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个科技新第一”（生物类）

　　

从第一家科技民营企业成立到第一支科技股上市，从第一次成功培育出超级稻到第一次实现载人航天梦想……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科技发展实现了许多“零的突破”。本报选取我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100个“科技新第一”，来见证30年的发展与跨越。通过亲历者讲述“第一”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录我国科技发展的艰辛与辉煌。这些“第一”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显示了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正在逐步增强，同时引领着我国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

 

　　第一台类人型机器人

    2000年11月29日，由我国独立研制的第一台具有人类外观特征、可以模拟人类行走与基本操作功能的类人型机器人，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首次亮相。类人型机器人问世，标志着我国机器人技术已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这台定名为“先行者”的类人型机器人，高1．4米，重20公斤，不但具有类人一样的头部、眼睛、脖颈、身躯、双臂与两足，而且具备了一定的语言功能。与国防科技大学1990年研制的我国首台两足步行机器人相比，这台类人型机器人实现了多项关键性技术的突破：从只能平地静态步行，到快速自如的动态行走；从只能在已知环境中行走，到可在小偏差、不确定的环境中行走；行走频率也由每6秒1步，提高到每秒2步。

    类人型机器人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不仅可以在有辐射、有粉尘、有毒等环境中代替人们作业，而且可以在康复医学上形成一种动力型假肢，协助截瘫病人实现行走的梦想。

 

第一次破译水稻遗传密码

    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科技部2001年联合宣布，我国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率先在世界上完成了水稻基因组的“工作框架图”和数据库。专家认为，水稻遗传密码的破译，不仅是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也是我国科学家为人类做出的一项重大贡献和基因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水稻是全球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维系着世界上半数人口的生存，含有4.3亿多个碱基对的水稻基因组自然引起了广泛关注。日本1998年起主导实施了由11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水稻基因组计划，而美国和瑞士的公司也实施了相应的水稻基因组计划。

    作为水稻的发源地和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从去年5月起，我国科学家毅然加入竞争行列，独立开展水稻基因组研究。和目前国际上其他水稻基因组以日本粳稻为研究对象不一样，我国水稻基因组以袁隆平院士培育出的超级杂交稻为测序对象。

    承担并完成这一世界课题的是中国科学院基因组生物信息学中心，主要合作单位有中科院遗传所、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等。在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超级水稻基因组计划进展迅速。截至目前，科学家们已测定约22亿个碱基对的序列，序列和基因的覆盖率均达95％以上，90％的区域准确率达到99％，完全符合“工作框架图”的要求。

    更为可贵的是，全部数据即将在网上予以公布，向全世界免费公开。“我担心服务器可能堵塞，因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可以来查阅。”项目负责人于军教授说。

    水稻基因组是迄今进行的植物基因组测序中最大的，约为人类基因组的七分之一。

第一次成功培育出超级稻

    提起湖南，人们总会想到“鱼米之乡”的美誉。然而，人们还清楚地记得，1976年三系杂交水稻推广前，具有同样地理气候优势的湖南，水稻亩产仅仅300公斤；30年后，亩产800公斤的超级稻，已遍布三湘四水……

    2008年10月，超级杂交稻在示范区跃上亩产900公斤大关，“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笑的格外灿烂。

    说起杂交稻的演变过程，袁隆平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三系法像包办婚姻，两系法像自由恋爱，超级稻有点儿像独身主义”。

    然而，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超级稻”，从亩产400公斤到600公斤再到900公斤，这位貌似农民而内心却燃烧着如火激情的科学家，探索的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播下梦想

    1960年，袁隆平在湖南省安江农校当一名普通教师。

    这年盛夏，中国大地，正横卷着一场时达3年的饥馑。天灾人祸面前，学农出身，拿着工资、守着农业试验田的袁隆平，同样吃不饱肚子。

    说起研究杂交稻的初衷，袁隆平说：“上世纪60年代，我在湖南省安江农校当教师时，曾亲眼看见过5个饿殍，两人倒在桥下，两人倒在田里，一人倒在路旁。我当时梦见我们种的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饥饿让袁隆平对水稻充满了遐想，但是教过遗传育种、作物栽培的袁隆平，深知按照传统经典理论，水稻没有杂交优势，因为它是自花授粉作物，一株水稻只要一开花，雄花自然就会给同株上同时开放的雌蕊柱头授粉。

    难道，水稻真的不能杂交？

    冲出“无性”

    偶然的发现挑战传统的经典理论。1960年7月，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早稻试验田里，袁隆平偶然发现一株水稻植株与众不同。怀着好奇的心理，第二年春天，他把收获的这株植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上年发现的那棵“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袁隆平欣喜若狂，既然自然界存在“天然杂交稻”，那说明水稻和其他异花授粉作物一样，也具有杂种优势！袁隆平当即决定跳出“无性杂交”学说的束缚，着手进行水稻有性杂交试验。

    想起年轻时的那股干劲，时至今日，袁隆平仍然感慨不已。

    然而，要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却非易事。在水稻开花季节里，他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在稻田里寻寻觅觅。1964年7月，袁隆平和助手终于在稻田里惊喜地寻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植株。然而，从1964年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算起，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后，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

    难道是技术路线有问题？或是根本就不可能达到？猛地，他心里一亮：如果跳出常规稻的小圈子，重新选用亲本材料，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常规稻杂交，那结果又将如何呢？

    攻克“三系”

    1970年11月23日，袁隆平和助手在海南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找到一株雄花败育株，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袁隆平如获至宝，因为这对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来说，无疑找到了突破口。

    1972年，袁隆平与同事们一起率先育成我国第一个实用水稻雄性不育系及保持系“二九南1号”；1973年，协作组通过测交找到水稻雄性不育恢复系，至此，三系配套难关全部攻克，一举奠定杂交稻从理论到现实的基础。

