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不要给我贴标签

　　

王俊身上有很多光环，去年底获评英国《自然》杂志2012年科学界年度十大人物，他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这一年，王俊36岁，他的身份是华大基因首席执行官、华大基因研究院执行院长。他领导着当今世界最大的基因测序机构。在他的手下，汇聚了一个4000人的团队。这个团队至今已在《自然》、《科学》、《细胞》、《新英格兰医学》等世界顶尖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近百篇论文，王俊个人就发表了60多篇，从而成为世界基因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

证券时报记者 杨兰见习记者 张梦桃

“重构人类对健康的认识，是我们想做的事。”

DNA（脱氧核糖核酸）是染色体的主要化学成分，同时也是组成基因的材料，又被称为遗传微粒。 

王俊说：“万物，只要活着的东西，都有基因。”

2007年，王俊领导的科研团队完成了“第一个中国人基因图谱”，第一次完整地解读了中国人的基因。按照王俊的解释，基于这个基础就可以展开可防、可治、可干预的各类基因检测。

王俊举了一个出生缺陷的例子，他说，唐氏综合征、先天性痴呆、耳聋、心脏病等很多疾病都属于基因缺陷，当孩子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通过抽取妈妈的血液做基因检测，就能够知道这个孩子有没有基因上的毛病。

“基因是最根本的东西，我们就想在最根本的东西上做一些改变，重新去构建人类对健康的认识、对农业的认识、对环境的认识——这就是我们想做的事。”王俊说。

循着这一思路，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华大的战略选择。一个是基于人类健康的基因研究，一个是基于解决人类吃饭问题的农业研究。从组学到产业，从生物信息到应用贯穿，华大基因将建立起九大中心，包括植物育种中心、动物育种中心、生育健康中心、肿瘤中心等。在华大的产业愿景中这样描述其目标：“出生缺陷降低50%，人类寿命延长5岁，农业产量提高10%。”

当记者问及转基因食品问题，王俊表示，华大基因做的不是转基因，是基因的优势组合，就像袁隆平先生做的杂交稻，华大基因的技术是在基因组辅助下的一种分子育种，并不是转基因的概念。

王俊说，现在华大基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把现有的科学发现尽快地社会化，即能够做到老百姓能用。

“大数据大科学正在改变科研模式。”

华大在基因研究上的成就，正在颠覆一些传统的固有观念。传统的科研院所由于投入巨大、成果转化不容易，一般都是由国家进行投资。但现在，华大这样的民营机构不仅在做科研而且活得很好。

按王俊的说法，以往，绝大多数科学产业化过程一般周期很长，五十年、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的时间。但在生物经济领域，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以后，由人类基因组研究开始，生命科学由原来经典的实验科学、作坊式的实验科学变成了工厂式的大数据量的大科学。“这种大科学需要大量的信息技术和IT技术进入，就是进行数据分析处理所有东西，它大大缩短了从一个科学发现到产业化的过程，这就使一个机构同时进行产学研一体化变得可能。”

王俊告诉记者，1990年启动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由美、英、日、德、法及中国6国科学家，用10年时间、花费30亿美元完成了一个人的基因组测序。但2007年华大完成“第一个中国人基因图谱”时，只花了不到3000万元人民币，历时半年。这个速度得益于华大一流的技术平台和庞大的分析人员。

但若是华大仅仅依托其所拥有的全球最大规模的基因测试仪，仅仅只是开展基因测试研究与服务，那么它仍然只是处于生物产业链下游的低端，这也是很多人对华大的一个误读。

“不是单有一堆机器堆在那儿就完了。”王俊解释，虽然读一个人的基因序列变得更加简单，但怎么弄懂它、怎么应用它一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每一台机器产生的数据量最起码要有十个以上的专业人员来分析，所以我们100多台机器就有1000多个专业的信息分析人员。”

王俊举了个有关个体化肿瘤的例子，通过对一个人的基因检测发现他很容易患上某种肿瘤疾病，这样就可以研发出对抗这一病变的个性化的产品，比如某种药品。这种个性化产品的积累反过来又成为科学研究里的一个数据点。

王俊告诉记者，华大基因研究院经费来源一是华大基因每年2-3亿元的研发投入，二是向国家申请科研项目，三是向华大下属企业转让科技成果，下属企业的收益再反哺研究院，从而实现以“产”养“学”、以“产”养“研”。实际上，华大基因通过在全世界范围开展科技合作，已经在产业链上占领了制高点。

这样的企业自然吸引了很多资本的目光，华大对引入资本持一种谨慎态度，但外界盛传公司已得到创投投资并将上市。对此，王俊称华大可能让旗下的一家公司率先上市，具体计划公司会在适当的时间向外发布。

“生物产业比IT业前景大得多。”

虽然将生物产业比作IT业，但王俊认为这个行业的前景远比IT业大得多。“什么事情会比一个人的健康、每天吃什么更重要呢？你可以没有E-mail，你可以没有手机，但你不能没有健康，没有吃的。” 

在王俊看来，2012年华大基因的最大变化，就在于其推动基因组学投入到实际应用中。华大基因旗下的华大健康与全国各地医院合作，开展了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新生儿耳聋基因检测、人乳头瘤病毒检测等基因检测项目。

