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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媒体情感极化内容泛滥影响民主的背景下，研究人员开展 “接种” 干预有效性研究。通过 6 项英美在线调查实验发现，该干预能减少自我报告的对极化刺激的参与，但对参与者书面文本无显著影响，为应对信息极化提供了新方向。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交流观点的重要平台。然而，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悄然浮现：情感极化内容在社交媒体上肆意传播。这些内容往往由恶意行为者制造，他们利用人们的群体认同感，煽动对立情绪，破坏民主进程。比如在 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期间，大量不实和极端的党派内容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影响了选民的判断。还有 2020 年美国大选后，落选候选人无端指责选举存在舞弊行为，相关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传播，甚至引发了暴力事件。这一系列事件让人们深刻认识到，社交媒体上情感极化内容的传播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以色列本 - 古里安大学（Ben - Gurion University of the Negev）、德国波茨坦大学（University of Potsdam）和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Fintan Smith、Almog Simchon 等人展开了深入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Communications Psychology》杂志上。
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关键技术方法来开展这项研究。在实验设计方面，通过在线调查的方式，构建了不同的实验场景。在样本选取上，从英国和美国招募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参与者，涵盖不同政治立场和社会背景。同时，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借助极化词典，对参与者的文本进行分析，以评估情感极化程度。
实验 1 - 3：接种干预对自我报告参与度的影响
研究人员首先进行了实验 1 - 3，旨在探究接种干预对自我报告参与极化刺激的影响。在实验 1 中，以英国脱欧为背景，研究人员通过第三方在线面板提供商招募了 760 名确定为 “脱欧派” 或 “留欧派” 且曾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过政治内容的参与者。实验采用 2（视频条件：接种或对照；组间设计）×2（标题类型：情感极化（贬损性）或非贬损性；组内设计）混合设计。参与者观看接种视频或对照视频后，对不同类型的标题进行点击可能性、分享可能性等评价。结果发现，接种成功降低了总体自我报告的参与度，但参与者对非情感极化标题的参与度显著高于情感极化标题，且未观察到预期的干预条件和标题类型的交互作用。
实验 2 在实验 1 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同样招募了 864 名符合条件的参与者。对接种视频和刺激标题进行了调整，纳入了极化词典中的词汇。重复实验后，得到了与实验 1 相似的结果，接种显著降低了对情感极化政治内容的参与度，且参与者对问题极化内容的参与度更高，认知反射分数对参与度无显著影响，干预条件和刺激类型也无显著交互作用。
实验 3 则将样本和极化问题聚焦于美国的罗诉韦德案（Roe vs. Wade）。研究人员从美国代表性样本中招募了 1652 名参与者，采用文本形式的接种干预，并使用从社交媒体上选取的真实标题。实验结果与前两个实验有所不同，接种干预不仅降低了分享极化新闻的总体倾向，而且在减少对情感极化新闻项目的参与可能性方面表现出显著的交互作用，即接种对情感极化内容的干预效果更明显。
实验 4 - 6：接种干预对参与者书面文本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究接种干预的效果，研究人员开展了实验 4 - 6，重点考察接种干预对参与者书面文本中情感极化语言使用的影响。在实验 4 中，研究人员招募了 599 名美国参与者，让他们在观看视频后，就堕胎及其在美国的法律地位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文本分析评估情感极化程度，结果发现接种干预及其与政治关联的交互作用均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
实验 5 和实验 6 对实验 4 进行了拓展和重复。实验 5 中，参与者根据自己的堕胎立场（支持生命或支持选择）被预先筛选，然后对与自己立场相反的社交媒体帖子进行评论。实验 6 中，参与者同样被预先筛选立场，但直接分享自己的观点，不展示反态度信息。然而，这两个实验的结果与实验 4 一致，接种干预对参与者书面文本中的情感极化语言使用没有显著影响。
综合来看，研究结果表明，接种干预在降低自我报告的通过点击或分享参与在线情感极化内容方面是有效的，但在减少产生情感极化文本方面效果不佳。这一研究为理解社交媒体上情感极化内容的传播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未来开发更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了参考。同时，研究结果也提示，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将接种干预的效果扩展到实际的社交媒体行为中，以及如何更好地设计干预措施，以同时影响内容的消费和创造。此外，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如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调查设计，无法确定接种效果的持久性和生态效度，且实验中不同形式的参与代表了不同的认知过程，可能影响干预效果。但尽管如此，该研究依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