    随着杂交水稻“优势关”“制种关”的相继攻克，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的梦想离现实愈来愈近：1974年育成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究出一整套生产杂交种子的制种技术；1976年开始，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稻平均每亩增产20%%左右。

    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震惊了全世界。

　　夺取“两系”

    三系杂交水稻的成功，举世欢呼。袁隆平没有骄傲，更没有止步，他感到三系法虽然大幅度增产，但也存在着配组不自由、种子生产环节多、复杂等不足，他决心开展新的攻关，提出了育种方法从三系向两系再向一系迈进的战略设想。1987年，两系法研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项目，袁隆平出任责任专家，领导全国16个单位开展协作攻关。

    任何研究的突破，总是一波三折，两系法的研究同样如此。1989年夏，气温遭遇了历史上不同寻常的连续低温，这对两系法在田间的实验，是一个致命打击，因为两系法杂交水稻对温度特敏感。此时，袁隆平沉着冷静，查找资料，分析问题，仔细思考，终于拨开云雾，提出了解决办法。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大面积生产应用，到2000年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达5000万亩，平均产量比三系增长5%%-10%%，续写了“东方魔稻”的新篇章。

    拿下“超级稻”

    当全国农业界还在为两系法兴奋不已之时，袁隆平又提出了更高的奋斗目标———研究超级杂交稻，这是水稻育种的“第三次革命”。1996年，我国启动了“中国超级稻研究计划”。

    为全面开展超级杂交稻研究，在分子层面探索超级稻秘密，2000年5月，科学家宣布，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基因组计划启动。2002年4月4日，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杂志在京联合举行通报会宣布，中国科学家独立自主成功绘制出水稻基因组图谱。“水稻图谱的绘制，是所有参与者通力协作、尽力拼搏、呕心沥血的结晶。”现在说起“水稻图谱的成功绘制”，作为超级杂交稻基因组计划的“领军人物”，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主任杨焕明仍然强调这一点。

    经过5年攻关，2000年，超级杂交稻达到农业部制定的第一期目标，实现百亩示范片亩产700公斤以上；2004年，实现百亩示范片亩产800公斤的第二期目标；百亩示范片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也将在2010年提前实现。

    今天，中国杂交水稻走出国门，正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缺粮问题发挥作用。至今，已有东南亚、南亚、南美、非洲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或引种，种植面积达150万公顷，增产效益十分显著，被世界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袁隆平不仅时刻守望着国人的“饭碗”，世界人民的“饭碗”也装进了袁隆平的心中。

    掂着沉甸甸的稻穗，细说着水稻从三系到两系再到超级稻的蝉变，袁隆平坦言，改革开放30年，是杂交水稻在中国乃至世界最快速发展的时期。

    改革开放30年，不仅是杂交水稻发展的最快时期，也是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成就斐然的时期。矮败小麦技术体系突破育种“瓶颈”，转基因抗虫三系杂交棉取得重大突破，杂交大豆研究取得重大进展，遥感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科技创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必将在中华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延伸阅读

    两次挫折

    成功与失败总是相伴的，袁隆平也不例外。正当不育材料秧苗研究搞得如火如荼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袁隆平心爱的水稻雄性不育试验“当头一棒”：几年积累下来的700多株珍贵不育材料秧苗，一夜之间被人全部拔除毁坏。

    时隔30多年后，袁隆平仍清楚地记得那一天。

    很多人认为，这下袁隆平该死心了。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在泥田里呆坐了许久后，袁隆平想通了：重新再来。

    1973年，袁隆平开始进行杂交水稻大田生产试验。看着试验田比周围水稻植株高出一大截，袁隆平心里格外高兴，似乎看到了杂交稻增产的绝对优势。然而，1个月过后，他的算盘再次落空了，试验田水稻“只长草，不结谷”。一些同行送来了冷嘲热讽：“可惜人不吃草，要是人吃草，杂交水稻的优势就太可观了！”

    面对这种质疑，袁隆平显现出从未有过的自信。他不厌其烦地给出科学解释：“从表面上看，试验是失败了，但从本质上看，试验是成功的。” （赵英淑）

 

第一次克隆神经性耳聋疾病基因

    1998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克隆神经性耳聋疾病基因。湖南医科大学中国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功克隆了以高频性听力下降为主要特征的神经性耳聋疾病基因，并在国际学术权威杂志NatureGenetics上公布。耳聋是人群中发病率最高的疾患之一。据统计，约有1％的青年出现听力障碍，到60岁发病率增加到10％，在75岁以上的人群中发病率高达50％。严重早发型耳聋约有50％与遗传缺陷相关。整个人类耳聋基因有40多个，现已被克隆的只有5个。

    专家介绍，这一克隆成功具有巨大的科研和开发价值。其成果在临床上用以开展产前诊断，防止神经性耳聋向下代传递，开发基因药物，进行基因治疗等，均具有广泛应用前景。此成果即将应用于门诊。

    克隆成功的以高频性听力下降为主要特征的神经性耳聋基因，已申办了国际专利保护。

    第一口大陆科探井

    位于江苏省东海县境内的中国第一口大陆科探井于2001年8月4日上午隆重开钻。几代科学家想在中国境内打一口科探井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科学钻探是为地学研究目的而实施的钻探，它是通过钻孔获取岩心、岩屑、岩层中的流体（气体和液体）以及进行地球物理测井和在钻孔中安装仪器进行长期观测，来获取地下岩层中的各种地学信息，进行地学研究。

    如今科学钻探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开钻典礼拉开了这场继人类上天、入海之后，向地球内部开战的人类史上又一壮举的序幕。

　　第一例成人神经干细胞自体移植手术

    一位40岁的女性患者被锐器刺入脑内深达10公分，造成了严重的颅内伤，病人不久出现了脑部双侧压抑受损的精神症状，出现了定向障碍，认知能力受到明显影响。这位女患者被送进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里。