以无创产前基因检测中的唐氏儿检测为例，唐氏综合征传统诊断法羊水穿刺有一定风险，而基因检测仅需抽取孕妇的血液就可完成，无风险且准确率高。去年一年，华大基因完成了7万多例检测，挽救了1000多个家庭。以每例1000多元算，仅此一项，就为华大创造了上亿元的收入。

但王俊认为，这个速度还太慢。“中国每年有2000万新生儿，产前基因检测这一块如果我们能做到10%，就是200万人，即便我们只做1%，也有20万人，我们现在远远没有做到。”王俊说，如果基因测序像血常规一样成为普通的检测项目，费用会大大降低，市场空间难以想象。

　　王俊说，生物产业才刚刚起步，是一个年轻而充满朝阳的产业，就像当年的IT业，每一个项目都将撬动数以百亿、甚至千亿元计的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杨兰

　　如果问王俊更喜欢当科学家还是企业家？他会告诉你，不要给他贴上科学家或企业家的标签，甚至对“复合型人才”这样的提法，他都表现出敏感和抗拒。

　　而事实上，在与王俊的接触中，你确实很难给他标签化，如果你说他是科学家，那一定会颠覆科学家在你脑子里的既往形象，如果说他是企业家，他似乎又缺少些企业家的圆润。

　　尽管如此，在与王俊的交谈中仍然能让人感觉到，潜意识里他还是更喜欢科学家的身份，院长的称呼显然比首席运营官更对他胃口。5岁上学、16岁上北大、22岁加入世界领先的人类基因组计划、36岁获评世界十大科学人物，这是一份迄今为止堪称辉煌的履历。在他自嘲“笨”或“土鳖”时，自信仍溢于言表，有时甚至有点自负，容不得半点质疑。在记者质疑为何华大是世界一流的基因研究机构时，他会被激怒，并反问：“我们在那么多世界一流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还不能说明吗？”“优秀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是人家认可的！”

　　说这话的时候，他明显有点生气，但很快克制住了。他也坦率地承认自己脾气不好，尤其是专注于某一件事的时候，比如在科研中的关键关头，容不得有人打扰。“所有人都知道那个时候不能打扰我。”他笑言因为自己脑袋笨，所以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王俊同样有亲和的一面，在华大，很多人直呼其名，也有叫他王老师、王总、俊哥，喜爱运动的他常和员工们打篮球、登山。

　　这种直率的个性会让人想起暴脾气的苹果公司灵魂人物乔布斯。乔布斯有着强烈的完美主义倾向，正是这种对完美的坚持以及不妥协成就了乔布斯，成就了苹果的地位。联想的柳传志曾评论乔布斯说“管理者应该是串起珍珠的线，但乔布斯本身就是一颗大珍珠”。

　　王俊对自己的要求似乎不仅仅是做一颗大珍珠，他还要做串起珍珠的线。他说他要求华大的干部要过六关：官、产、学、研、资、媒。官指政府，要对国家的政策法规以及政府关系了然于胸；产是产业，了解产业并有一定的前瞻性；学是教学，能担当师长的角色；研是科研，有科研的能力；资是资本，包括资金和资源；媒是媒体，学会并善用媒体。

　　显然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王俊自己也在努力践行。他相信很多东西背后的逻辑都是一样的，“管理学的逻辑和做科学的逻辑、做产业的逻辑是相通的，它们并非完全隔绝。”

　　然而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王俊会把自己的精力偏重于科研还是管理？他说，他不会刻意去区分什么时间该做什么，有时他会和很多科学家去讨论如何攻克某一个科研难题；有时他需要到医院和院长谈合作，涉及收费和利益分配等细节；有时他需要和代理商和供货商谈判；有时需要去和政府部门打交道。

　　“我只是在这个链条当中发现一些关键点和节点，首先是整体把控，然后在关键点和节点上需要我去做努力的我就会去做。”

　　当问到王俊最喜欢的一本书时，他脱口而出《梵高传》。梵高是一个用生命作画的画家，对绘画的追求有着某种程度的偏执。同样，乔布斯也被人称为偏执狂。或许，当天才专注于某种事物时，这种偏执精神使他们更易于出成果。

　　但你若试图挖掘王俊的天才基因时，他会告诉你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小时候和别的孩子一样，并没有对生物学表现出很特别的兴趣，也没有立志要当一个科学家，甚至在16岁考上北大生物系之后，觉得生物学也挺没意思，所以才去攻读数学和计算机两个专业。

　　回忆自己的16岁，王俊说那时的他认为自己已经是大人。“我10岁就想离开家了。”他说，少年时期的他只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想和家人一样，我想做点和他们不一样的事。”甚至时至今日他也“没想过自己会走上这样一条路，一切都不过是机缘巧合”。

　　少年得志，青年有为。一路走来，王俊似乎一直在试图证明自己，证明自己在科研上的能力，在管理上的能力，在每一件事上的把控能力。王俊说，30岁以前的自己像一个滚筒里的老鼠，越滚越快，越快越滚，无论是上学、当教授、发表高水平论文、获得各种荣誉的时间都比较早，日子就像短跑一样。30岁以后，他忽然明白了无论事业还是人生都是一场马拉松，要走好一点走长一点，才能做更多对社会有益的事。

　　“千年之后，人们不会因为你的财富而记住你，也不会因为你发表了多少篇论文记住你，一定是因为你对这个社会做了些有益的事才记住你。”王俊强调，他只是一个想对这个社会做点有用的事情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