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超越饥饿”：加拿大慈善食品模式对健康影响的再审视与结构性不平等探讨

《Canad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Response to: Beyond hunger: The health costs of Canada’s charitable food model

本刊推荐Yuan和Gokal关于加拿大慈善食品模式健康成本的评论，以及Mercille等人的回应。研究者基于对首次食品援助使用者队列（Pathways研究）的数据，指出饮食不平等在获得食品援助前已存在，并强调食品不安全人群采用复杂策略（包括非法行为）的现实。研究呼吁关注政治经济结构对食品不安全的驱动，而非仅讨论慈善食品系统的营养改善。

　　

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发达国家，饥饿问题依然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并主要通过慈善食品模型（charitable food model）来应对。食品银行（food bank）和社区食品援助项目成为无数家庭的食物来源，但这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质疑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和健康影响。Yuan和Gokal（2025）在《Beyond hunger: The health costs of Canada's charitable food model》一文中指出，加拿大的慈善食品模式可能带来了隐藏的健康代价，不仅未能消除饥饿，反而可能加剧了营养不平等（nutritional inequalities）和结构性不平等（structural inequalities）。

针对这一评论，由Genevieve Mercille、Emma Teasdale和Federico Roncarolo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在《Canad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发表了回应。该团队基于他们在魁北克省开展的“Pathways研究”（The Pathways Study）——一项针对首次使用食品援助人群的队列研究（cohort study），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数据。他们的研究不仅揭示了食品不安全（food insecurity）与饮食模式（dietary patterns）之间的复杂关联，更将讨论引向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问题。

为开展这项研究，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队列研究设计，招募了来自魁北克省农村、半城市和城市地区的新注册食品援助使用者作为研究对象。关键方法包括使用食物频率问卷（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 FFQ）评估参与者过去12个月的习惯性饮食摄入，并通过对食品捐赠项目使用情况的跟踪，分析食品援助与其他社区社会援助项目（community-based social assistance programs）的使用趋势。数据分析侧重于揭示食品不安全状态与饮食模式之间的关联，并识别人群在极端情况下可能采取的非正统食品获取策略（unorthodox food acquisition practices）。

数据不支持参与者的饮食主要来自食品项目

研究数据显示，参与者在注册食品捐赠项目后平均2.1个月才接受饮食调查，而饮食摄入数据反映的是过去12个月的习惯性消费。这表明，在获得食品援助之前，由食品不安全导致的营养不平等已经出现。这一发现挑战了将慈善食品系统作为解决饮食不平等主要手段的普遍认知，强调食品不安全对健康的影响具有累积性和提前性。

食品不安全人群采用复杂动态的食物获取策略

研究表明，面临食品不安全的人群会采取一系列复杂且动态的策略来获取食物，包括分享食物、自己种植、依靠亲友、运用预算技巧等。在极端情况下，这些策略可能延伸至乞讨、盗窃或危险性行为等侵犯尊严权的非法或高风险行为。这揭示了食品不安全不仅是饥饿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基本权利和社会排斥的复杂社会现象。

必须承认政治经济结构对食品不安全的驱动作用

作者强调，要真正解决营养不平等，需要认识到不公平、不公正和排斥性机制的作用，这些机制由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商业实体持续推行。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慈善食品系统本身能否改善营养环境，而在于一个深刻的矛盾：企业食品部门一方面因抗击饥饿受到赞誉，另一方面却掌控着导致食品不安全的关键驱动因素。这种结构性视角将讨论从个体行为干预转向了对商业健康决定因素（commer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和食品企业权力的批判。

综上所述，Mercille等学者的回应不仅澄清了其原有研究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将公众讨论引向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分析。他们指出，慈善食品模式或许能缓解暂时的饥饿，但无法解决导致食品不安全的根本原因。真正的解决方案在于挑战和改变那些由强大政治经济力量所维持的不公平机制，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充足、营养且有尊严的食物。这项研究为加拿大乃至全球公共健康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启示：应对食品不安全必须超越传统的饥饿救济思维，转向解决其背后的结构性驱动因素，才能真正实现健康公平（health equ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