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位海外聘副校长:一流大学应崇尚学术自由

　　

中国首位海外聘副校长:一流大学应崇尚学术自由 
中国青年

　　卢天健，祖籍福建，生于成都，2001年，晋升为剑桥大学的Reader(Reader是英国大学教职体系中独有职位，表示获得的人已获教授资格)，成为该校近800年历史上第一位获此职位的中国大陆学者，并就任皇后学会的学术总监；2005年，晋升为该校教授；2004年7月，受聘为西安交通大学(下简称西安交大)副校长，成为教育部直属高校面向海外公开选拔的第一位副校长；2006年10月，获得第六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

　　对“世界一流大学”，卢天健有自己的见解，“越是一流大学，越是崇尚学术无上的自由，就像我这个名字所隐含的那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不 惑

　　记者：您是2004年7月正式就任西安交大副校长的，那份就职宣言现在读起来依然激情洋溢，“17年前，我是交大的学生，我在这里成长，现在，我回来了，我知道我终有一天会回来的。”从剑河之畔到黄土高原，回归的一步如何迈出？

　　卢天健：记得那是2004年3月份，西安交大的合作者给我带来这样一个讯息：即将换届的西安交大在酝酿一项重大的举措——把所有八个副校长的职位拿出来，面向全世界公开招聘。这是国内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了不起的改革。

　　“你愿不愿意争取这个位置？”他的话勾起我无限沉思。因为那年我恰好40岁，十字路口，该何去何从？

　　记者：四十不惑？

　　卢天健：(笑)我那时没到那个境界，很是“惑”了一阵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两个选择确实各有诱惑。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把去剑桥教书当作梦寐以求的目标。它有“世界上最美的大学”之称，闲庭信步、游目骋怀时，眼前的每一幕都充满诗情画意。我的办公室后面就是一大片绿意盎然的草坪，静谧的剑河贯穿其中，诗人徐志摩当年就是在这里留下了《再别康桥》的动人诗句。令我沉醉的还有宽松的学术环境。一年只有三个学期24周的教学任务，之外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原则上可以到世界上任何地。但这种“舒服”，有时又让我觉得茫然与虚空，40岁就抵达这样一种状态，是不是很“危险”？会不会过早地丢掉了激情？

　　剑桥800年的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外国人当过副校长，校长更别提，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难有更大的发展空间。40～50岁是一个人最成熟、最绚烂的年华，如果找到一个平台，主管教学、科研方面的工作，把国外17年的所学所思所想运用于祖国，或许可以更大地发挥我的用处。

　　记者：轰轰烈烈的全球大招募，是什么让你脱颖而出？

　　卢天健：应该是我长达十年的在海外从事教学管理的经验。回来后，教育部的领导和一些朋友告诉我，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归者不下20万人，但绝大多数只在国外短暂地念过几年书、或访问进修过，真正在世界一流名校做到终身教授、正教授然后辞职回国的，屈指可数。一个普通的学生或教师，关注的层面可能就不那么宏观，也很难有机会深入了解一所大学的精髓，了解它的运作规律。

　　新 政

　　记者：古诗云，“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雾里看花总是美好的，只有真正躬耕于这块土地上，才知道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回国后有没有觉得不适应？

　　卢天健：我跟祖国一直没有疏远，在国外也经常看电视、上网，了解各种动态，与大使馆也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在剑桥，也接待过大批国内的访问学者及各省、市考察团，他们带来许多鲜活的讯息。很多思考，在那时就已经萌发了。

　　记者：思虑最多的是什么？

　　卢天健：关于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我们现在的学生，特别是高层次人才，质量堪忧。说得直接点儿，到现在，我还没看出哪儿能冒出能拿诺贝尔的。我们的本科生很优秀，相当一部分硕士生，也是有水平的，但更高层次的人才，没人要。一个学生，博士毕业了，去国外做博士后，人家欢迎，但出站后想留在英、美等国像样的公司或高校里，很难。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博士生质量达不到国外一流大学的标准。

　　我们肯定不能说，我们的学生就比别人的笨，是什么贻误了孩子们？机制的问题？想象力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高等教育的理念在哪个环节出了漏洞，回国三年来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这些问题一个个破解。

　　记者：从哪里开始“做手术”？

　　卢天健：大概是在2005年12月份，机会来了，教育部召集西安交大、华中科技大学、哈工大等三所高校的负责人在北京开了个会。会上领导说得很诚恳，“国家也意识到我们研究生培养的方法需要改进，改革又不可能一下子在全国推进，想把你们这三家大学作为试点单位。”

　　我感到很振奋。现在很多高校的领导，观念还不到位，言改革必提收费，一提收费媒体就会炒翻天，闹得学校与学生、家长的关系很对立，很紧张，这是不妥当的，也是不明智的。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可以从加强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做起。目前研究生的学费与生活费都由国家来出，导致了部分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不紧密，归属感不强。以西安交大为例，从前在研究生中间或多或少存在这样一种心态，“导师又不给我发钱，给不给他干活儿，得看我乐不乐意”。