    研究人员抽取出病人脑内的异物后，冲洗异物上附带的碎片脑组织，进行克隆、分离，在病人体外培养出病人的脑神经干细胞。

    2001年6月17日，神经外科医生采用核磁共振扫描导向的立体定向技术，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为患者进行了创伤很小的神经干细胞移植。病人术后恢复平稳。

    这是世界上第一例成功完成的成人神经干细胞自体移植手术。这标志着在国际生物高科技革命的竞争中，我国的神经干细胞基础研究和应用已经跨入了脑修复再生医学的新门槛。

 

第一次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这是一项从一开始就引起举国关注的奖励，这是一项迄今为止以国家名义颁发的奖金额度最高的奖励。这项奖励让我们记住了那些最应该被记住但却常常被忘却的人，它还会让我们认识和了解更多这样的人……

    “没有想到，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就是科技的春天。”2001年2月19日，第一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万众瞩目中诞生。

    当国家主席亲自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交到埋头苦干了一辈子的科学家手上时，相信很多中国人的视线，第一次长久地停留在了这些早已习惯低调的人身上。他们或许已白发苍苍，可他们仍然在思考世界最前沿、最尖端的问题；他们的表情或许淡然得让很多人意外，可胸中对于科研探索的热情却始终在熊熊燃烧……

　　越是第一越是低调

    众所周知，袁隆平院士是中国研究杂交水稻的开拓者，世界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第一人。西方世界将杂交稻称为“东方魔稻”。他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

    然而人们所不知道的是，当年袁隆平赴京领取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时，穿的还是一套过时的西装。“他就是这样，从不讲究。大家都劝他买一套好点的西装，好说歹说，他才花800元买了套打折的西装。这成了他每次出席重要会议的礼服。”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跟随袁隆平多年的唐俐回忆。

    吴文俊院士在拓扑学的示性类、示嵌类的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是拓扑学中的奠基性工作。国际拓扑学领域曾产生过几次影响深远的“地震”，其中一次即由吴文俊引起。多位菲尔兹奖获奖者，在自己成果为数不多的引用中都提到了他的方法。上个世纪70年代，年近60的吴文俊开始研究数学机械化问题，当前国际流行的主要符号计算软件都实现了吴文俊的算法。

    就是这样一位数学界的“战略科学家”，当时经中国科学院推荐准备参评时，“文字材料并不是很厚，可能比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材料都要薄。”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吴文俊的学生高小山感慨。

    得知自己获奖后，吴文俊院士依然很低调：“我个人领这个奖感觉到受之有愧，有很多人比我杰出，他们更应该获得这个奖。”他进一步说：“我们国家有很多成就突出的科技人员，有些人的科研成果影响大，超出了学科范围，甚至超出了科技本身；有些人的成就是世界性的，他们的成果大大增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对于他们来说，某些奖项不足以表达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对于他们成就的感激之情。对于这样的人，国家应当有一个综合的评定。所以，我理解国家最高科技奖有终身成就奖的意思。这与一些科技发达国家的奖项的设立也是接轨的。”

    袁隆平院士也说：“获奖令我深感荣幸，可我更为国家设立这个大奖的英明举动高兴！”

　　设奖要少规格要高

    国家为什么要在上个世纪末进行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时，设立500万的国家最高奖呢？显然不仅仅是要制造“科学明星”。

    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的刘燕美介绍说，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发明奖，80年代设立了国家科技进步奖，90年代又设立了国际科技合作奖。国家科技奖励为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科技进步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1986年第一次颁发科技进步奖时，当年奖励的项目达1761项，以后每年也有七八百项左右。”国家科技奖励的规范化、科学、公平、公正的评审制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逐渐地，大家都用奖励来作为衡量一个人、一个单位的贡献标准。因此，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科研人员评职称、评院士，甚至确定退休工资，都和奖励挂起钩来；有的人科研项目还没启动，首先就考虑报奖的排名问题；一些不法分子也以奖励的名义，趁机招摇撞骗……

    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颁布以来就在酝酿的科技奖励制度改革，似乎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

    1998年，科技部向国务院提交了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提出：应当加大对科技拔尖人才的奖励力度。

    当时，国家科技奖励特等奖的奖金额度为10—20万，而1994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何梁何利基金奖的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奖金高达100万港币，远远超过了国家科技奖。

    “我们期望科技奖励制度改革要能够突出对在一线工作的拔尖人才的奖励，一方面要能够真正改善科学家的个人生活，同时又能支持他继续推进科研事业。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规定，国家最高奖500万奖金中50万归个人，450万用于研究。”对于奖金的划分，刘燕美这样解释。

    1999年7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批转《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方案》。从2000年开始，新设立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由国务院发布决定，由国家主席签发证书……

　　几分慎重几分认可

    仅有名义和形式上的“最高奖”还是不够的，评审的公平、公正和权威性，才是对最高奖最好的支撑。

    推荐、初评、层层答辩、筛选、同行专家实地考察、汇报考察意见……“记得我们准备好答辩的演示文稿，去请吴先生修改时，他并没有提具体意见，只是说：‘这个事是重要的’，给我印象很深。”似乎是想起了吴先生郑重的表情，高小山露出了笑容，“如果只是和数学界的人竞争，吴先生的成果有相当高的创新度，获奖应该说没有什么悬念，然而和其他领域那么多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参评，我们并没有把握。”

    刘燕美也透露了一个细节：“当时对袁隆平院士研究培育的杂交水稻的品质和口感受到了质疑，后来就现场煮了一锅饭请评委品尝……”

    评审委员会除了严格实行专家轮换制度、回避制度外，还采取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最能体现最高奖分量的地方，就是评审专家的普遍认同，通过一次性投票，要求2/3以上评委通过才能获得最终认可。”刘燕美说。

