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蛰龙：南方一条龙一生以虫治虫

蒲蛰龙作为一名昆虫学家，他没有埋首故纸堆、关起门来搞昆虫分类研究，却耗费了近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到农村下稻田、果园搞起实地昆虫研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为国内早期的昆虫生态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句话他常挂嘴边：当教师的，一定要设法让学生超越自己，否则，国家的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向前发展。

　　

   　蒲蛰龙，一个少有人涉足的昆虫学领域孜孜不倦的研究者，有外国友人称其“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更像一位风度翩翩的外交家” 。

　　一生在科教界获奖无数，然而说起最喜欢的奖项，却是一张音乐家协会颁发的纪念奖“您从事音乐逾四十年，为祖国音乐事业做出贡献，特发荣誉证书，以资纪念。”

　　临去世都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可几十年撰写的100多篇学术论文自己却一篇不落地完好保存着。

　　作为一名昆虫学家，他没有埋首故纸堆、关起门来搞昆虫分类研究，却耗费了近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到农村下稻田、果园搞起实地昆虫研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为国内早期的昆虫生态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句话他常挂嘴边：当教师的，一定要设法让学生超越自己，否则，国家的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向前发展。

　　本期“世纪广东学人”，我们走近著名昆虫学家、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前所长蒲蛰龙，跟随他的足迹，了解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生物防治的新成绩、农业的新发展。

　　明远志

　　练“昆虫分类”之功

　　壮“科学救国”之志

　　1912年8月1日，蒲蛰龙出生于云南，这片彩云之南的土地，钟灵毓秀，人杰地灵，见证了蒲蛰龙的幼年岁月。

　　因父亲频繁调动工作，童年时没有固定的小学入读，饱学经史子集兼精通医术的父亲，成了蒲蛰龙最好的启蒙老师。父亲蒲春榆是清朝秀才，时任地方文职官员，后又考取了中医行医资格证。一心望子成龙的父亲希望蒲蛰龙继承医学衣钵，终未能如愿。然而正如蒲蛰龙养女钟凤仪所说，蒲蛰龙一生专注于生物防治方面的研究，而其父又是传统中医出身，“这一点，很难说与其父学医的基础毫无关联。生物防治讲究一种农业生态、农田害虫益虫的平衡，中医是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也要讲究阴阳二气的平衡。”

　　蒲蛰龙上大学时选择了昆虫学科作为主攻方向，他深为当时中国农村的贫穷、农业生产的落后而痛心疾首，便萌发了要为中国农业改造和发展，为农民的幸福做点实际贡献的信念。

　　大学四年，蒲蛰龙开始运用所学的昆虫学理论知识，参与到野外观察和实验活动中去。针对广东各地不少松林由于松毛虫为害致枯死的情况，他亲自到林区找来松毛虫在学校喂养，在当时实验设备简陋的艰难条件下，锲而不舍地观察松毛虫的形态结构、生活规律和生命过程，摸索防治松毛虫的有效方法。大学毕业时，他经过实地研究后写下的论文《松毛虫形态、解剖、组织及生活史的研究》被称为“广东乃至全国首篇较全面论述和防治松毛虫的理论依据的重要文献。”为此，大学毕业时，蒲蛰龙获得了中山大学农学院颁发的“毕业论文奖”和“优秀成绩奖”，这在当年的农学院是绝无仅有的。

　　蒲蛰龙后又师从燕京大学著名昆虫学家胡经甫教授，研习了不少生物学基础理论。1937年夏，蒲蛰龙完成硕士毕业论文，但尚未答辩，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日寇的铁蹄踏进了北平，学校解散了。蒲蛰龙怀着惆怅的心情告别京城，回到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