　　这与剑桥的“导师负责制”大相径庭。剑桥非常重视师生关系的紧密性，从本科时代，个别辅导就成了学生在剑桥学习生涯的中心。除去系里听课外，学院里还有一位院士以个别辅导的形式负责学生的专业课总体进展，院士由各学院从全校的教师中遴选产生。上课可以不去，但辅导却不能不去，你懂不懂一见面就会知道。院士可以向学生提出口头或书面警告，并建议学院开除某学生。所以，任何学生见了院士都不敢马虎。严师出高徒，密切的师生关系促成了剑桥传承了800年的优良学风。

　　为此，我们借改革规定“在国家给的费用之外，导师还得再掏50%”。这样，学生自然会发自内心地感谢导师，会以勤奋读书、刻苦钻研作为回报，而导师这方面，自己掏钱了，付出成本了，自然会更严、更负责。当然，也不是搞一刀切，例如人文社科的导师就不掏钱或只掏很少钱。

　　记者：这项改革构成了你新政的主要内容？

　　卢天健：如果研究生机制改革光停留在这么一个水平，我觉得太肤浅了。我们的总体改革思路涉及到方方面面，除了收费、资助之外，还涉及到人事制度、科研业绩、本科/研究生教学、科研经费管理的改革等等。

　　我再举一个例子，说说怎样才能促进科研水平的提高。我们常常感叹，中国的论文在世界上引用率低，可信度低。这个大问题，追根溯源，可以从“实验员”这个小环节抓起。

　　目前许多大学的实验室，不能抱怨硬件条件差，关键在于我们没将实验员放在一个正确的序列上来考量。很多地方实验员的工资待遇、住房条件是与学位、职务直接挂钩的，为了生计，为了一块立锥之地，实验员拼命地念研究生，想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成为高级工程师。这种浮躁的、动荡的心态，怎能经得起千锤百炼？怎能凝神静气，结出丰硕的实验室果实？另外，一些科研人员本就存在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的心态，觉得“做理论要比做实验要牛”，既然实验员不够，那就干脆不做实验好了，直接在计算机上做做模拟、画画曲线图，一篇文章就弄出来了。

　　但说实话，这样的文章发多了，不好，因为任何理论，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空对空，我怎么来相信你？虽说目前中国人在各类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总数很可观，但平均引用率是0.1，这个数字令人尴尬，它意味着每篇论文只被引用过0.1次，许多论文，可能一次都没被引用过，就无声无息地湮灭于纸堆中。世界一流水平是什么？平均一篇论文被引用四次！这就是差距！

　　记者： 如何破解这个大课题？

　　卢天健：设身处地地为实验员着想，设计一个有利于其生活、发展的序列。在西安交大，实验员要走的就是实验员的序列，而不是教师的序列，我们为其设计的路线，不是副教授、教授的路子，也不是高工的路子，而是实验员1级、2级、3级……最后一直到8级。8级实验员的工资待遇，不比教授低多少。实验员一琢磨，有奔头啊，自然会安下心来把实验做好。

　　记者：在中国，改革是件微妙、复杂的事情。有些改革一开始惊天动地，末了却默默流产了。你这三年来推行“新政”，为什么还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卢天健：第一，离不开教育部和学校的支持；第二，改革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从剑桥回来，不等于就可以高高在上，把国外的理念拿过来生搬硬套。每一项改革开始之前，我先是逐一跟各院系的老师谈，把问题分析透彻，把利弊得失拿到桌面上，透明的文化有利于改革的推行。我改革的步骤，也分阶段，一年触动一部分人，一年改变了25%，四年就是100%，以迂回的方式慢慢朝目标推进。

　　共 荣

　　记者：17年的留学生涯，17年的四海漂蓬，让你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什么？

　　卢天健：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如今我们这些海外学子，明显地感觉到老外的目光不一样了，是全方位的，有人抨击，有人中性，也有人能作正面的报道。以前不行，以前做留学生时，经常觉得很窝火。1987年，我获得了去香港大学读书的机会，一过罗湖口岸，就傻眼了，那时的香港，不知比内地繁华多少，我在内地一个月的工资才70多块钱，这点工资哪够生活？有时还得“啃老”。但一到香港大学，每月光奖学金就有4000港币，住宿加吃饭，只需花800元，多的钱全部存起来，几个月后一回家，所有的大件，彩电、冰箱、收录机，全买了，亲戚朋友非常羡慕。内地与香港、与世界的反差可见一斑。