    无可置疑，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设立明显提高了社会对科学家、对科研事业的关注度。“有一次中央台的一个娱乐节目，其中一个问答题就是问当年最高奖的得主是谁，参加节目的小朋友自信地答出来了。”谈到这儿，刘燕美一脸的欣慰……

    新的奖励制度还规定，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只设一、二等奖，每年获奖项目总数从原有的800多项减少到不超过400项。

    新的奖励制度，诚挚地向每一位醉心于科研并有所成就的人致意，在这份敬意中，我们看到了科技在推动共和国不断前进的过程中独有的风采。

    ■延伸阅读

    工人农民站上国家科技奖奖台

    2007年，3名普通工人和农民首次站上国家科技奖的奖台，摘得3项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获得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3项科研成果分别是：上海宝钢股份宝钢分公司炼铁厂工人韩明明的“金属检测和自动除铁新技术”、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工人王洪军的“王洪军轿车钣金快速修复法”、河南滑县农民企业家李官奇的“利用大豆饼粕生产大豆蛋白质纤维”。 （黄橙）

第一次发现世界最早的花

    我国科学家在辽宁省北票地区发现迄今世界最早的被子植物化石———辽宁古果。1998年11月27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公布了这一重大科学发现，同时在封面上刊登了这株“世界最早的花”的化石照片。

    科学研究表明，被命名为“辽宁古果”的这种原始被子植物，是古双子叶植物亚纲的一个新属、新种。它比以往发现的早期被子植物化石还要早1500万年至2000万年。尤为珍贵的是，辽宁古果化石清晰地显示了胚珠（种子）被心皮包藏这一被子植物的典型特征，无可争辩地被国际古植物学家认定为：“迄今首次发现的有确切证据的世界最早的花。”

　　第一次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

    1998年10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命名为雅鲁藏布大峡谷，其罗马字母拼写为YarlungZangboDaxiagu。同年12月，中国科学家实现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取得了一批科学考察重要成果。

    地处藏东南的深5382米、长496公里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是1994年初，经我国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共同合作发现，并于同年4月16日经过科学论证确认为世界第一大峡谷。部分中国科学院院士指出，我国发现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是20世纪末国际上一次重大的地理发现。还有院士强调，如果说我国出土的秦兵马俑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艺术高度发达的见证，那么，雅鲁藏布大峡谷则是新发现的大自然中具有科学意义的世界第一大奇观。

第一批本土克隆牛

    中国首批本土克隆牛的诞生，使中国继日本、新西兰和美国之后，成为第四个克隆牛研究成功的国家，创造了克隆胚胎移植受胎率、妊娠出生率、繁殖成活率和群体规模四项世界第一，成为中国生物工程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五里墩，一个鲁西南的小村庄，中国克隆牛的故乡。

    6年前的一个晚上，中国首批本土克隆牛“福福”和“多多”在这里诞生，引世人注目。今天，克隆牛“福福”和“多多”正在这里享受着“三代同堂”的浓浓温情。

    代表当今生物技术水平的克隆牛，缘何诞生在一个小村庄？

　　寻找基地

    2003年元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陈大元教授，收到了一份来自山东曹县的小礼物：一本印有五头克隆牛宝贝的挂历。时至今日，瞅着这本挂历，这位被誉为“中国体细胞克隆牛第一人”的科学家依然很激动。他说：“这是我们课题组的心血啊。”

    1999年，陈大元主持了“家畜体细胞无性繁殖(克隆)”研究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支持。项目既要克隆牛，又要克隆羊，在购买设备、仪器后，40万元课题经费已所剩无几。陈大元只好四处奔走，寻找养牛基地，进行合作。当时，科学界对中国能否采用成年动物体细胞克隆动物尚有争论，在百姓眼里，克隆牛更是遥不可及的谈资。要说服企业拿出一批很快就能见效益的种牛，做前途未卜的试验，并非易事。陈教授找到了天津某地，由于受体牛患病而没能做成。转道合肥，又因某些技术问题而功亏一篑。

    陈大元选择在曹县克隆牛实属偶然。从朋友那里得知，曹县五里墩村有一批牛可供试验，当地总畜牧师是山东农科院从事牛胚胎移植技术研究的马世援教授。于是，2000年12月，陈大元来到位于山东曹县的山东中大动物胚胎工程中心进行考察，陈教授对中心的技术力量和科研环境非常满意，更有山东银香伟业集团董事长王银香的支持，五里墩也因此成了坐落在田野里的“科研中心”。

    培育克隆牛

    陈大元擅长胚胎重构，马世援擅长胚胎移植，两人一拍即合，再加上王银香的支持，2001年4月，克隆胚胎移植开始进行。在接受采访时，马世援说：“此次共培养了600多枚克隆胚，但没有那么多受体牛，最后实际移植了135头，在每头牛的子宫内放了两枚克隆胚。”

    科研人员从成年牛的耳朵上取下一块体组织，经体外培养活的成纤维细胞，用其细胞核作为核供体。再从屠宰场取回废弃的母牛卵巢，取出卵母细胞，培养成熟后，去掉其中的核遗传物质，把作为核供体的细胞核放进去，完成核移植，并将其培养成克隆胚，再移到受体牛的子宫内，使之怀孕、产犊。

    2002年初，先后有14头体细胞克隆牛降生，成为中国第一批自主培育的本土克隆牛，并有5头顺利存活，起名“福福”“多多”“银银”“金金”和“动动”。陈大元介绍说，它们被称为我国第一批土生土长的克隆牛，是因为从培育克隆胚胎到克隆胚胎移植都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完成的。2001年，深圳和山东莱阳也都曾培育出克隆牛，但其胚胎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不是真正的中国本土克隆牛。

    中国首批本土克隆牛的诞生，使中国继日本、新西兰和美国之后，成为第四个克隆牛研究成功的国家，创造了克隆胚胎移植受胎率、妊娠出生率、繁殖成活率和群体规模四项世界第一，成为中国生物工程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现在说起这5个“宝贝”，陈老还是疼爱有加。

