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烟医生和她的病人

　　

就如你无法直接找到一个杀手杀死你的证据一样，烟草杀手也是如此：它面目狰狞地存在着，和每隔5.84秒致地球上一人死亡直接相关。但你却抓不到它。

49岁的梁嘉光第一次走进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大门，是因为忍无可忍的咳嗽。

每天早晨起床，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用一只手撑住床头，深俯下身，狂咳不止。那是一种无法抑制的难受，心脏仿佛要从嗓子眼蹦跶出去一样。从13岁起，梁嘉光就开始抽烟。在那个到处闹饥荒的年代，一个饿得双眼发直的少年，看着父亲在面前吞云吐雾，竟然天真地以为：抽烟可以像吃饭一样，把肚子填饱。趁着大人不注意，他到处翻箱倒柜，还真把烟找着了。但是点燃后深吸的第一口却让他失望：“非但不饱肚，还很呛。”

故事并没有就此打住。也许是出于对大人的模仿，也或者是因为没有多余的活动可供消遣。从此，这个13岁的少年陷入了香烟的魔爪。15岁，他成了一名真正的瘾君子。

30年来，梁嘉光经历过人生的高低起落，却始终维持着抽烟的嗜好——每天至少两包，遇上和朋友打牌抽得更凶。他会在车流穿梭的高速公路上，不顾一切地把车停到路边去找打火机；也会半夜突然翻身下床，去敲楼下便利店的门。

烟草的长期熏陶，让梁嘉光的身体终于出现了反应。医生告诉他患上的是慢性阻塞性肺病，简称COPD。

在我国四十岁以上的人群中，C O PD的发病率约为8 .2%，但其死亡率仅次于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和心脏病。由于肺脏具有较强的代偿能力，这种疾病的进展十分隐秘，不易被人察觉，因此C O PD也被形象地称为“最不动声色的杀手”。在众多吸烟致死的案例中，COPD患者占据了几乎半壁江山。

对于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梁嘉光感到害怕。事实上，地球上每隔5.84秒就有一个生命因为吸烟导致的相关疾病而消失。

2009年，梁嘉光动了戒烟的念头，生平第一次走进了戒烟门诊。在这里，他见到了戒烟医生———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汤彦博士。

“不叫你戒烟的医生不是好医生”

梁嘉光并不是汤彦遇到的最严重的病人。不久前，一个年轻人来找汤彦看病，一检查，满肺都是肺大泡，连说话都困难。“才28岁的小伙子，12岁开始吸烟，现在已是极重度呼吸功能障碍。”说起来，汤彦遗憾地摇头。

干练、坦荡、硬朗是年近五旬的汤彦给人的第一印象。2006年，对业务满怀追求的她，因为向往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在呼吸疾病研究上的学术地位，从广州市华侨医院来到了广医呼吸病研究所，成为了钟南山的同事。在这里，她被委派了一份特殊的任务———戒烟。

临床医生与戒烟的关系就好比一个治标，一个治本，并不难理解。但是，许多人不愿涉足这个领域，原因也很简单，在现有国情下医生劝诫显然“出力不讨好”。看看排在心脏病、慢性肺病及癌症诊室门前等着叫号的长龙，那些焦躁不安、看病还得带录音笔的病人，眼下医患矛盾突出、医疗资源匮乏，谁有闲功夫去琢磨这些更超前的事？

“这是一个很不平衡的现象。因为吸烟所导致的各类疾病在拼命地暴发，要求戒烟的人却很少。说明我们的国民宣教、医生劝诫、政府职能存在缺位。吸烟相关性疾病摆在那儿，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呼吸道慢阻肺越来越多，但没有人去考虑这背后的原因，又拼命治理看病难、看病贵。”谈及此，汤彦不无激动。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把她推到了台前———每天中国有超过3000人因为吸烟导致的相关疾病相继离世，这些人，可以坐满几百辆大型客车。

汤彦见过很多生死离别的场面，但这个数字还是让她震惊。诊室里并不缺救死扶伤的医生，但是唯独缺少一个振臂高呼的领路人。她想成为这样的人。“我只准备做绿叶，不想做红花，只打算吃力，没打算讨好。别人怎么看没关系，有些医生不愿意参加我也理解，毕竟没有收入。谁都谋求利益，如果我多开几个药，科室有收入了，药厂感谢我，但我不愿意这样做。”

也许太知道这份工作的委屈和吃力，她把心态放得很平，并不急功近利。“我只想慢慢地来，去找那些志同道合的人，把他们团结起来，在我们所里面就有一支很好的戒烟团队。”

的确，在戒烟领域，广医一院是中国南方的领头羊，它与北京朝阳医院就像两驾马车，齐头并进，一南一北。

2006年，广医率先在旗下医院开设了5间戒烟门诊，希望通过吸纳病人帮助完成戒烟药物研究，推动中国控烟的进程。于是，从2006年到2009年间，汤彦以戒烟门诊带头人的身份承担了戒烟药畅沛进入中国的药物研究工作。