　　之后广州沦陷，中山大学紧急疏散。祖国山河破碎，民族苦难深重，颠沛流离的生活更加坚定了他“科学救国”的志向。1939年秋，中山大学在大后方云南澂江复学，已是农学院副教授的蒲蛰龙很快投入教学科研生活中。在这里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用微生物细菌防治蔬菜害虫菜青虫的试验，实验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在旧中国，昆虫研究的家底相当薄弱，国内估计有昆虫15万种，但已鉴定的只有2万种，而且93%以上还是外国人作鉴定分类的，我国搞昆虫分类的不足10人。作为一名昆虫学领域的研究者，蒲蛰龙深感责任重大，可囿于当时动荡的时局以及艰难的学术研究环境，蒲蛰龙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为此，他决计赴海外继续深造。

　　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求学期间，蒲蛰龙师从著名昆虫分类学家米卡尔教授，从事昆虫分类研究，1949年秋获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妻利翠英同获硕士学位。听闻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蒲蛰龙谢绝亲朋好友的挽留，放弃国外优越条件，携妻子踏上归程。

　　言传莫过身教。在这一点上，养女钟凤仪深受影响，“爱国方面，他把自己的国家，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家园看得比在国外的任何优越条件都更重要。他希望用自己所学到的昆虫学知识来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状况，这是他最大的心愿。”

　　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千疮百孔、一穷二白，农业基础十分薄弱，长期以来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虫灾严重时，农民们除了用原始的方法捉虫外只能听天由命，时任中山大学昆虫学教授的蒲蛰龙忧心如焚。

　　随其做了几十年教研工作的古德祥教授回忆说，当时蒲蛰龙已是国内声誉鹊起的昆虫分类学权威，他只要专心坐在实验室里驾轻就熟地做他的昆虫分类研究就可以，“然而，面对农民期待的目光，想到自己科学报国的宏愿，他还是把昆虫分类学知识运用到"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实际上来，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科学实验一定要和生产实际紧密联系，如果在实验室里搞科研，得出成果不投入实际生产应用，那只是纸上谈兵。这不是我们科学工作者要走的路。”这是蒲蛰龙常挂嘴边的一句话。

　　敬事业

　　新中国推广生物防治第一人

　　上世纪50年代，虫害是影响我国农林业生产的主要问题之一。广东作为甘蔗种植大省，种植的大量甘蔗深受甘蔗螟虫（俗称钻心虫）危害。甘蔗螟虫的“天敌”之一是赤眼蜂，自然界的赤眼蜂不多，而且不听从人们的指挥，于是，人工繁殖赤眼蜂，“教”赤眼蜂像孙悟空那样钻进害虫肚子里歼灭害虫，是摆在蒲蛰龙等当时的昆虫学研究者面前的大问题。1950年，蒲蛰龙开始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利用赤眼蜂防治甘蔗螟虫的实验。

　　据古德祥回忆，当时在顺德县做实地研究时，开始仍沿用美苏等国以往的试验模式，即用小卵麦蛾繁殖赤眼蜂，但是效果很不理想，繁殖出来的赤眼蜂体弱、雄性多，寿命短，而且一个卵只能繁殖一头蜂，经过反复试验发现，用蓖麻蚕卵，一只卵可繁殖30多头蜂，开创了大卵繁蜂之路。于是，大量繁殖赤眼蜂在各地蔗田释放，治虫效果不错。

　　回想起当时的情形，有个故事至今令古德祥难以忘怀：当时人们听说“蜂”，想像中的都是如蜜蜂或比蜜蜂更大的胡蜂、熊蜂，而赤眼蜂只比人的头发丝大一点，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么小的蜂能治虫。“但一次强台风过后，普通的蔗地，甘蔗茎和节间受蔗螟的危害，台风一吹都断了，倒了，连蔗种都没有了。然而，放赤眼蜂的蔗田，甘蔗完好，这是由于赤眼蜂寄生了蔗螟卵，吃掉了卵中的营养，繁殖了蜂的后代，而蔗螟的幼虫出不来，甘蔗免遭虫害的缘故。这回蔗农相信小小的赤眼蜂治虫的威力了，愿意用赤眼蜂来防治螟虫。”

　　1958年广东省顺德县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赤眼蜂站以防治蔗螟。此后，广东的中山、阳江、遂溪等县也陆续办起了20多个赤眼蜂站，并在广西、福建、湖南、四川等地得到推广。

