博士生的实际来看,学生是否参与博导的课题研究,还是有很大的自主权,不是说拿了老师的钱,就一定要给“老板”当“长工”。对理工科的学生来说,他们大多希望能参加“老板”的项目,不参加博导的课题研究,很难学到真本事,连实验都没地方去做。
专家:把高校竞争压力传递给博导倾听博导和学生们的声音,记者感觉到“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是最主要的关键词。
据南大有关人士透露,让导师给学生津贴,学校的初衷之一是想逼着导师多申报课题,多申请科研经费,希望这些名教授们不仅从省里、国家主管部门争取,还要有本事从企业、市场拉到更多的科研项目。事实上,科研经费的多寡,已经成为评价高校竞争力的重要参数。据了解,南大现有600多名博士生导师,各类在校博士生约3400多人,科研力量非常强。南大一直是以基础学科为主打的高校,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虽已突破1亿元,但还是没法和工科名校相比。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办的《中国研究生》(2006年6月号),在国内高校科研经费2005年度排行榜上,南大不仅难望榜首清华(14亿多元)项背,排名20多位,即便在省内,也是屈居东大、河海、南航之后,这与南大多年雄踞全国综合实力前列的地位显然不符合。
教育专家透露,南大、浙大出台新政,要求博导给博士生发放津贴,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有二:向博导传递高校竞争的压力,让他们多报项目多争经费;通过增加津贴,争夺更多优秀的生源。概而言之,是希望提高高校的整体竞争力。正因为如此,南大有关人士表示,不在意媒体的炒作,甚至对某些信息误读也未作反应,“这等于给我们做了招生广告”。
全国众高校院长热议传统研招弊端
稿件来源:解放网—新闻晨报
□记者林颖颖 实习生陶怡婷
晨报讯 学生报考出现扎堆现象、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大……研究生招生录取时,考生报考时就要选具体导师,我国研究生招生的传统方式日益显示出弊端。在昨天举行的全国高校可持续发展环境教育院长论坛上,研招中存在的问题成了高校院长探讨的焦点。
在我国传统的研究生教学中,师生关系的确定主要在录取之前,即学生在报考时就应该报具体的导师,一旦录取一般也跟这个导师。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沈珍瑶指出,其中存在诸多弊端,“比如容易出现扎堆现象,由于学生在录取之前对该学科师资队伍不了解,只是冲着教师的名气而去,导致了有名望教师的研究生带不过来,精力充沛的年轻教师却没有学生报考,造成资源浪费”,沈珍瑶还指出,这种传统方式还使得招生时存在较大的暗箱操作的可能,“特别是导师看上的学生或有一定背景的学生,如其初试成绩虽过线但不算太高,导师也可能用不正当手段录取该生”。
昨天的与会人士指出,“双向选择”的方式更适合研究生阶段师生关系的确定,即学生在报考时不报具体导师,录取后根据双向选择来确定。“我们已经尝试了这种方式,每位导师在开学典礼上做演讲,介绍自己,台下的学生如果认可了这位导师就可以当场选报,开学后两周内还可以作调整”,沈珍瑶建议,双向选择应得到广泛推行。
在上海部分高校,研招中师生的“双向选择”也已试行,为学生在选择导师的过程中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周琪同时提醒,在实行合理的师生确定制度同时,学生对导师的认识也不应该只在“道听途说”、“按导师名气”来定夺,可以通过提前听课、了解导师科研成果来综合判断。
研究生学制为何“朝三暮二”
作者:王晓渔 来源:东方早报
高校最应该拥有的自主权,不应仅仅是研究生学制,而是在研究生招生、培养等主要环节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将从2007年起取消两年制硕士研究生,全面改回三年制。(5月9日《中国青年报》)就在两三年前,还有诸多为“两年制”鼓与呼的观点。在2005年1月举办的全国硕士研究生培养定位及硕士生学制研讨会上,北京大学等20余所大学研究生院领导、专家表示:硕士研究生培养由现行的两年半或三年缩短为两年,是硕士生学制改革的必然趋势。
任何事物都有利弊。可是,一些决策者准备推行某个政策时只阐述政策优势,准备中止某项政策时只强调政策劣势,正反都言之凿凿。由于不同意见没有全面表述,政策无法得到充分论证,以至于研究生学制“朝三暮二”或者相反,学生成为小白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此次取消两年制,是从2007级研究生开始,还是从2007届研究生开始,似乎语焉不详。据该校部分老师透露,是从2007届开始。这又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两年制,2007届等于2005级,如果三年制,2007届等于2004级,究竟从哪一级开始呢?如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2007级研究生录取工作没有完成,应该在录取之前告知考生学制变化的信息,如果已经完成录取,应该将新政策顺延到2008级研究生才开始推行。决策者的失误不应该由学生来承担,否则,毕业生突然被告知还有一年时间才能毕业,或者以为还有一年时间才毕业突然被告知马上就要毕业,谁也无法承受这种“蹦极改革”。