　　记者：受到过伤害吗？

　　卢天健：当然。当时香港人对大陆人有个形象的称呼，“大陆老表”，老表就是“土”的代名词，从穿着、发型、言谈举止到思维观念。

　　我就读于香港大学，这所大学是香港地区最好的大学，培养的是未来的精英阶层。但只要我一出门，一张口，他们就知道，哦，老表来了。对待老表，店员的态度很冷淡，明明听得懂你说什么，却故意不提供服务。这有点像《Pretty Woman》里的朱丽娅·罗伯茨，她演的风尘女去高档商场购物时，遭到了店员们的冷遇。

　　记者：你想了什么招？肯定不会束手无策。

　　卢天健：后来我想，你们不是瞧不起人吗？我就讲英语，我一讲英语，他们就糊涂了，不知道你是台湾人或是华侨，至少，大陆老表怎么能讲英语呢？他们的态度马上转变了。

　　但去年我去香港，就感受到鲜明的变化，我正大光明地走进去，介绍自己是大陆来的，人家的笑容照样亲切，服务也很周到。人民币畅通无阻了，普通话也管用了，很多香港明星主动学说普通话……最近我还接待了好几批来自英国的客人，他们看中了中国巨大的教育消费市场，要与西安交大合作，尤其是利物浦大学与我们共同成立了西交-利物浦大学，按一本招生，还有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Tom Bell教授全职担任我校国际表面工程中心主任，这说明什么！说明了祖国在进步，经济在发展，自然会赢得由衷的认同！

　　记者：从香港大学毕业后，你可以顺理成章地找到一份好工作。为什么又要含辛茹苦去哈佛读博？

　　卢天健：说实话，虽然香港大学在亚洲负有盛名，但在世界范围内，却不算顶尖的。揣着西安交大与香港大学的毕业证，我想在美国找到一份正式的教职都很难。这刺激了我，既然你美国人认的是名牌，那我就上一个给你看看，一般的还不去，要去就去最好的学校，师从最好的老师！

　　我给哈佛大学的工程与应用科学系寄去了简历和文章。人家不光要了我，还给了全额奖学金。我从此迈入了人生中最辛苦的阶段，那时我已经成了家，有了孩子，为了陪我到美国学习，太太做的牺牲也很大，她辞去一份安逸的工作，从餐馆的服务生做起，吃了不少苦。

　　家庭的压力，使我不敢优哉游哉。五六年的课程，我决心在两年半内读完！接下来的岁月变得很疯狂，哈佛的压力，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难度高，进度快，老师的架势简直是“你们肯定都学过了”，一两次课下来，一本书就没了。他考试的方式也很绝，开卷考试，布置三道题， “相信你们都是自觉的，不会互相交流，一个星期以后，把答卷交到我办公室来。”三道题做一个礼拜？但是哎哟，真的要做一个礼拜。有的人为了做这三道题，把睡袋都搬到办公室，通宵赶工。不敢不拼命，哈佛规定， 12门课的平均成绩，必须达到B+以上，否则就没有资格再念了。我们几乎把图书馆翻了个遍，才磕磕巴巴地做出这三道题。后来才知道，其中有一道，就是他前几年的一个博士生写的博士论文，一篇博士论文得做几年啊！

　　就这样，一边学习、考试、做论文，一边照看孩子， 两年半之后，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完成了学业，获得了硕士和博士两个学位。我的导师J.W. Hutchinson教授，美国科学院、工程院、艺术和科学院三院院士，力学界的泰斗，乐呵呵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天健，你现在的学问已经可以让你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工作啦！”

　　实 践

　　记者：说起你在美国的经历，有一段不能不提。那就是你在南伊利诺州立大学机械工程系任教期间，与麦道公司合作，解决了飞鸟撞击战斗机驾驶窗的课题。这是项了不起的成就。很想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

　　卢天健：其实我也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是他们的一个工程师找到了我，“卢，你是做断裂研究的，有没有可能解决这方面的一部分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飞鸟撞到有机玻璃后，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裂纹，裂纹的大小，与飞机的速度有关系，和鸟的质量也有关系。

　　我的工作，就是建立一个模型，对各种各样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什么样的鸟撞上来什么样的速度，有可能产生毁灭性的破坏，供麦道公司的飞机设计师在设计或维修时参考。

　　记者：这次的成功，对你的启示是什么？

　　卢天健：那以后，我树立了一种研究的风格，就是任何问题都要和工程实践相结合。在剑桥期间，我积极与政府以及工业界、军工界合作，争取了几千万元经费推动科研工作。主持过英国、美国海军和欧盟的大型科研项目，如时速超过100公里的大型舰船的先进材料设计、工程装备的可靠性评估、大型计算机散热控制、航空发动机降噪技术等理论和应用问题。

　　回国后，我常常跟国内的同行、学生们说，我们一定不能悬在半空中，一定要关注国家的发展，把科研项目与国家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比如，我们正在研究的“超轻多孔金属材料”，作为一种新颖多功能材料，将来会在航空、航天、航海、汽车、高档机床等高能耗、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核 心

