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科学家，能否限时订制

　　

科技部1月4日发布《国家中长期生物技术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表示力争到2020年，在生物能源、重大疾病治疗等领域造就3—5名世界顶尖科学家。

利用10年时间培养出世界顶尖科学家，这是一个有野心的目标。只是，通读规划后，却免不了诧异：怎样才算世界顶尖，我们何时拥有了“限时订制”顶尖人才的能力？

若将规划当作一项工程，那么在验收时候，就需要有一套审核标准，来评判这3—5名人才是否真正顶尖。可惜在规划中，相关标准并未明示。而如果没有相关的评定细则给出足以服众的衡量指标，单纯列出目标数字，恐怕对于促进人才培养并没什么实际助益。

况且，顶尖人才的培养并非易事。汗水、天才、运气，三者缺一不可。我们可以挥洒汗水，但天才与运气却无法人为创造，更不能被规划而成。门捷列夫说过，“一个人要发现卓有成效的真理，需要千百万个人在失败的探索和悲惨的错误中毁掉自己的生命。”短短10年间，我们能否积累足够的经验，尚不得而知。

眼下的中国，博士可以批量制造，唯独顶尖人才难以造就。钱学森曾问，为何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无数人在反思，在求解。殊不知，人才培养并不是建造空中楼阁，缺少鼓励创新、崇尚进取的沃土，只有强调应试、推崇标准答案的教育体制，任何努力都有可能成为徒劳。

科技进步，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努力，绝非简单的“规划”可以实现。有雄心壮志，值得鼓励，但同时更应小心翼翼，理性地遵循科学规律。

10年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倏忽即过。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快进行科研体制改革，剥离附着在“科学”之上的“官场化”顽疾，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管理体制，鼓励踏实科研、默默耕耘的科学精神。

只有让科学回归本真，方可与“世界顶尖科学家”不期而遇。

就顶尖生物学家的梦想与现实

张剑（绵阳大学生）

近日，中国官方公布《国家中长期生物技术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中国将培养造就3-5名生物科学重点领域的国际顶尖科学家。目前，中国生物技术领域研发人员25万余人，但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明显差距，创新人才依旧短缺。（1月5日中新社）

较之于我国生物科学缺乏国际顶尖科学家的现状而言，有关部门能够及时纠偏，提出合理的人才发展规划，其远见卓识值得大家赞赏。然而，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假如科学技术部不从以下几个方面处理好“计划”与“现实”的关系，那么，这番宏伟规划又可能落入“年年盼，年年无”的惯有悲剧循环中。

其一，实施“造就顶尖生物科学家”的计划切勿操之过急。众所周知，学术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一个领域的国际顶尖专家，他必定有着丰富的学识积淀，常人不能企及的研究眼光，以及另类的思维视角。而这些，往往又不是一日之功，它和一个人的阅历、接触知识的广度、外界环境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如果我们只顾着向“造就顶尖生物科学家”的目标一路狂奔，而忽略了培养科学家最该具备的人文内涵，那么，即便在2020年我们能罗列出三五个科学家的名字，或许也是有名无实。

其二，必须解决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问题。数据显示，从1978年至今，大约有58万生物技术领域的中国学生到海外深造，然而归国人数仅有15万人。如果说少数人出国不归还“情有可原”，那么如此庞大的数据横亘在你我面前，恐怕就值得大家深思了。试想，一个搞生物研究的留学生回国后，国内没有与之配套的研究设施，缺乏足够融洽的学术氛围，他所学得不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那么，他还愿意回来吗？

其三，务必化解我国创新教育蹒跚学步的旧有顽疾。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似乎已经认识到创新教育存在的诸多不足。然而，在实际操作上，却陷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局面。基础教育创新缺乏系统指导，高等教育创新却以“就业”为尊，二者的综合结果是，创新教育被搞得不伦不类。

在我看来，如果能够解决好上述问题，“2020年前培养造就3-5名生物科学重点领域的国际顶尖科学家”的目标并不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梦。

“造”顶尖学者须回归常识

《国家中长期生物技术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近日公布，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中国将培养造就3-5名生物科学重点领域的国际顶尖科学家。目前，中国生物技术领域研发人员25万余人，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明显差距，创新人才依旧短缺。（1月4日《新京报》）]

到2020年，在生物能源、重大疾病治疗等领域造就3—5名世界顶尖科学家……科技是第一发展力，政府做出此番人才发展规划，反映了对科学技术重视程度愈来愈高，以及近长期内至少在生物科学领域的发展有了明确的步骤与方向。这般立于实情与精思熟虑下的“雄心壮志”，着实给人一种奋然向上之感。

然而，人尽皆知理想与现实的迥异，基于此，若要把规划的书面表达变更成现实的效果成就，还得立足于常识，从基本出发，从根本着手。

一是亟需破除学术与权益的“暧昧不清”、胡搅蛮缠。从权威显著的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这“两院”对院士的评选与评价中，就足以窥见诸多猫腻。笔者认为，评选结果最基本要耐得住民意的考核，要尊重民众的意愿。尽管评选院士需要专业的知识垫底，但是民众对于常识性的是与非还是能够考量。