梁嘉光与另外三人也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了这个药物研究项目。医生给四人分别开具了三个月的戒烟药，并要求定期回访，接受身体检查和问卷调查，以测试对药物的反应。事后，梁嘉光才知道，其中一人作为对照组，实际上服用的是维生素片。刚开始的一个月，梁嘉光谨遵医嘱，只在每个星期选择一天不抽烟。而后，戒烟的时间逐渐延长到了三天、五天、直至完全不抽。

实际上，戒烟并不是一个简单把烟拿掉的过程。对于药物的使用效果，汤彦认为“想从吸烟到不吸烟是有一道坎的，药物等于是帮助你跳上这个台阶。今后走路还是要靠自己。”而在戒烟门诊，医生的最大作用是了解戒烟者的动机，帮助患者建立戒烟机制。“我们设立戒烟门诊，实际上是在做门诊戒烟。”

比如，广东人看病向来喜欢问医生“需要忌什么口？”每次问题到了汤彦这里，只有一个答案———“忌烟”。有人会直接告诉她我戒不了，还有人顽固地表态坚决不戒。要是遇到个能答应的，哪怕只是一句口头承诺，汤彦已是很大满足。曾有一个病人被几次三番地劝说，后来干脆躲着让妻子代为拿药。有病人忍无可忍对她怨声载道，她依旧不依不饶：“我就是要让你烦。”终于，汤彦得到了最好的“安慰”，有患者对她感慨：“难怪人家会说，不叫你戒烟的医生不是好医生。”

单打独斗的局面

多年的一线实践，汤彦接触过形形色色的“瘾君子”。有一部分人有心理问题，因为内心越焦虑对烟草的依赖度越高。还有一部分人带有基础性疾病，必须综合治疗，仅靠呼吸科的力量只会势单力薄。于是，为了让戒烟工作更加专业和权威，她开始向广州市心内科、老年科、神经内科、心理科、内分泌科的医生们广发“英雄帖”。在学术交流活动上，遇上志同道合的同行，她几乎是连拉带扯。心理科主任余金龙自己就是个吸烟者。“我就劝诫他，一边劝他，一边请他跟我一起做戒烟。现在他戒掉了，完全靠自我坚持。”如今戒烟两年的余金龙还在和烟瘾做斗争，“好几次都差一点复吸了。”

2009年冬天，在汤彦的努力下，广州市第一个12人的戒烟医师专家组正式成立。

2011年，汤彦又牵头在广州市区举办了首届戒烟医师培训班。培训内容包括尼古丁依赖症、烟草吸烟相关性疾病的循证医学依据、尼古丁依赖症的劝诫技巧以及尼古丁依赖症的治疗。400多号医生齐刷刷坐在课堂里，互相模拟劝诫场景，一如多年来那个苦口婆心的她。

专家组成员之一、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曾武涛是一名积极的禁烟斗士。曾武涛一直渴望能像汤彦一样，在自己学科领域成立一支核心戒烟队伍。“医生做戒烟完全是一种志愿行为，如果能以专家组的名义吸纳他人加入，至少是一种名誉上的激励。”然而，曾武涛的热情受到了来自系统内的打压。有人认为戒烟事宜并不急迫，有人则指责40出头的他年资太浅。

这是一门经验科学，也是一个医者的江湖，论资排辈是这个行业的规矩。很多受到汤彦感召的年轻医师，也面临着同样的局面：三十出头的年纪，满怀干事业的热情，却没有获得同行认同，只能单打独斗。“我一直跟他们讲，你们要去动员你的科主任或者说服一个副院长来参与，比如说医院会议由你们科主任来组织，联络工作你来做。他们的实践结果，只能取决于说服能力。”

另一方面，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也是汤彦面临的一个挑战。“我们这么多年来的工作，包括做无烟医院建设、医生教育、少数困难病人免费送药等，只有辉瑞一家企业在支持。”然而，由于中国戒烟市场尚未成熟，辉瑞在中国的戒烟项目正在全面收缩。最近卫生部部长陈竺一直在倡导将戒烟药纳入医保，汤彦认为这个政策惠及不到绝大多数老百姓，“最重要的还是全民免费戒烟。英国就是全民戒烟免费，只是我们国家做不到。”

今年，是汤彦从事戒烟医生的第六年。2月份，她负责的戒烟医师继续教育培训项目获得了政府批文。5月底，由她牵头的华南烟草依赖戒断中心挂牌成立。也许，已经习惯了一路来的磕磕碰碰，在经历了五年的“低潮期”后，她说，这是最好的一年。

今年，也是梁嘉光戒烟成功的第三年。身高一米八的他，体重由过去的125斤增加到了150斤。不过，他早已变成茶色的牙齿，肺部受损的微小血管再也回不来了。医生告诉他，要全部排完体内积聚的尼古丁还需要再等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