　　记者：问个实际的问题，与剑桥相比，您的年薪是降了还是涨了？

　　卢天健：降了。不光是降了，我可以这么说，比我在国外的工资要少一大截。另外，我现在的工资，是合同制的，有效期四年，四年(副校长)任期满了以后，还不知道多少呢！

　　记者：那你觉得“亏”吗？

　　卢天健：(笑)有一点不平衡，我在国外拿的是高薪，这个高薪是终身的，我去世之后，退休金将由我太太继续享用，从经济的这个角度说，我不知道“亏”了多少；但我认了。因为我的人生价值在祖国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这个国家就是我的国家，我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与她息息相关。

　　我曾有机会获得英国和美国国籍，但最后放弃了，为什么？因为午夜梦回时，一个问题时常萦绕心间：为什么我还在英国？为什么不回去？我现在才不去想“为什么我在中国呢”这个问题，回来的时间越长，就觉得祖国的吸引力越大。

　　记者：我们一直在强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你认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最值得我们去把握的核心是什么？

　　卢天健：越是一流大学，越崇尚学术无上的自由，就像我这个名字所隐含的那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因为时局的变换改变自己的操守，不因社会风气的流变更迭办学理念，不因世俗的左右改变运行轨迹。

　　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须要有世界一流的大学。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要：1.认准自己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把握世界潮流，建设互相交融、综合优势明显的学科体系；2.不追求校舍和人数，提供崇尚真理、讲求科学的宽松学术氛围，提供一流的教学和研究设施，汇聚卓越的人才和来自各地的自由思想者；3.营造多姿多彩并富有个性的大学文化，鼓励不同学术见解、不同学术流派的研究，推动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4.注重对学生思想、品质的关心和培养，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清晰的头脑、想象力和创造力等个人成功所必备的品质；5.明确大学是非赢利性教育机构，倡导独立、完整的大学精神，不以赚钱为目的；6.服务于社会并不断调整自身以回应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不断提升学校的社会作用和影响力。有了大师级的人物，有了各领域的杰出人才，好的学生、好的项目也会随之而来，学校将走向良性运转的轨道，教育也将真正为国家、为民族的千秋大业服务。(李纯)

 

中国大学评论：读大学何以成了投资行为 
 
科学时报     作者：傅国涌
 
 
    从西南回杭州，在火车上遇到一位研究生，他要到浙江一个地级市去签就业协议，他的专业是电力方面的，找工作还比较容易，而且众所周知电力是个高收入的行业，所以他的脸上写满了笑容。聊天中得知他在本科4年，平均每年花费在12000元以上，他就读的只是个普通的大学，而且在西部，消费比较低，每月的伙食费200多元就够了。读研究生的3年还比较好，基本上能自力更生，包括在外面兼课，帮导师干活挣点钱等等，吃饭消费之外甚至小有积余。说起现在大学生、研究生在择业时的心态，他有一个很实际的观点，对于大多数出身于普通家庭的大学生来说，读大学自己花的钱，等于是一种投资行为，如果毕业后找不到一个收入高的职业，等于是赔本买卖，光有投入，没有产出。所以，他觉得不能怪现在大学生、研究生挑肥拣瘦，实在是因为经济压力造成的，想想一个家庭节衣缩食，乃至东挪西借、贷款欠债，备尝辛苦，好不容易供孩子上了大学，结果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尽快把读大学的投资收回，反而因学致贫，这在心理上无论如何都是接受不了的。这位刚毕业的25岁青年说的是实话，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本来上大学是以求学、求知、求真为目标的，曾几何时，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经济上的投资行为，人们不得不斤斤计较地计算投入产出是否合算。

    这些年来，目睹耳闻大量的有关大学、大学生、大学生就业等活生生的事例，我们常常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奈，好像有一种人力无法扭转的力量在冥冥中主导着一切，往一个不可预测的方向而去。媒体上批评高等教育的声音不绝于耳，许多批评都很尖锐、很大胆，问题却似乎越来越多，大有积重难返之势。对于千千万万普通家庭而言，读大学竟然成了一个理性考量的投资行为，这本身就是一件无比悲哀的事。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中国人有敬惜字纸的传统，对读书是怀有敬畏之心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底层民众如果指望自己的子孙改变父辈的命运，首先想到的就是尽最大的可能让他们上学，通过读书去实现梦想，改变社会身份，科举制度有很多缺憾，但是，在长达1300年的漫长历史中，它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贫寒子弟只要天赋聪颖，刻苦上进，是可以通过这条道路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的，读书改变命运，或者说知识改变命运，这样的观念长期以来已经根植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即便是在一百多年前科举制度最终被废止以后，这一观念本身也没有被撼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30年前的恢复高考，曾经激动过多少普通的家庭，在多少年轻生命的心中激起了波澜，许许多多生活在农村或者在城市处于弱势、边缘的优秀学子，都从这条路上走出来，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处境，实现了向上流动。换言之，大学或者说高等教育，除了教育的功能，还承担着社会阶层之间正常流动的功能。当然，在一个经济市场化的时代，一个人也可以通过经商改变命运，还有其他的道路，但从根本上说，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一个国家来说，带有更强的调节社会各阶层资源分配不平衡等问题，是最大限度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一个通道。所以根本的问题，是国家要尽最大可能在教育上投入，把学费和所有相关费用降到每一个普通家庭都可以承受的水平，使每个家庭在送孩子上大学时，不再以投资行为来权衡。这样的话，大学生、研究生在求学阶段可以尽其天性享受求知的乐趣，不再在就业的阴影下在投入、产出的忧虑中度过求学的时光，在选择职业的时候，更多地考虑自身的爱好、志趣，而不是完全为实际的经济收益高下所左右。

