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心态对精神障碍患者自我污名化及幸福感的长远影响

《Applied Psychology: Health and Well-Being》：Longitudinal impact of mental health mindsets on self-stigma and well-being among individuals with mental disorders

本研究通过纵向追踪235名精神障碍患者，发现成长型思维能显著降低自我 stigma，并间接提升PERMA模型中的积极情绪、投入度、人际关系、意义感和成就感。路径分析显示，自我 stigma完全中介成长型思维与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心理弹性的作用机制。研究为设计基于认知重构的干预方案提供了实证支持。

　　本研究探讨了个体在面对心理障碍时，是否可以通过培养成长型心理（growth mindset）来降低自我污名（self-stigma），从而提升整体幸福感。研究对象为235名患有心理障碍的个体，他们在一年内分两次填写问卷（T1和T2）。通过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发现，T1时的成长型心理与T2时的较低自我污名及更高的幸福感相关。幸福感包括积极情绪、投入、人际关系、意义感和成就五个维度。此外，通过Bootstrap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成长型心理通过减少自我污名间接促进幸福感的机制。这些结果在理论上说明了成长型心理对减轻自我污名和提升幸福感的积极作用，并指出其影响具有长期性。在实践层面，研究建议心理卫生组织应提供基于证据的干预措施，并创造支持成长型心理发展的系统性环境，以帮助心理障碍患者更好地应对心理挑战，改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状态。

### 自我污名与幸福感的关系

自我污名是指个体将社会对心理障碍的负面看法内化为自身的负面认知（Chan & Mak, 2014, 2017）。心理障碍患者在面对持续的社会歧视和贬低时，容易产生自我污名，进而影响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和自尊（Corrigan et al., 2011）。自我污名会导致个体产生负面自我评价，认为自己不如他人，甚至感到羞耻和内疚（Wang et al., 2023）。为了掩饰这种污名，他们可能会减少社交互动，远离社会活动，这会限制他们获取生活机会，降低社区参与度（Yip et al., 2023）。

研究显示，自我污名会对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根据PERMA模型，幸福感包括五个方面：积极情绪、投入、人际关系、意义感和成就（Seligman, 2011）。自我污名会削弱个体的积极情绪，增强负面情绪体验（Wang et al., 2023）；它还会降低个体的投入程度，减少他们参与有意义活动的意愿（Yip et al., 2023）；在人际关系方面，自我污名可能增加社交焦虑，使个体更倾向于回避社交互动（Chan & Lam, 2018）；意义感方面，自我污名可能引发存在危机，削弱个体对生活的目标感（Yip et al., 2023）；在成就方面，自我污名可能降低个体的乐观情绪和主动追求目标的动力（Corrigan et al., 2016）。因此，自我污名不仅损害了个体的心理健康，还限制了他们实现个人潜能和满足感的能力。

### 心理健康信念与自我污名及幸福感的关系

心理健康信念是指个体对心理障碍的可变性、持续时间和后果的看法（Zhu et al., 2022）。固定型心理（fixed mindset）认为心理障碍是不可改变的，可能源于实体理论（entity theory）的观念，即心理障碍是静态的、不可逆转的（Schroder, 2021）。这种信念可能导致个体将心理障碍视为个人失败，从而加剧自我污名（Schroder, 2021）。相反，成长型心理则基于增量理论（incremental theory），认为心理障碍可以通过适当的资源和支持得到改善（Schroder, 2021）。这种信念有助于减少自我标签化，降低负面刻板印象的内化（Zimmermann et al., 2020），并促进一种以康复为导向的自我认同，增强自我赋权和自我接纳（Chan & Mak, 2016）。

成长型心理不仅有助于个体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还增强了他们面对心理挑战时的适应能力。他们更可能相信“我正在从心理障碍中康复”，从而保持对康复的希望和乐观（Zimmermann et al., 2020）。这种信念会激励他们主动参与心理治疗、康复服务、自我照顾和寻求社会支持（Zimmermann et al., 2020），并且在遭遇挫折时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和恢复力（Schroder, Kneeland, et al., 2019）。随着成长型心理的持续发展，个体不仅能建立更积极的自我认同，还能增强对自我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感知，从而提升整体幸福感（Chan & Mak, 2016）。

### 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纵向设计，通过两次评估（T1和T2）追踪个体的心理健康信念、自我污名和幸福感的变化。参与者来自香港四家专注于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非政府组织（NGOs），通过这些组织的宣传招募。研究对象需符合DSM-5心理障碍诊断标准，并且能够使用中文进行书面和阅读。排除了有神经认知障碍或智力残疾、以及近一个月内住院的个体。所有数据均通过NGOs的医疗记录审核确认。

研究使用问卷收集数据，包括心理健康信念、自我污名和PERMA模型的五个维度（积极情绪、投入、人际关系、意义感和成就）。在T1时，心理健康信念采用修改后的4项成长型心理量表（Babij et al., 2023；Dweck, 2006；Zhu et al., 2022），参与者对每个项目进行6分制评分（从“强烈不同意”到“强烈同意”）。自我污名则采用内部化心理疾病污名量表（Ritsher et al., 2003）的19项子量表，包括刻板印象、疏离感和社会退缩，采用4分制评分（从“强烈不同意”到“强烈同意”）。幸福感的五个维度均使用PERMA-Profiler量表（Butler & Kern, 2016）的相应子量表进行测量，采用11分制评分（从“从不”到“总是”）。