有关研究生学制的问题,在目前的讨论中,导师的焦点集中于学习年限对学术能力的影响,学生的焦点则集中于学习时间对求职效果的影响。几者之间互有影响,毋庸赘言,但是否具有决定性影响,却值得怀疑。两年跟三年之间的差异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就像“两斤重的木头和三斤重的木头,哪一个浮出水面的比例更高”,答案是一样的。
如果一名研究生从入校开始,就将大半以上的精力用在专业以外的事务,他的能力在两年和三年之间会有变化么?两年制在学生看来节省了时间成本,但在用人单位看来却有可能相反。
教育部官员表示,选择研究生教育年限是各高校的自主权,但教育部目前鼓励研究生两年制。事实上,高校最应该拥有的自主权,不应仅仅是研究生学制,而是在研究生招生、培养等主要环节上。可是,高校在这些问题上的自主权却有逐渐缩小之势,比如在硕士研究生招生上,历史等专业的初试采取统一命题、统一批卷,这种把研究生考试变成了高考的举措,完全违反了研究生培养规律,研究人才将被应试机器取而代之。这些“改革”未经讨论就迅速推行,虽然历史学界议论纷纷,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先生更是以拒招表示自己的立场,却无法阻止这一进程。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生学制无论“朝三暮二”还是“朝二暮三”,研究生的学术能力或者求职前景都不会有太大改观。
研究生教育宜追求“协同式创新”
●高等学校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面的主要优势,在于其优质和大量的研究生生源。培养研究生可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即在培养研究生人才的同时实现知识的创造。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讲,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主渠道
●研究生的自我创新,不论从学术范畴,还是从教育学的范畴,对研究生本人及其导师都是一次新的经历。要考虑学生的个性和研究的问题在教育学上的结合点。研究生教育的自主创新的终极目标,我们称之为“协同式创新”
●高校应尽可能以激发来代替约束,以挑战代替强加,使得环境所设计的一切举措都是为了激发绝大多数研究生的创新活力。导师应该向研究生传递好奇心驱动或事业心驱动的创新激情,成为视野开阔、治学严谨的楷模
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讲,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主渠道。众所周知,本科生教育是以知识传授为主,当然也有一些创新能力和素质方面的教育,而研究生教育是以研究作为最主要的内容,研究就是以创新为目标,所以研究生教育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对创新能力培养的教育。
高等学校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面的主要优势,在于其优质和大量的研究生生源。培养研究生可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即在培养研究生人才的同时实现知识的创造。老师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不单是单纯付出和传授知识,同时会有所收获。指导研究生,对老师本身学术水平的提高、知识的积累十分重要。对一个老师来讲,桃李满天下是他所能实现的最大追求。
研究生教育跟本科生教育相比,研究生教育是整个教育面的最顶端,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交织在一起,互相补充互相支持,因此我们需要在一个学科的空间里头讨论研究生教育。我自己本人是搞力学的,我想了一个“研究生教育动力学”,在时空的坐标下去描述研究生的教育,时间很容易,我们叫做牛顿时间,空间肯定不是物理空间,可以在学科空间上讨论研究生教育,研究它的动力和动力产生的行为。同时,研究生教育是和创新连接在一起的,是资源增值的过程,对研究生教育来讲,包括人、包括知识、包括投入的资金,不仅仅是投入,还有产出,产出人才,产出知识,产出专利。所以它是一个非保守系统。
研究生教育有三个要素。第一是研究生群体,第二是导师群体,第三是研究生的培养环境。培养环境包括管理机构,比如研究生院及其职能部门,比如学位委员会等,还包括对研究生的资助和奖助体系。这种培养环境是规模化的研究生教育的必然要求。由于规模化地培养研究生,以往简单的师徒式传授方式日显不够,在导师和研究生之间需要加入第三要素,就是培养环境。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欧美诸国和日本有过一次较大的研究生规模的扩张,研究生院应时而生。
三个要素都具有两重性。研究生既是创新的主体,又是受教育的客体;导师既是教育研究生的主体,又是受培养环境约束的客体;而培养环境则既是一个约束体,又是一个激发体。