    中国人对于送孩子上学向来是不惜代价、最舍得花钱的，这是正常的。如今，送孩子读大学要进行精心的经济计算，教育成为投资行为，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显然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当大学的学费在20年间上涨了25倍时，当大学还在纷纷叫苦经费不够时，当大学如同企业一样不断“扩大再生产”时，我们的大学已渐渐远离了大学创立的原初目标，不再是传播真知、捍卫理想的中心，而是变质为一种准经济产业，首先在意的是规模，是数字，是赢亏，是得失。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之下，学生也好、家长也好，把读大学当做投资行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问题在于，这一倾向出现之后，从教育行政部门到各大学，从媒体到整个社会，应该如何应对。围绕着包括“读大学何以成了投资行为”等问题，如果能够引起一场广泛的讨论，处于不同地位，扮演着不同社会角色的人们之间，在人民与政府之间，在大学和公民之间，进行一系列理性的、充分的对话、交流和辩论，这对于最终扭转一种不正常的趋势，朝着正确的方向演变无疑是极为有益的。尽管这样想或许有点奢侈，有点异想天开，但我还是觉得这是必要的。一个民族最可怕的不是出现问题，而是问题出现之后如何面对、如何调整。 

海南师范大学正式挂牌,"十一五"将投资8亿元

　　人民网海南视窗（刘昌都、余恒平摄影报道）：
　　
　　 5月8日上午，海南师范学院正式更名为海南师范大学，并举行挂牌仪式。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保铭，海南省政协主席钟文，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主任刘凤泰，海南省委常、宣传部长周文彰，海南省委常委、省政府秘书长许俊，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琼瑛和海南省副省长姜斯宪等出席挂牌仪式。
　　
　　姜斯宪在挂牌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说，国家教育部批准海南师范学院更名为海南师范大学是海南教育界的一件喜事，标志着海南师范大学办学成绩跨上了新台阶。海南省对教育工作十分重视，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而师范教育直接关系着海南基础教育师资的数量和质量，因此，海南省委、省政府将积极支持海南师范大学的发展，也希望海南师范大学借此契机，科学规划学校发展，加强学科建设，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和办学效益，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为海南省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据悉，国家教育部在同意海南师范学院更名为海南师范大学的批复中指出，新的海南师范大学为多科性本科学校，以本科教育为主，同时承担研究生培养的任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6万人。教育部要求，海南省承诺的“十一五”期间为海南师范大学投入8.23亿元发展建设资金须落实到位，以保证学校的建设。
　　
　　

　　
　　海南师范大学前身的海南师范学院创建于1949年秋，是海南最早成立的高等学府。2004年，教育部同意学校在现有基础上筹建海南师范大学。学校现有15个教学系部，18个科研机构，17个硕士点，38个本科专业，拥有各类学生19100人，是海南省唯一的一所以教师教育为主的多科性省属重点师范大学，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首批批准设立的华文教育基地，科技部、教育部等四部委第二批命名的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时报评论：西安翻译学院名誉侵权案胜诉 
 
科学时报   作者：记者 赵鹰
 
 
    4月16日，就“西安翻译学院(简称西译)诉北京某报和方舟子侵犯名誉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裁定的终审判决——西译胜诉——给这个名誉侵权案画上了一个句号。然而，有关此事的争论却没有尘埃落定。

    缘起：一个排名起风波

    2004年10月底11月初，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了西安翻译学院(原西安翻译职业学院)院长丁祖诒当选“十大中国最受尊敬的大学校长”。随后，该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甚至一些媒体还专门进行了调查。

    当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排名机构和《洛杉矶时报》刊登的排名结果是否为广告两个问题上。

    对于排名机构——美国50州高教联盟的问题，方舟子在《追踪“美国选出中国最受尊敬大学及校长排行”假新闻》一文中称，(所谓“美国50州高等教育联盟”)，实际上，美国并不存在这个机构，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英文名称也显然是某个中国人捏造出来的。

