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规模亚洲人群的癌症风险评估

　　

来自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校区)、新加坡国家癌症中心(NCCS)、马来西亚癌症研究中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 Singapore)、马来亚大学、剑桥大学、A*STAR新加坡基因组研究所(GIS)和其他机构的临床科学家和科学家团队，对亚洲人群中的BRCA1和BRCA2(乳腺癌基因1和2)携带者进行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研究，并对该人群进行了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评估。该研究结果发表在《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Western Pacific》杂志上，将更好地指导亚洲BRCA1和BRCA2突变患者的临床管理。

乳腺癌是新加坡女性最常见和最主要的癌症死亡原因，而卵巢癌在同一群体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中排名第六。作为新加坡国家精准医学计划的一部分，2022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新加坡每150人中就有1人受到与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相关的基因突变的影响。全球估计表明，3-5%的乳腺癌和10-15%的卵巢癌是由这些基因突变引起的。BRCA1和BRCA2基因是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中最常见的受影响基因，携带者患这些癌症的风险较高。

然而，对BRCA1和BRCA2携带者的大规模研究只在主要是欧洲血统的人群中进行。考虑到其他基因和生活方式因素也会影响BRCA携带者的癌症风险，而这些因素在亚洲人与欧洲人之间是不同的，因此亚洲BRCA携带者的癌症风险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亚洲BRCA1和BRCA2携带者的临床管理可以得到改善，因为迄今为止仅对该队列进行了4项小规模研究。需要更多的信息来指导对亚洲血统BRCA1和BRCA2携带者的主动护理和监测。

为了解决这一迫切的临床需求，一个由临床科学家、科学家和遗传咨询师组成的多学科团队研究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572个BRCA1和BRCA2突变家庭的临床数据。家庭成员年龄在20岁至79岁之间，有华裔、印度裔和马来族。在1121名BRCA1携带者中，分别有144名和65名被诊断患有乳腺癌和卵巢癌。在1275名BRCA2携带者中，152人被诊断患有乳腺癌，19人被诊断患有卵巢癌。统计分析用于估计携带者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他们还根据种族、地点和出生队列进行了比较。

重要发现

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显率或这些携带者患乳腺癌的可能性有所增加，其中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增加最多。这种增长很可能是由城市化和生殖模式的变化引起的。研究中所有种族的乳腺癌发病率在55岁时最高，之后下降。

该研究还强调，新加坡BRCA1和BRCA2携带者的癌症发病率与西方人群相似。其中蓝线、蓝圈和蓝方分别代表美国亚裔、马来西亚华裔和新加坡华裔的累积风险，橙线、橙圈和橙方分别代表英国亚裔、马来西亚华裔和新加坡华裔的累积风险。

新加坡华裔BRCA1和BRCA2携带者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累积风险与美国亚裔相似(美国约37%的东亚人)，但高于马来西亚华裔。在新加坡，印度BRCA1和BRCA2携带者的累积风险与在英国的亚洲人相似(在英国约有47%的南亚人)，但与来自马来西亚的印度人相比更高。

对临床管理的启示

这项研究的发现为估计亚洲携带者的癌症风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框架，允许对这一人群的临床管理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法。《美国医学会肿瘤学》(JAMA Oncology) 2024年2月刊的一篇社论支持这一观点，该社论认为，技术的进步使得BRCA1和BRCA2携带者的识别变得更容易、成本更低，从而允许实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美国33个癌症中心联盟)概述的癌症风险管理策略。这包括25岁时的临床乳房检查和乳房核磁共振成像，30岁时的乳房x光检查，降低风险的手术和治疗干预。在同一问题上，一项对北美和欧洲2488名女性的研究表明，与不进行MRI监测相比，对女性BRCA1携带者进行MRI监测与乳腺癌死亡率显著降低相关。另一项对4332名BRCA1或BRCA2携带者的研究表明，卵巢切除术与全因死亡率的显著降低有关。

BRCA1和BRCA2携带者的早期干预包括基于个体风险的筛查选择，以在最早、最可治疗的阶段发现癌症，以及降低风险的措施，如治疗性干预(抗雌激素治疗、他莫昔芬等)和预防性手术(乳房切除术、输卵管切除术和卵巢切除术)。共同资深作者，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李光前医学院基因组医学副教授，NCCS癌症遗传学服务负责人Joanne Ngeow说：“最近的研究表明，BRCA1和BRCA2基因携带者比以前认为的更常见，而这项研究强调，携带者在新加坡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与西方国家一样高。应该考虑进行基因检测，以便及早识别携带者，从而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并实施定期监测和降低风险措施等早期干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