　　克隆牛闯三关

    “如果说一头普通高产奶牛是一台原装品牌电脑的话，那么，克隆牛就是用电脑零件重新攒出来的电脑。这个攒的过程，涉及好几道工序，每道工序都可能受到人为因素影响，各工序中影响因素累积越多，对最后出世克隆牛产生的后果也就越不确定。所以，克隆牛最少也要闯‘三关’。”

    马世援介绍说，如何把一个完全分化的体细胞变成一个没有分化的受精卵，是克隆技术最大的难关，这好比把一张写过字的纸擦干净再重新写一样，如果有一点没“擦”干净，日后克隆出来的动物，就会出现畸形或者其它各种问题。其次就是到了预产期生不出来，胎死腹中，再就是在出生一个月内，容易发生早期死亡。

    可喜的是，这五个宝贝不仅顺利地过了关，还相继有了自己的宝宝。

    2004年3月31日，我国第一批自主本土体细胞克隆牛“福福”，在山东曹县喜得“千金”，取名“星星”，意为福星高照。过了两天，或许是为了和胞妹“较劲”，“多多”提前产下一头雄性小牛“银龙”。“星星”和“银龙”的出生，表明体细胞克隆牛与其它牛一样，具有正常的生育繁殖能力。实现了从无性到有性繁殖、克隆再克隆研究的继续进行。2006年4月，克隆牛的第三代顺利降生。

　　克隆牛受青睐

    克隆牛“宝宝”诞生，吸引了养殖专业户关注的目光，他们期盼着这项技术能给奶牛养殖业带来更多经济效益。马世援说，目前我国改良牲畜品种大多沿用杂交育种手段，速度太慢。克隆牛的成功，使得许多优良品种得以大批复制。

    在生产中，克隆牛的应用价值非常大，它可以人为决定繁殖品质最优秀的牛，还可以控制性别，仅此一项就能使经济效益翻番。高品质牛的克隆胚胎生产数量几乎不受限制，而且生产成本低，从一块牛耳朵上可取下成千上万个成纤维细胞，十年八载都够用了。制作克隆胚胎的药品虽然非常昂贵，但很少的培养液就可以生产出大量的克隆胚胎。显而易见，克隆技术应用前景令人兴奋。

    克隆牛的肉是否对人的健康有影响？陈大元说：“克隆技术和转基因动物不一样，克隆牛是用正常繁殖牛身上的体细胞代替，不带任何外源基因、激素和药。所以这样构建的动物产品对人体是无害的、安全的。”

    克隆技术方兴未艾

    我国的克隆研究起步较早，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就开展了大量的动物胚胎细胞克隆研究工作。1999年，我国第一头体细胞克隆羊在扬州大学诞生；2000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克隆山羊成功；2002年，中国克隆牛也成功了；此后，2003—2004年，中国科学家陆续克隆出牛和羊；2006年，中国农业大学和东北农业大学克隆猪皆获得成功。

    经过了10年时间，克隆技术似乎刚刚走完最初的几步。未来克隆技术将何去何从？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宁教授乐观地认为，未来，克隆技术将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未来，很多人可能都离不开与克隆技术相关的产品、与克隆技术联系起来的治疗方法和技术，克隆技术给人类文明带来的进步是不可低估的。可以想象，克隆技术的成功率提高后，各种人类需要的高品质动物产品，都可以复制出来；治疗性克隆技术在临床的广泛应用，也将极大地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

第一次构建水稻基因组物理图

    1996年6月在洪国潘研究员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在世界上首次成功构建了高分辨率的水稻基因组物理图。

    根据中国的国情、未来农业发展的需要和当今国际基因组计划研究的趋势，国家科委于1992年8月正式启动实施水稻基因组计划，并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水稻基因组计划是一项最终在分子水平上解开水稻全部遗传信息的研究计划。水稻基因组由12条染色体组成，总长度为4.3亿核苷酸。水稻基因组计划包括三大核心内容，即水稻基因组遗传图、物理图的构建和DNA全顺序的测定。世界上很多国家在从事水稻基因研究，其中日本已于1994年构建成功了水稻基因组遗传图，从而使构建水稻基因组物理图成为集中的研究内容和竞争的焦点。根据物理图，能够解开水稻的全部遗传信息之谜，而且通过定位克隆等技术，可以高效而系统地为农业遗传育种提供所需的重要基因及有关信息。

第一例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手术

    2003年3月31日中国首例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治疗Ⅰ型糖尿病在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获得成功。接受手术的患者彻底摆脱了使用长达9年的胰岛素。

    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糖尿病在临床上分Ⅰ型和Ⅱ型。其中Ⅰ型糖尿病属胰岛素依赖型，这类患者由于胰岛中分泌胰岛素的细胞受到破坏，必须每天人工注射胰岛素，以保持糖代谢稳定，维持生命。临床上通常采用的内科治疗方法无法逆转其发病过程，唯一的根治手段是进行成人胰岛细胞移植。

    由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副院长谭建明领衔的课题组，独创性地确定了经门静脉肝内移植胰岛细胞的最佳部位和无激素免疫抑制剂治疗方案，攻克了成人胰岛消化、胰岛细胞分离、纯化与有效预处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接受这次成人胰岛细胞移植的是福建省福清市的一名女患者。她于9年前患上糖尿病，靠一天3次注射胰岛素维持生命。2003年1月—3月，谭建明等医学专家先后两次将经过科学提取的成人胰岛细胞植入到她的体内。首次移植后，患者胰岛素用量减少了4/5，第二次移植后仅7小时，即完全撤除胰岛素。

    此例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手术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已达国际领先水平，从而为Ⅰ型糖尿病患者找到了根治方法。经国际成人胰岛细胞移植网络中心检索，这一手术也是亚洲第一例成功的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手术。