研究生的自我创新,不论从学术范畴,还是从教育学的范畴,对研究生本人及其导师都是一次新的经历。要考虑学生的个性和研究的问题在教育学上的结合点。研究生教育的自主创新,也是研究生培养环境,包括研究生院,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部门所全力追求的终极目标,我们称之为“协同式创新”,也就是在研究生、研究生导师、培养环境三者的和谐发展。
协同式创新有三个理念:和谐理念,激发理念,多赢理念。
——和谐理念应该有两项原则。第一个原则,研究生教育的三要素要避免任何一个要素过强。如果研究生“权利”过强,就会造成研究生“放羊”,导致研究生质量下降。如果导师“权利”过强,学生必须事事听导师,导师就可能异化成为老板,部分研究生就无法发挥创新才智。如果管理机构的“权利”过强,对从事自由探索的研究生和导师就会造成压力,许许多多的规章制度,某种程度上可能抑制自由探索的创造性。过于繁琐的管理,有可能抑制创新的个性。第二个原则是不能让任何一方过弱,不能让任何一方的权利受抑制。如果研究生的权利被抑制,研究生就会被动受教,失去创新的火花;如果导师的权利被抑制,研究生教育的创新活动就失去了指导的基础;如果管理机构的权利被抑制,会导致研究生质量参差不齐。
——激发理念是努力实现三个要素的相互激发。导师既是点燃研究生创新之火的火把,自己也应投身于创新之火中。导师应该向研究生传递好奇心驱动或事业心驱动的创新激情,成为视野开阔、治学严谨的楷模。高校应尽可能以激发来代替约束,以挑战代替强加,使得环境所设计的一切举措都是为了激发绝大多数研究生的创新活力。研究生则应在创新过程中完成三个转变:从被动式创新向主动式创新转变;从孤独的创新个体向活跃的创新团体转变;从继承式创新、借鉴式创新向原始创新转变。每一位研究生做不同的题目,一开始时可能都不一样,探索到一定程度时,同学间的交流互动会产生积极影响。
——多赢理念。如果研究生能让导师和培养环境实现双赢,就实现了多赢。因为研究生、导师和培养环境三者根本利益一致,都是为了研究生的创新活动。所以,研究生的培养环境,应该通过对研究生培养机制、资助机制、招生机制、评价机制的优化设计,使得研究生和导师形成双赢的利益共同体,研究生的管理部门也就赢了。导师应该利用培养环境,共同营造激发研究生创新激情的培养环境,从而实现多赢局面。(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杨卫)
来源:文汇报
一次里程碑的突破:华山人的终身教授制
早报记者李祎
对于已在华山医院工作了58年的张延龄教授来说,他的头衔太多了,“终身教授”不过是其中一个。每天上午,年过八旬的张教授都会“散步”到病房看看住院的病人们,他的到来每次都会让住院医师和护士们紧张一阵子。但要是遇到疑难的病例和手术,医生们最想见到的还是这位时常回来散步的老人。
张延龄教授的步子很快。匆匆走过华山医院红会老楼前修葺一新的道路,张教授停在了一幅海报前。
阳光下,优秀青年药剂师的笑脸让张延龄教授的眼角爬满笑意。“你看,我们华山的年轻人都有榜样,这样他们才有进取心,才会懂得不断竞争和创新。”
一位终身教授的学习生活
外科的医生们说,如果碰到疑难病例需要启用一些创新的治疗手段,大家最希望得到的无疑是张教授的鼓励。“只要张教授站在这里,我们的心就放下了,大家的胆子也更大了……”
创新,这是张延龄教授始终强调的字眼。因为要不断了解国际上新的医学科技成果,耄耋之年的张教授订阅了国际国内外科领域的所有学术杂志;因为要不断迅速汲取新的学术发现,张教授在古稀之年开始学习电脑,并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电脑检索资料查看手术模拟图形。
学习是张延龄教授每天晚饭后到午夜十二点之间主要进行的工作。张教授说,学习也是为了创新。相对于医院手外科、神经外科这些不断有新技术产生的科室,外科因其工作量庞杂和巨大而多少让医生们失去了创新的兴趣和动力。
为改变这样的局面,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华山医院的专家们亲自编写很多教材,将手术中常见的问题、临床中最常遇到的情况逐一记录在案。通过改善阅览室条件等手段来吸引年轻的医生们爱上“学习”。
在这位高龄的终身教授的眼睛里,学习、研究、突破、创新是一个永远画不完的圆圈。
在提到自己的研究领域时,张教授的眼光突然变得温和而执著。“如果能找到胰腺癌的标志物,那么早期诊断的目标就不远了。”
终身教授制的创设历程
1996年,华山医院在上海市卫生系统率先推行了终身教授制度,一批诸如国家一级教授———皮肤病科创始人杨国亮教授、神经外科创始人史玉泉教授等老一辈专家,被授予华山医院终身教授。
2004年,华山医院红会老楼修缮一新,华山医院随后将近年来聘任的终身教授的油画挂在红会老楼墙上,作为院史陈列的一部分。
华山医院相关负责人说,11间每间20平方米的终身教授荣誉办公室的设立,对终身教授本人来说,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终身教授是一面旗帜,他展示了百年华山深厚的人文底蕴,同时这又是一种财富,引领着医院的学科建设不断发展。”相关负责人说。
在张延龄教授的眼里,终身教授更是一种激励,可以鼓舞着年轻的医务工作者不断进取。
有人开玩笑说,你看吧,在医院的一些研讨会场上,你只需要找找看就知道不系领带的多半是终身教授!