    对于刊登的排名是否为广告的问题，在北京某报刊登的《调查中国十大名校事件真相》一文中提到，方舟子经向《洛杉矶时报》工作人员核实，那的确是一个广告，而不是《洛杉矶时报》记者采写的报道，《洛杉矶时报》不对广告的内容真实性负责。

    遭到质疑并且被严指造假之后，西译以被告侵犯名誉权起诉了方舟子和该报社。

    结果：两场官司定输赢

    在第一场官司中，由于双方不同意庭外调解，2006年11月14日，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在民事判决书(2005)长民初字第1984号的判决中认定两被告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

    判决书中称，被告在报纸同等版面刊登文章，向原告西安翻译学院及原告丁祖诒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内容须经本院审查。逾期由本院在相关媒体公布判决主要内容。同时，被告赔偿原告西安翻译学院经济损失15万元，以及赔偿原告丁祖诒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判决下来后，被告于2006年12月5日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判令撤销(2005)长民初字第1984号民事判决；判令驳回被上诉人西安翻译学院、丁祖诒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4月16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悉数驳回了方舟子上诉的辩称，作出了维持一审裁定的终审判决。

    判决书中称，上诉人方舟子和该报社两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美国《洛杉矶时报》上的文章是自费广告，故其该报道内容失实。

    网络争论仍不断

    然而，在终审判决结果出来后，网络上的较量却没有停止。

    比如，对于《洛杉矶时报》刊登的排名，在方舟子的新浪博客上，署名为明的文章称，该报每一条新闻都清清楚楚地标明是哪个记者的报道。如果认为排名是《洛杉矶时报》的新闻报道，那就应该有记者的署名，实际却没有。

    而对于此次事件中的西安翻译学院，一位网友如此评价：学校不可否认是个好学校，但是将校长夸得太狠了吧，若不是办大学收益高，试想还有几个去办。与其说某人的高风亮节，还不如说是市场的引导。 

时报评论：自由教育理念成就耶鲁 
 
科学时报     作者：张旺
 
 
    耶鲁大学在3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办学者们一直坚持自由教育理念：传承和发展知识，保护自由探究和言论自由，培养领导者和有思想的公民，开发人类的潜能，为周围的世界提供实现人类进步的机会。

    自由教育的缘起

    耶鲁大学前校长A·巴特利特·吉亚迈蒂曾对自由教育进行了界定。他认为自由教育的根本意义来自于liberal一词的词根liber——自由，自由教育就是自由地探究思想，自由地表达思想，在探究真理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思想与其他思想和精神进行联系的教育。自由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深谋远虑、灵活运用知识、意志坚定、心胸开阔的人；培养对新事物反应敏锐、对使人类进化的传统价值负责的人。自由教育教会人们用理智的判断和仁慈来对待不同的事物和新事物。自由教育是为自由的教育，自由地主张自由的思想，并使所珍爱的思想保持常新的自由。他认为，自由教育与那些政治设计者们所标榜的自由和保守的思想是毫不相干的。自由教育既不是灌输特定的宗教规则和正统政治思想的教育，也不是为立即从事一项职业作准备的教育。耶鲁所开展的教育就是纽曼思想中的那种“自由”教育。就像纽曼所强调的，自由教育不是根据所学习的课程内容或主题而定义的。

    吉亚迈蒂认为，将自由教育与所谓的文理课程或人文学科等同起来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文理课程或人文学科的学习并不就是自由教育，除非一个人以纽曼所强调的不追求即时结果、独立于职业效用的精神学习这些课程。他认为，自由教育是根据头脑对于所探索和生产的知识的态度来界定的。受到经验的启发进行思考而获得知识时，这种自由教育就发生了。

    关于自由教育的作用，耶鲁前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认为，自由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独立自主的精神，它同时也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灵相通。他说：“我们用人文科学去教育人们渴求知识的感人价值在于我们坚信知识是工具，是力量，最重要的是它本身有价值。”施密德特坚持自由教育要为社会服务，他认为名牌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耶鲁报告》捍卫自由教育

    耶鲁自成立以来就以自由教育为理念，以培养领袖为宗旨，到19世纪20年代学生所学的全部课程均为必修课，所设课程以古典课程为核心。

    但是，19世纪上半叶是美国产业革命的时代，社会的发展和急遽变革深深地震撼了校园，文理教育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强烈的挑战。改革者希望在传统的文理教育中增加英语、现代外国语言和新科学等课程内容。

    针对外界对传统文理课程的质疑，1827年9月，耶鲁董事会任命了一个由州长、校长和其他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对古典课程和现代课程之间的争论进行专门研究。委员会建议对文理教育的目的进行更加广泛的探究，并于1828年发表了一份报告，这就是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长远影响的《1828年耶鲁报告》。