　　用大寄生卵繁殖赤眼蜂在国内国外都是首创。值得一提的是，曾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的某些西方大国，此刻由于利用赤眼蜂防治虫害的试验屡遭挫折而陷入低谷，而我国则从南到北迅速发展，赤眼蜂被广泛应用于防治农林果蔬等多种作物害虫，成为众多害虫的克星。

　　首开我国生物环保之先河，蒲蛰龙成为新中国推广生物防治的第一人。直到今天，在我国利用赤眼蜂防治农业、森林害虫，仍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这项研究成果在1979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文革”时期，学校停课，蒲蛰龙夫妇下到“五七干校”，继续深入田间地头搞研究。庆幸的是，蒲蛰龙个人并未受到过多的责难，这在当年的弟子、现中大生科院教授庞义看来，“他是一名很纯粹的科学家，一直都在切切实实地为人民办事，解决实际问题。”

　　到1976年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者会议召开后，逐渐恢复教学、科研各项工作。 “当时开完这个会议以后，父亲回家后很兴奋，拿了一卷长长的照片，是全国科学大会的照片，说"这回邓小平说做我们的后勤部长，这才是科学家的春天。"钟凤仪回忆说。看到了祖国繁荣希望的蒲蛰龙当即写下摘自郭沫若的一句诗：“春桃一片花如海，千树万树迎风开，人从花底双双来。”

　　1972年冬，蒲蛰龙家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他们来自广东重要产粮区之一的四会县大沙公社，那里由于水稻虫害严重，请求蒲蛰龙为其出谋献策。

　　据当时陪同工作的弟子回忆，这个产粮区过去对水稻虫害的防治主要靠化学农药，那时每一造水稻均增加了农药的投放量，但是害虫却越来越猖獗，“当时在国内外，尚没有成功解决这一难题的先例，同行们为蒲先生担心，怕搞不好会影响蒲老的"一世英名"，然而，蒲老却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一定要攻下这一难题。”

　　他们选取了安二大队24亩虫害严重的稻田，开始“以菌治虫”、“以虫（赤眼蜂）治虫”和保护田间自然天敌的试验。期间为防治三化螟，蒲蛰龙根据三化螟的发生规律，从降低越冬虫源入手，提出每年惊蛰，最迟在3月15日前，提早灌水，犁耙沤田，消灭在禾头越冬尚未羽化的三化螟，在大沙6万亩水田，沤田70%～80%，天旱年也能沤田50%，果然，第一代三化螟发生量明显减少，不用防治，第二代三化螟可不治，或局部挑治，第三代发生于晚稻秧地，秧地面积小，用些农药防治，发生在晚稻大田的第四代，就不需要防治了，这样就解决了三化螟的危害。

　　经过几年的研究、试验，蒲蛰龙及同事们总结了一套以发挥害虫天敌作用为主，包括以虫治虫、以菌治虫、养鸭除虫、农业技术防治、合理施用化学农药的水稻害虫综合防治的有效方法。之后，尽管邻近的农田虫害较为严重，而大沙公社内的6万亩稻田的虫害却较轻微。

　　原四会市副市长、当时的大沙镇领导麦宝祥当年的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记载：1975年8月27日，美国代表团来到大沙，一下车，代表即散开跑进田间，有的取昆虫标本，有的用录音机收录小鸭在田间的声音，有的用照相机拍小鸭除虫和田间试验牌。临走前，团长戈登·盖耶在田头满脸笑容地对蒲教授说：“你们在治虫上做了大量工作，给我们很大启蒙。”

　　在其它害虫生物防治，如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椿象、引进澳洲瓢虫防治吹绵蚧、引进孟氏隐唇瓢虫防治粉蚧、总结和继承中国古代的生物防治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发现和利用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防治松毛虫、斜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杀虫剂试生产等方面，蒲蛰龙都做了大量的研究，为农业、林业生产解决了诸多实际问题。美国同仁誉称其为“南中国的生物防治之父”。