的确,这些医学前辈们从来没有过分注意过自己的生活条件。“皮肤科的祖师爷”杨国亮教授曾经最宝贝的是自己历尽艰难搜集来的各种皮肤科疾病的彩色资料照片;神经内科创建者张沅昌教授在“文革”时被抄家,他对抄走的红木家具从来不过问,却唯独盯着盘问自己一本记录着病人资料的笔记本。
“只有对生活没有过多要求的人,才能真正醉心于学术,也只有全部的心血和精力都用在医学上,顾玉东院士才会有这样出色的创新成果问世。”张教授说。
终身教授制的传承
对终身教授制度,张延龄教授评价说,终身教授制度打破了以往学科带头人搞创新畏首畏尾的局限性。被返聘回来的终身教授们不但感觉到在学术中有了发言权,更在群众中有了威信,这样不但有助于他们继续在医学研究的领域搞科研创新、扶持年轻的领军人才,也让整个老一辈的专家们感受到了华山医院的凝聚力。
创新的思维、创新的理论、创新的研究,老专家的言传身教让更多华山的青年专家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也更坚定了在医学上求索的信心。而为了发挥老一代专家教授的作用,华山医院的终身教授制度目前在上海多家医院都建立起来。
在结束对张教授的采访时,早报记者希望张教授能说几句对百年华山的感言。他垂下眼睑略作思考,而后目光炯炯地看着早报记者说:“为了能多来医院转转,我用泰兴路的大房子换了医院边的小房子,五十几年了,无论出国还是出差,我心里始终放不下华山医院,可能对于我来说,这里更像我的家……”
凝聚华山人梦想的红会老楼
早报记者龚莲
因为华山医院的百年院庆,我得以第一次走进华山医院最神圣的地方,华山红会老楼。
红会老楼内很安静。到的时候,只有负责红会老楼日常管理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或许是因为少了喧嚣,走在红会老楼铺着木地板的长廊上,便多了份肃穆的感觉。
红会老楼一楼的长廊上,挂着华山医院历任院长的油画肖像。二楼的长廊和一楼的装饰差不多,只是墙壁上挂着的油画肖像,换成了华山医院的终身教授。
在华山医院,每个医护人员都知道红会老楼是华山精神象征。之前,就在红会老楼入口前的华山咖吧,徐建光告诉采访他的记者们,他希望华山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能从红会老楼中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荣誉感,再以这种荣誉感作为他们今后奋斗的动力。
当然,除了给自己的员工动力,华山医院也在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员工创造机会。华山神经外科副主任毛颖在采访中十分肯定地表示,自己就是华山人才培养的受益者。
2002年10月,华山医院与哈佛大学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开始了与哈佛医学院联合结盟的长期合作关系。2005年,毛颖和另几名同事一起,作为两院建立合作关系后华山送出学习的一批人员,有幸在哈佛医学院接受3个月的学习。
“你知道吗,在哈佛医学院,我们可以直接和哈佛医学院的院长交流。”在采访毛颖教授时,他非常感慨地表示,如果没有华山与哈佛院际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即使他有机会去哈佛医学院学习,也不会有那么多机会和哈佛的同行们进行深层次交流。
红会老楼每一处的安排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历任院长和终身教授们的画像,是请人专门制作的。和华山医院同龄的华山红会老楼也在经过2004年的修旧如旧后,在厚重中多了份精致。
红会老楼中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红楼入口前的咖吧,原本是堆放垃圾的旮旯角。而现在,这里铺着暗棕色的木地板,摆着漂亮的藤椅,放着令人愉悦的跳舞兰和绿色植物。工作人员对我强调:“这些可都是我们院长的创意啊!”
因为跑卫生条线的原因,平时要经常出入上海的各大医院。但说实话,很少看到像华山红会老楼这样精心的布置。华山对荣誉的珍视,正是华山对人才的尊重。院长徐建光教授就曾表示,华山要把自己打造成有底蕴的医院,而这些底蕴就来自于医院人才不断创造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