    《耶鲁报告》对自由教育的目的进行了明确界定，认为自由教育的目的是训练和武装(学生的)头脑，扩大头脑的能力和给头脑储存知识，并为古典课程适合于自由教育的目的进行辩护。以杰莱米·戴校长为首的委员会反对对课程进行削减，反对课程更加强调实用性，反对取消“死语言”的学习，反对耶鲁学院模仿欧洲大学的模式。戴校长认为大学毕业才仅仅是一个人教育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大学教育仅仅是打下了一个基础。

    《耶鲁报告》标志着一个真正的转折点。自1828年以后，耶鲁每一位新校长上任都会重申自由教育的理念，在耶鲁历史上每一个重大变化的关头，都会挺身而出，坚定地捍卫自由教育。

    注重本科教育

    本科生教学是耶鲁大学的中心工作，这也是耶鲁大学一贯坚持的传统。本科教育在耶鲁大学占有重要地位与其自由教育的理念密切相关，其核心是人文教育，通过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独立性思维的能力，为学生打下终身学习的基础。

    耶鲁的教育理论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旧时代(中世纪)的课程是年轻人未来生活最好的基础。传统课程强调纪律和训练甚于知识的掌握。耶鲁大学的教学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之上的，这种假设认为学院教育的更好部分是对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礼拜和虔诚的习惯；勤勉学习的习惯；良好的品行和行为习惯；举止端庄和富有男子汉气概的行为习惯等。纪律是整个行为习惯养成的关键，班级中产生的凝聚力受到高度评价。耶鲁大学通过对传统课程进行干预，让想学其他实用知识的学生到谢菲尔德科学学院学习的方式使传统课程受到保护。

    在本科生的许多讲授课中也有某种形式的讨论，参加这些讨论的人数相对较少，主要强调交流观点和发展分析技能而不是记忆和背诵。老师们还通过布置写作任务和考试的形式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思维。学生现在从课程中获得的不仅仅是事实、数据和已经广泛接受的理论，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利用事实和数据来支持一种观点、通过批判分析用一种理论来推翻另一种理论的能力。

    培养目标：领导者

    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耶鲁大学现任校长理查德·C·列文在面向全校发表的题为《为耶鲁的第四个世纪而准备》的演说中指出，耶鲁与其他研究型大学不一样的两条公认理念：一是保证本科教育；二是注重培养领导者。

    耶鲁大学1701年的《宪章》指出，学院的任务是教育年轻人，使“其适应教堂和国内各州的公共工作”。从一开始，耶鲁就在探索培养那些具有领导者潜力的人。美国最近的5位总统中有3位拥有耶鲁的学位；耶鲁培养的美国主要公司领导比其他任何大学都多；从科勒·波尔特到马雅·林，几乎没有哪所学校在培养著名艺术家、戏剧家和音乐家方面能与耶鲁相比；耶鲁的校友曾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威廉姆斯大学、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佐治亚大学、密苏里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加州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耶鲁在法律、医学、自然科学和宗教方面的业绩也并不逊于在政治、商业、艺术和教育方面的业绩。

    耶鲁大学培养领导者的教育目标与其始终坚持的自由教育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要成为具有影响力的领导者，必须具有远见卓识、冷静稳重的性格、丰富的判断力和理解力、开阔的心胸以及独立而批判的思维能力。而耶鲁大学的自由教育正是要培养具有以上性格品质的人才。不管外界发生什么变革，耶鲁大学的办学者们一直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传承和发展知识，保护自由探究和言论自由，培养领导者和有思想的公民，开发人类的潜能，为周围的世界提供实现人类进步的机会。

    在培养领导者和有思想的公民的过程中，耶鲁大学本身也逐渐成为美国和世界高等教育的领导者，形成了领导者的非凡气度，它沉着稳重、卓尔不群、目标高远，其重价值轻应用、视学术自由为其生命的性格和品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资格考试：美国确保博士生质量的关键环节  
 
2007-5-7     作者：贾宝余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为国民经济建设输送了大量的高级人才，为美国的科技进步、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经过不断发展完善，美国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已经日趋成熟，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的基础。

    确保质量：资格考试应运而生

    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产物，是对19世纪德国博士生教育制度的继承和改进。19世纪期间，美国许多名校的校长都曾留学德国，学成归来后，他们相继把德国的大学模式在美国大力推广。他们摈弃了德国大学纯理念主义的探索，转而重点培养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高层次人才。