二是政府要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创新氛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山寨横行、盗版嚣张的市场环境下，当“苹果之父”乔布斯逝世时，国人默默地发出了类似于“钱学森之问”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乔布斯”之问。为什么呢？浅显的拿企业来说，大企业得到国家政策支持，拥有充裕的资金，而不思进取，不追求创新，90%的中小企业不偷税漏税生存都成问题，又何有心思去创新？

三是彻底实现素质教育。现实中，应试教育、填鸭式教育等仍是主题曲。众所周知，从简单层面来说，创新无非依赖于个人的好奇心，对事物的兴趣，以及勇于质疑与敢于探索。可是从呱呱坠地时咿呀学语，到小学阶段的语数外，中学的理化生，这般只知道为挤独木桥的学习，好奇、兴趣、勇气等早已一干二净。至于大学，又需劳心于人情世故、就业等，创新又从何谈起？

如今政府明确提出培养顶尖生物学家等创新型人才的要求，值得掌声鼓励。但若想实现战略目标，还得围绕创新视角，恢复学术神圣，倡导创新理念，营造创新氛围，拼力素质教育。  

培养高层次专业人士不是造房子

科技部网站1月4日公布了《国家中长期生物技术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中国将培养造就3-5名生物科学重点领域的国际顶尖科学家。目前，我国生物技术领域有研发人员25万余人，但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明显差距，创新人才依旧短缺。

问题是，培养科学家不是造房子；有了图纸、材料、建筑器械和工人，就一定能建造优质的房子吗？这样的见识未免太轻浅了。

起码，一名科学家除了有知识，更要有智慧、有良知、有担当。否则，顶多算是“博士”、“院士”、“科学工作者”，而不会有真正的创造力、创新性，难有科技建树。所以，科技部的规划很可疑。

疑问之一，那些人才、团队怎么评估，标准是什么，由谁来负责评估，谁来监督？疑问之二，一旦数量不够，是不是要生搬硬凑，人为浮夸？疑问之三，出台这个人才发展规划的底气在哪里？如果是基于国内生物学研究目前的实力和状况，基于国内“生物技术领域研发人员有25万余人”，那么国内相关领域的人才及团队目前的素质到底如何，其实力状况水平是国内认可的还是国际认可的等等情况，恐怕都需拿出审慎、严谨的数据，并有被业内外、海内外学术界同仁认可的实证材料。

不然，我们干脆直接称我们到某年将造就3-5名生物科学诺贝尔奖得主好了，这一定比“国际顶尖”的称谓更能忽悠人。而目前，连地沟油鉴定技术都搞不出来，所谓数以25万计的生物技术领域研发人员队伍，实在让人难以看好。

目前看来，中国没有“顶尖科学家”不可怕，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没有遵循科学家生长的内在、外在规律。妄图以规划造房子的方式“造生物学家”，只会使生物科研事业看似很热很火很发达，实则花拳绣腿、败絮其中。

王庆峰：没有争议性的去“数字迷恋”

近日公布了《国家中长期生物技术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中国将培养造就3-5名生物科学重点领域的国际顶尖科学家。目前，中国生物技术领域研发人员25万余人，但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明显差距，创新人才依旧短缺。（1月4日中国新闻网）

将某一目标量化数字化，这是世界各地的普遍做法；有志于培养顶尖科学家，自然也可视为一种励志机制。但在我们的新闻里，数字似乎总代表着指标，规划代表着急功近利，大师们意味着粗制滥造在我们的惯用情绪之中，官方表达着蓝图的优雅姿态下，少不了的是我们的悲哀和愤怒。

当然，之所以哀其不幸，是因吾国大师竟然寥寥可数；之所以怒气不争，是因既知其咎，然竟无人致力于改变现状。但实话说，我并没那么悲哀和愤怒，因为行政化的数字表达，不只是在生物科学领域，况且类似的情境总是轮番上演。这就可以解释此种做法与所谓励志机制偏离而招致的一片骂声，这是最不幸的情况，因为当争议声归于一致表达，对此工程的期望值便越低，其实用价值也就越小。

我们总在想着钱学森之问。倘就事论事，大师难出，总与行政姿态有关，比如将科学家指标化目标化，也总搁置在权力领域内。这足以解释，面对学术与权势纠结，我们都要往权力吐一口唾沫。学术怎么能沦为权力的附庸呢？在这些常识前，我们没有争议，而没有争议的结果，便是改革的势在必行。

这一情况我们已不鲜见。官方再玩弄起“数字迷恋”时，我们也很难被煽动和被兴奋，当面对经济数据的各种华丽时，我们开始只盯向自己的钱袋；当官方津津乐道于培养“中国的乔布斯”时，我们学会盯紧“乔布斯”的财政支出我们从当初对大词和大字的兴奋，转向没有争议性的悲哀和愤怒；或者我们都只会摇摇头，向“数字迷恋”表达着厌烦和鄙视。这仿佛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不知道官方在出具这些宏伟目标时，是否想得到，无论自己声称要培养多少顶级的科学家，都已经难以契合公众的兴奋点。而没有争议性和兴奋点，意味着励志作用的失效，制造动力的失落。我想我们都开始适应，官方数据向来只是一个口号，它最大的区别，在于华丽的到位与否，而不是步步为营的落实。

痴恋数字，是官方行政的一大爱好。但如今，这已经难以获得更多的共鸣，也难以获得更多的争议性。既然我们越来越多的讨厌大词和数字，越来越欣赏务实和认真，这似乎就足以预示着，新时期更应去数字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