第一例试管婴儿

    “序天伦之乐事”，是人类追求的幸福。然而对一个受不孕不育困扰的夫妇来说，享受这种温馨却成为一种奢望。从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到今天，20年间，这项承载希望的技术为无数的家庭带来了童真。     

    面对蜂拥而上的记者，张丽珠阴沉着脸，不回答任何问题。

    这惹恼了记者。“有什么了不起。”大家开始骚动并说出一些不客气的话。

    这让负责接待媒体的刘平措手不及。“张教授马上要做手术，请大家理解，我可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试管婴儿的原理和过程”，她一遍又一遍地跟大家如此解释。

    “后来想想，张教授那时压力很大，万一生出来的小孩不正常或有缺陷，该如何向大家解释？”刘平回忆说。现为北医三院生殖中心副主任的她，彼时是张丽珠教授刚毕业的研究生。

    幸好，张丽珠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1988年的3月10日8时56分，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重3900克的健康女婴出生了。张丽珠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一天，是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的诞生之日。

　　“优生”项目下的“试管婴儿”

    1978年，世界上首例试管婴儿诞生。当时在国内，如何有效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成为关注重点。张丽珠没想过要研究试管婴儿。

    “1982年，有很多病人找我，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不育的问题，那时，我觉得不育症应注意起来。”张丽珠日后回忆说。

    于是，北医三院联合湖南湘雅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向卫生部提出申请，要研究试管婴儿。

    “记得在报课题时，卫生部有个处长建议：项目不能以‘试管婴儿’的名目出现，舆论不鼓励。于是根据人口多的现实，更名为一个和优生有关的名称。”刘平说。

    这个课题名称是“人类早期胚胎的保护、保存和发育的研究”，并被列入国家“七五”攻关项目。

　　12次失败

    作为妇产科医生，张丽珠每天接触到大量不孕症病人，而她们所做的大多是输卵管复通手术。手术时，张丽珠会询问病人是否愿意取卵子出来，以备体外受精用。

    尽管成功率只有20%%，但取卵是一个没有多大风险但承载着希望的过程。很多人选择了同意。

    当时，困难重重。设备、技术、资金……几乎样样都缺。

    那是一个“刀耕火种”的年代，张丽珠回忆说：“当年手术取卵只有一根针，这个用完了消毒再接着用，后来针头钝了，我就拿着针头去钟表铺，找老师傅磨尖了带回去消消毒，下次手术继续用。”

    开腹、完全凭手感寻找卵泡、卵泡抽吸液放在无菌的试管中，他（她）们开始重复的工作。

    “卵很娇嫩，为了保温要把试管放在37摄氏度温水的保温筒里。我抱着保温筒从手术室小跑步穿过北医的操场，趁着‘新鲜’送到北医组织胚胎教研室的实验室里，由刘斌教授带领大家找卵。”刘平说，“每次‘找卵’后我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回来报告张教授，如果找不到，张教授的情绪就不太好。而且，没在第一时间向她汇报会受到更严厉的指责。”当时的情景刘平历历在目。

    幸运的是，他们很快找到了人的卵子。接下来就是体外受精。1985年9月，首次体外受精成功。然后是胚胎移植，然而两年多的努力却是12次失败。

    煎熬之后，总算曙光乍现。1987年，两位患者成功怀孕。来自甘肃礼县的民办教师郑桂珍成为幸运者。

    郑萌珠的诞生

    是因为中央电视台一个叫“九州方圆”的栏目，还是甘肃的某张报纸，郑桂珍得知北医三院有个做试管婴儿的大夫？目前说法不一。而这似乎也不重要了。

    总之，1987年，38岁的郑桂珍颠簸了3天3夜，辗转来到北京。偌大个北京，哪里去找张大夫？她在北京站整整呆了两天不敢出来。最后在一个知情人的帮助下，她终于来到张丽珠面前。

    此前，医生已经给她判了“死刑”：输卵管不通，终生不孕。但倔强的她依然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北京。

    “我们当时把所有可能性都跟她讲得很清楚，”刘平说，“但是她态度很坚决。”

    1987年6月24日，张丽珠给郑桂珍做了开腹手术，获得4个卵子；

    6月25日，体外受精成功；

    6月26日，胚胎移植手术成功；

    7月10日，郑桂珍出现早孕反应；

    1988年3月10日，剖宫产手术成功，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孩子出生之前，郑桂珍就给孩子取名“郑萌珠”，“萌”即“萌芽、希望”，而“珠”则是为了纪念“神州试管婴儿之母”张丽珠。

    试管婴儿方兴未艾

    中国到底有多少试管婴儿？至今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目前，全国每个省都有生殖中心，有国家正规资质的试管婴儿单位138家。据卫生部统计，从1988年到2004年，中国大陆约有1万多例试管婴儿出生。

    在张丽珠的推动下，2002年，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挂牌成立。其临床妊娠成功率30%%多，去年，门诊接待病人量达到12万人次以上，完成“试管婴儿”治疗约3500人次。刘平介绍说。

    目前，该中心掌握了世界上该领域能够开展的各类最新技术，如未成熟卵培养、着床前胚胎遗传学诊断、单精子卵细胞内注射、辅助孵化和卵子冷冻等。

    “最近几年，外国人都认为我们的技术会超过他们，至少可以说我们和国际水平是完全同步的。”刘平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从事这个职业，一开始是有幸接触，后来则全是因为感到有价值和兴趣。有那么多人因为试管婴儿有了孩子，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上图为1988年3月10日8时56分，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郑萌珠在北京诞生，出生时体重3900克，身长52厘米。

    ■延伸阅读

    三个试管婴儿的人生选择

    1988年3月10日，郑萌珠在北京呱呱坠地，同一年的6月5日和6月7日，第3例和第4例试管婴儿章皿星和罗优群，在湖南长沙出生。两人之前，北医三院还在5月27日诞生了第2例试管婴儿，因不愿意暴露身份，多年来已经和医生失去了联系。