　　“生物防治造福人类”是蒲蛰龙为第六届全国杀虫微生物学术讨论会写的题词，也是其毕生的心血事业所在。如今，在蒲蛰龙教授创建的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里，他的弟子们，继续开展生物防治和综合防治研究，并通过建立绿色有机茶园，生产有机大米，继续促进中国农业的发展。

　　育英才

　　为人师表海内外万古流芳

　　蒲蛰龙是我国恢复招收研究生后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庞义是其首个博士，跟随蒲蛰龙搞科研长达数十载。他告诉记者，蒲老从来不会摆架子，上至领导下至田间农民，都能相处得很好；而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论多么细小，蒲老也都耐心给予指导。

　　“为人师表，言传身教，莫过于此。”有感于此，1987年庞义出国留学，五年后毅然选择了回国工作，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受了蒲老的感召”。

　　教学上，记者翻阅其部分弟子的相关文章发现，蒲蛰龙有一套与众不同的教学思路，坚持启发式教学，反对满堂灌，讲起课来深入浅出，使学生易于接受。有研究生弟子回忆，平时蒲蛰龙上实验课，不会在一堂课上自己“唱独角戏”，而是将擅长不同实验手段的教师组织起来，一起指导学生。他倡导重视“三基”教学，强调学生要掌握好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操作方法，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他说，当教师的，一定要设法让学生超越自己，否则，国家的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向前发展。教学中这种信念渗入到积极扶掖年轻人的过程中，帮助其提高业务水平。

　　弟子王珣章有这样一段经历：1984年11月，中国昆虫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和学术报告会。这时王珣章刚从英国回来，若论资排辈的话，是轮不到他出席这次会议的。但蒲蛰龙为让其了解国内外昆虫学科近年来发展情况，多接触熟悉一些专家学者，极力主张让王珣章参加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利用各种机会把他介绍给国内外著名的昆虫学家。他这种扶掖后辈的做法，受到人们的称赞。

　　当时，为促使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多读书，拓宽知识面，蒲蛰龙和学生定了一个口头约定：规定自己和青年教师、研究生每学期阅读若干篇文献，每周举行文献报告会。他自己带头上台作学术报告，其他人也轮流在会上作报告，弟子古德祥后来回忆道：“这对促进人才的成长起了良好的作用。”

　　除了弟子庞义和养女钟凤仪，在昆虫研究所里，还有一批学有所成的青年科学家为蒲蛰龙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人格魅力所感召，甘愿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回到蒲蛰龙的麾下工作。

　　半个多世纪以来，蒲蛰龙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有的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大学校长，不少是学科带头人，可谓桃李满天下。在他带领下，中山大学的昆虫学、害虫生物防治、昆虫病理学、昆虫病原微生物、分子生物学研究都有很大发展。1978年，教育部直属的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成立，之后在“昆虫学”重点学科、第一批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的基础上，又创建了“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值得一提的是，中山大学生科院于2002年成立了蒲蛰龙学者科学基金，旨在推动和促进我国食品安全、昆虫学和生物防治科技研究工作的发展。

　　同事苏世炘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他是一位基础厚实、学识渊博、造诣精深的昆虫学家和教育家。”1989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授予蒲蛰龙“老当益壮，老有所为”精英奖。

　　“敬事业德高望重科教界一代楷模；育英才为人师表海内外万古流芳。”这是在蒲蛰龙遗体告别会上几位学子撰写的一副对联。蒲蛰龙夫妇为了祖国的科教事业一生不育，他们的学生尊称蒲蛰龙为“师父”，亦师亦父，正是人们对浩浩师恩从心底里流露出来的亲切呼唤。

　　学人名片

　　蒲蛰龙（1912-1997），广西钦州县（原属广东）人，出生于云南。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杰出的昆虫学家、我国害虫生物防治奠基人。长期致力于以虫治虫、以微生物治虫和害虫综合防治的研究。1950年开始，利用赤眼蜂防治甘蔗螟虫的研究取得成功，并推广到桂、闽、湘、川等省区。曾获得其母校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颁发的“优秀成就奖”，国际同行称他为“南中国生物防治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