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皮尔逊相关分析和路径分析。缺失数据通过全信息最大似然法（FIML）进行处理，模型拟合度通过比较拟合指数（CFI）、特克勒-路易斯指数（TLI）、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RMR）和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评估。研究发现，T1时的成长型心理与T2时的自我污名呈显著负相关，且通过减少自我污名间接影响T2时的幸福感各维度。Bootstrap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这种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成长型心理通过降低自我污名，对积极情绪、投入、人际关系、意义感和成就具有显著的间接促进作用。

### 研究结果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成长型心理对心理障碍个体的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具体而言，T1时的成长型心理与T2时的较低自我污名和更高的幸福感各维度相关。这说明，当个体认为心理障碍是可变和可控的，他们更少地内化社会对心理障碍的负面看法，从而减少自我污名。这种减少的自我污名又进一步促进了个体的积极情绪、投入、人际关系、意义感和成就。成长型心理不仅有助于个体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还增强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和对康复的信念，使他们更愿意采取积极行动改善心理健康状况。

自我污名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也得到了验证。研究发现，T1和T2时的自我污名均与幸福感各维度呈显著负相关。这表明，自我污名会削弱个体的积极情绪，降低他们的投入和参与度，影响人际关系质量，削弱他们对生活的意义感和成就感。因此，减少自我污名是提升心理障碍个体幸福感的关键。

此外，研究发现成长型心理通过减少自我污名间接促进幸福感。这可能是因为成长型心理使个体能够将心理障碍视为一种可以改善的挑战，而非不可改变的缺陷。这种认知转变有助于他们减少负面自我评价，增强对康复的信心，并积极寻求支持和资源。通过这种方式，成长型心理不仅降低了自我污名，还增强了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和希望感，从而提升了整体幸福感。

### 实践意义与建议

本研究的结果对心理卫生服务的实践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心理卫生组织应致力于培养个体的成长型心理，以帮助他们减少自我污名，提升幸福感。可以通过提供基于证据的干预措施，如心理教育、认知重构和接纳与承诺疗法（ACT）等，来促进成长型心理的发展。心理教育可以帮助个体了解大脑的可塑性和心理障碍的可变性，从而改变他们对心理障碍的固定看法（Babij et al., 2023）。认知重构可以帮助个体从“心理障碍是不可改变的”转向“心理障碍是可管理的”，并避免自我归因（Hoyt & Burnette, 2020）。接纳与承诺疗法则可以帮助个体以非评判的方式接受心理障碍带来的挑战，同时坚持其长期目标和价值观（Kao et al., 2024）。

其次，心理卫生服务应注重系统性环境的构建，以支持个体的成长型心理发展。系统性环境包括组织文化、服务模式和资源可及性。心理卫生组织应优先采用以个人为中心、以优势为基础和以康复为导向的服务模式，如个性化护理计划（Adams & Grieder, 2005）和以优势为基础的康复小组（Green et al., 2013）。这些服务模式应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实施，以确保能够有效促进个体的成长型心理，同时避免将责任归咎于个体自身（Burnette et al., 2022）。

最后，研究结果还提示，心理卫生服务应关注个体与系统环境的互动。成长型心理的发展不仅依赖于个体自身的信念和行为，还受到社会支持、服务资源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因此，心理卫生组织应努力营造一个包容、支持和鼓励成长型心理的环境，使个体能够更好地应对心理障碍，实现个人潜能和生活质量的提升。

###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所有变量均通过同一方法测量，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common-method variance），这可能影响变量之间的关联性。其次，研究依赖于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即个体可能倾向于报告更积极或更符合社会期望的结果。因此，未来研究应采用多方法和多来源的数据收集方式，以提高研究的效度。

此外，本研究样本主要由患有抑郁、精神分裂、双相障碍和焦虑障碍的个体组成，这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未来研究应纳入更多不同心理障碍类型，以验证成长型心理对各类心理障碍个体的适用性。另外，本研究仅包括中国参与者，且女性占大多数，这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多样性。未来研究应招募更具代表性的样本，包括不同种族和性别群体，以更好地反映心理障碍人群的广泛情况。

最后，本研究采用的是两波数据收集设计，这可能无法充分评估自我污名与幸福感之间的多层中介过程。未来研究可采用三波交叉滞后设计（cross-lagged panel design），以更准确地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此外，研究数据为相关性数据，无法确认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研究应采用实验或干预设计，以进一步验证成长型心理对自我污名和幸福感的因果影响，并探索其心理机制。

###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成长型心理在降低心理障碍个体的自我污名和提升幸福感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这种影响不仅在短期内显著，而且具有长期性，表明早期培养成长型心理可以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持续的正面影响。理论层面，研究结果支持了成长型心理在心理障碍康复中的重要性，并提供了新的视角来理解自我污名对幸福感的影响。实践层面，研究建议心理卫生组织应通过个体干预和系统性支持，共同促进成长型心理的发展，以改善心理障碍个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成长型心理对心理障碍不同维度的影响，包括心理症状的缓解和整体生活质量的提升。同时，应关注成长型心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广泛适用性。此外，研究应采用更复杂的分析方法，如结构方程模型（SEM）和纵向数据分析，以更全面地揭示成长型心理与自我污名及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最终，通过深入理解成长型心理的作用机制，心理卫生组织可以更有效地设计和实施干预措施，以支持心理障碍个体的康复和生活质量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