    郑萌珠、章皿星、罗优群三人，因此成为目前大陆已知最早的公开了身份的三个试管婴儿。如今，他们20岁了。20年后的今天，3人同时进入了大学读书。郑萌珠在西安西京大学英语专业，章皿星在湖南师范大学金融专业，罗优群在湘南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

    郑萌珠：我不过是在试管里呆了几天，有点高科技含量罢了

    在西安，半年多的大学生活，郑萌珠看起来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同龄人已经没什么区别，她说话幽默，喜欢和人“呛”，有点男孩子气。试管婴儿的头衔并没有让她有特别的感觉，她现在最关心的是毕业后去哪里发展。“我现在担子很重，将来父母老了，需要有人照顾。”

　　罗优群：让我这个试管婴儿再“制造”出另外一个试管婴儿

    今年6月，罗优群将进入大学实习阶段。这个在湘南医学院学习的孩子作出了一个选择。“我即将进入生殖研究所实习，又重新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我自己的愿望，就是将来能从事试管婴儿研究。那个时候，一个试管婴儿再‘制造’出另外一个试管婴儿，这一定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章皿星：我希望尽量过一种低调和安静的生活

    3个人中，只有20岁的长沙姑娘章皿星坚决地拒绝了采访，这个目前在湖南师范大学金融专业读书的女孩子在短信中说：“很抱歉，我不打算接受采访，我希望尽量过一种低调和安静的生活。”

    章皿星初中时的班主任介绍，章皿星勤奋、朴实、上进，特别是语言接受能力很强，尤其是英语和语文成绩相当好。开始任课老师并不知道她是一个试管婴儿，不过细心的老师对皿星的名字满怀好奇，慢慢才知道，她之所以取名章皿星，也是取从试管里成长起来的希望之星的。 (操秀英)

第一个大豆杂交种

    2003年1月7日，以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孙寰研究员为首的课题组，历经20年的不懈努力，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豆杂交种，并通过了吉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品种审定。

    这一定名为杂交豆1号的大豆杂交种，在近两年区域试验中增产21.9%%，一年生产试验增产20.8%%，示范公顷产量可以达到4000公斤以上。

    该项研究是我国农业生产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农作物杂交种的应用，使产量大幅度提高。在玉米、水稻、高梁、油菜、小麦、棉花等均开发出了商用杂交种后，大豆成为了唯一没有利用杂交种优势的主要作物，也是最难攻克的一个堡垒。

    鉴于大豆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大豆杂交优势利用研究一直是世界同行竞争的热点之一。该项研究创造了大豆界四个世界第一：第一个细胞质雄性不育系；第一个通过品种审定的杂交种；建立了第一个以“三系”为基础、高效率杂种优势利用育种程序;开发出了第一个利用昆虫传粉大量生产杂交种的制种程序。

    同时，这一杂交大豆品种，抗病性强、品种优良，制种技术基本成熟。它的研制成功，对提升我国大豆科研和大豆产业化在国际上的地位有重要作用。

    第一头转人岩藻糖转移酶基因克隆牛

    2003年10月13日，世界上第一头转人岩藻糖转移酶基因的体细胞克隆牛“岩娃”在其出生地山东省梁山县通过专家鉴定。“岩娃”同时创造了在同一头牛中转有3种（人岩藻糖转移酶基因、绿色荧光蛋白基因和新霉素抗性基因）不同外源基因的世界先例。

    据了解，“岩娃”是国家级计划课题“体细胞克隆牛与转基因体细胞克隆牛生产技术体系”项目的科技成果之一，由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生物技术实验室与梁山县山东科龙畜牧产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合作完成。自第一头体细胞克隆奶牛“鸾娃”降生以来，这一项目先后有28头体细胞克隆牛和转基因体细胞克隆牛降生。

    人岩藻糖转移酶是人体内催化形成血糖抗原的一种重要的酶，它的主要作用是在糖链上加上岩藻糖基因，以形成各种血糖抗原。“岩娃”的诞生，对全球性胃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将会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第一胎“试管绵羊”

    1989年3月10日凌晨1点59分，我国第一胎“试管绵羊”在塞外的内蒙古大学实验动物研究中心顺利降生。这只头部黑白相间、出生后半小时就站立吃奶的雄性小羊羔，是蒙古族科学家旭日干博士带领研究人员利用家畜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生物高新技术获得的我国首胎试管家畜。试管家畜是当代生物工程技术的一项突破性成果。

    继成功培育出我国第一胎“试管绵羊”后，1989年8月15日，又成功地培育出我国首胎“试管牛”。“试管绵羊”和“试管牛”的成功培育，这使我国从此成为继美国、日本、法国之后在世界上拥有此项技术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第一支人用禽流感疫苗

    一项有远见的立项，在禽流感造访人类之时，让我国的疫苗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尽管禽流感还没有在人群中暴发大流行，但倘若这一天真的来临，我国人用禽流感疫苗将利剑出鞘。

    这不是美国大片，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2007年11月27日下午3时，家住南京市城区24岁的小伙子小陆因禽流感抢救无效死亡。更让人痛心的是，他的父亲也出现了禽流感症状。痛失爱子的老陆对熟悉的医生哽咽着说：“我是得了和我儿子一样的病吗？如果是，就不要治了……”

    虽然治疗及时，但老陆的呼吸系统症状持续恶化，专家们认为很有可能无药可救。

    这个时候，长期关注禽流感疫情的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尹卫东拨通了身在南京前线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宇主任电话，提出了他的建议：人用禽流感疫苗I期临床研究志愿者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他们的血浆应该对病人有效。这建议迅速被采纳。2007年12月7日凌晨1时，200毫升血浆输入病人体内，4时又输入200毫升。当天病人开始退烧，7天后，病情逐步稳定。2007年12月25日，连续6次试验室检测结果阴性的老陆痊愈出院。