    在20世纪早期，美国主要通过大学协会制定的准入制度确保博士生培养质量，这是一种大学外部的保障措施。1900年，为保证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在哈佛、哥伦比亚等5所大学校长的倡议下，由14所研究型大学组成的美国大学联合会宣告成立，其主要功能是监督博士生教育质量，建立博士生培养高校的准入制度。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能够颁发博士学位的大学数目的增多，博士生数量也不断增加，这引起了相对的质量下降，社会金字塔型的人才结构必然要求对博士生教育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原来单一的大学协会制定准入制度而确保博士生教育质量的方式，显得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加强大学内部的质量保障机制。美国高校在持续改进招考方式、师资结构等环节的研究生培养的同时，将注意力转移到建立考核与淘汰机制方面。在这种背景下，博士生资格考试便应运而生。相对于大学协会的外部措施，考试是确保培养质量的内部措施。

    考试作用：严把出口关

    课程学习和科研实践是美国博士生教育的两个主要阶段，科研水平是衡量教育质量的主要标尺，高水平的课程是确保培养质量的前提。美国高等教育专家伯顿·克拉克认为，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必须将专业的技能训练和宽阔的课程充分结合在一起，避免把研究生作为“干弯腰活的劳动力”，而美国大学的博士生资格考试，反映了全体教授多方面的实质性的兴趣，测验学生对课程所包含知识的掌握程度如何以及本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对主要分支领域的了解情况。这有助于督促博士生学习“宽阔的课程”，进而培养坚实的专业基础和科研能力。这是美国推行博士生资格考试的基础。

    美国博士生入学之后用两年时间完成课程学习，并随时进行课程学习中的测验和考核，以保证课程学习质量；随后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对其前两年的知识掌握程度进行全面考核，通过考试，成为博士候选人，开始进入论文研究阶段。博士生资格考试一般由学生根据其课程进度提出申请，经导师同意后，组织3～5名专家组成考试委员会，考试包括笔试、口试、文献分析、课题申请报告或研究计划、论文等不同方式，其淘汰率一般为5%～20%。

    各个学校的资格考试内容不相同，但考试的构成大致相同，一般包括2门基础理论综合性考试和1门专业基础与应用综合性考试。一般在入学1年后就进行，一般不超过两年。

    笔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判断4个方面。一是学生的理解能力，学生是不是有足够的实力理解专业论文和理论在实践上的深层含义；二是学生的运用能力，学生能不能运用理论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三是学生的分析和综合运用能力，学生能不能用一种清晰而有条理的方法来拟订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去分析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四是学生的评估能力，学生能不能判断不同理论和方法论的价值。内容上不只是以硕士生课程为基础，涵盖面比较广泛、深入，有时甚至比论文答辩的范围还要广泛。博士生资格考试承担了检验学生知识能力和研究能力的框架作用，它不仅包含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包含了博士生阶段所学习的课程内容，以及在此内容之上的实际应用能力，充分显示了其合理性与重要性。

    给未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者提供再次考试的机会，也是制度设计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航天航空系的博士生资格考试，第一次不通过者一年后还有一次机会。

    借鉴：突破“学术民工”困境

    我国的博士生培养深受德国模式的影响，“由科学而达至修养”是德国古典大学的一条核心原则，“通过科研进行培养”是德国博士生培养的基本模式。通过科研培养研究生，是当今世界研究生教育的传统，我国高校在研究生教育改革中的一系列努力，在于使研究生教育回归这一传统，而科研机构的做法，在于使这一传统变得更为纯粹——让研究生教育成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事业，而不是一种特殊的产业。长远来看，上述改革必然有利于提升研究生培养的质量。然而，“通过科研进行培养”的研究生教育理念在我国实践中的另一个极端，便是不注重学生的个人兴趣、自由选择，而单纯让研究生成为分担、完成导师课题的“学术民工”。在短期内，这有助于知识创新和成果产出，但长期内，并不利于提升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

    避免上述困境的出路在于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变革。博士生培养的共识是：博士生教育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是继承学习基础上的创新教育，在“致知”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体验知识创新，博士生专业知识的精深程度，及由相关知识支撑的知识体系是否完备，决定其后期的发展潜力、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没有对本学科及相关专业前沿领域的全面了解，创新便无从谈起。各国的高等教育实践也证明，必须对博士生进行广泛的训练，以扩大其知识面，使其成为具有多学科背景的科学家，而不是专业狭隘的科研工作者。

    因此，我国的博士生教育必须从基础理论、专业知识、研究能力3个方面构建前沿性、特色化、高质量的课程体系，吸引更多的一流科学家来授课，并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职业目标进行个性化的选课。在此基础上，并引入博士生资格考试制度，按照适当比例严格淘汰不合格者，从而有效地保障博士生培养的总体质量。

    推行博士生资格考试制度的另一现实原因在于，最近几年，基于科技期刊发表论文容量的有限性和研究生大量发表论文需求之间的矛盾，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纷纷将研究生发表论文和申请学位脱钩。脱钩之后研究生可不发表论文而进入论文答辩环节。这缓解了研究生的学业压力，然而，这与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宏观趋势并不相符。发表论文和申请学位脱钩之后，作为一种补缺性的制度措施，博士生资格考试制度有助于确保研究生培养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