    立项，源于远见

    时间追溯到2004年2月，初春的北京，风很大，还有一些冷。

    尹卫东站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思绪万千。公司研制的全球第一支SARS疫苗刚刚批准进入Ⅰ期临床研究，他本该高兴，但禽流感疫情却让他忧心忡忡。

    那时，中国内地还没有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的报告，但东南亚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人感染

    案例。

    “我害怕国内会发生由禽流感病毒引发的流感大流行。”尹卫东向记者说起他当时的担忧。作为北京科兴的总经理，他对疫情非常敏感。2003年的SARS疫情给他太深的印象：所有的国家对中国封锁，连国家领导出国访问都得先宣布隔离一段时间。他说，“一旦禽流感在国内大规模暴发，就会像SARS时期一样，所有国家都会对中国封闭大门。更可怕的是，世界流行暴发时，全球疫苗数量稀缺，发达国家自顾不暇，不可能对我们提供帮助，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疫苗。”

    2004年2月5日，北京科兴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起向科技部提交了人用禽流感疫苗研发的申请。2004年3月7日，人用禽流感疫苗研制项目获得国家批准，科技部下拨第一笔研究经费，支持北京科兴和疾病控制中心进行疫苗的研发，并将其列入“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研究，与时间赛跑

    研究开始，摆在研究人员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自己研制毒种，生产出疫苗；另一条是从世界卫生组织引进毒种。“当时国内的主流意见是不要太依靠西方国家，要自主创新。”尹卫东说。

    从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鸡、鸭或人身上分离H5N1自然毒株，种植到鸡胚（由种蛋经过10天左右孵化而成，俗称“毛鸡蛋”）上，鸡胚很快染病死亡。而且，由于其高致病性，H5N1流感病毒相关实验的生物安全要求非常严格，给操作带来了一定麻烦。

    那时，世界卫生组织（WHO）正统一组织力量，利用“反向遗传”技术，人工构建H5N1流感病毒，其优点是没有致病性，却可以大量生产，而且它所产生的抗原与自然的H5N1流感病毒产生的一样，具有同样的免疫效果。

    在与时间赛跑的过程中，北京科兴打破疫苗研发从病毒研究开始做起的常规，从世界卫生组织流感中心试验室直接引进经反向遗传技术重组后得到的人用禽流感疫苗研究用毒种。这一国际交流使我国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研发与全球其他疫苗研究企业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2004年5月，引进的毒种开始植入第一批上万枚的鸡胚中进行培养，每一枚经科研人员详细照检、擦拭、消毒去壳、接种病毒、34℃培养、收获、灭活、又是上万枚鸡胚，就这样重复，在耗费了近一百万枚的鸡胚后，课题组将试验快速推进。2005年11月，人用禽流感疫苗完成人体临床前的全部研究。

    2005年11月10日，中国出现人感染禽流感病毒死亡的案例。中央领导十分重视相关疫苗的研发情况。当得知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人用禽流感疫苗已经完成了临床前研究，胡锦涛、温家宝相继来科兴进行了考察。

　　问世，站在世界之巅

    凭借这一技术，2005年11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在瑞士日内瓦总部举行流感大流行疫苗研制和评价大会，来自北京科兴的张建三副总经理作为中国唯一的代表出席，与史克等跨国医药企业站到同一个演讲台上，做了人用禽流感疫苗研制及临床前研究的报告。

    2008年4月2日，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大流行流感疫苗正式获批生产，供国家战略储备之用。一旦流感大流行突然暴发，国家发改委出资2000万元支持北京科兴建成的年产2000万支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生产基地就可以立即投入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生产，以满足我国疫情防控的需要。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自费免疫到列入计免，中国经济在发展，疫苗技术提升，新型基因工程疫苗等品种开发方面均取得突破，包括艾滋病疫苗在内的一批新型疫苗正开展临床研究、幽门螺杆菌疫苗等产品完成临床研究正申请上市、一大批处于临床前研究的疫苗也取得突破性进展；乙型脑炎疫苗和流感裂解疫苗、狂犬病疫苗已走向国际市场，中国的疫苗研究与产业实现跨越发展。

    近年来，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重大新药创制”和“病毒性肝炎和艾滋病等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计划中，对疫苗研发与产业化都予以重点安排，中国将最终由疫苗的生产和使用大国迈向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强国。

　　■延伸阅读

    疫苗之问

    疫苗为何不进行三期临床试验？

    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新疫苗上市前都要经过三期临床试验。第一期临床试验选择少量志愿者，主要是考察疫苗的安全性，并初步评价疫苗在人体上的免疫应答情况；第二期临床试验是在更多一些志愿者中考察疫苗接种的合适剂量和其免疫效果，同时进一步观察其安全性。此后，还要进行第三期临床考核，即在较大规模的人群中观察疫苗的预防和控制疾病的效果，这只能在发生疾病流行或暴发时才能进行。

    专家介绍，通过一期和二期临床研究，如果证明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并能有效地使人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当发生疫情时，就有可能在不经第三期临床考核的情况下，应急投入人群使用。但现在没有禽流感疫情，所以人用禽流感疫苗只进行了二期临床试验。是否有人不适禽流感疫苗？

    据专家介绍，人用禽流感疫苗与季节性流感疫苗生产工艺基本一样，不能接种流感疫苗的人都不能接种禽流感疫苗，比如发热、患急性疾病及感冒、慢性疾病急性发作、有格林巴氏综合征病史以及对鸡蛋或疫苗中的其他成分过敏的人等。

    同时，人用禽流感疫苗目前还没有面世，市民暂时还不能到接种点接种禽流感疫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应尽量不跟候鸟、活禽接触，不要自行宰杀禽类产品，不吃生的或半熟的禽类，尤其是其血液制品，不要去疫区旅游，也尽量少去空气不流通的场所。 （袁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