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与精神健康：基于人际不信任、睡眠与自我形象的长时期中介机制分析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Adolescent social media use and psychiatric outcomes: a longitudinal mediation analysis via interpersonal distrust, sleep, and self-image

本研究针对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SMU）与精神健康关联机制不明的现状，通过英国千禧年队列数据（N=8,913）开展纵向中介分析。研究发现，11岁时的SMU通过14岁时的人际不信任、晚睡和负面自我形象，间接导致17岁时的心理困扰（Kessler-6量表）及精神问题（抑郁/焦虑诊断、自伤、自杀倾向）。中介路径存在性别差异，人际不信任路径仅对女性显著。研究为SMU的长期心理影响提供了机制证据，提示需针对信任构建、睡眠卫生和身体形象干预。

　　

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已成为青少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却始终充满争议。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社交媒体使用（SMU）与青少年抑郁、焦虑等问题的关联，但多数研究局限于短期观察或横断面设计，难以揭示其长期作用机制。更关键的是，社交媒体究竟通过哪些心理路径影响青少年发展？是否存在性别特异性？这些问题仍未得到充分解答。为此，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Dimitris I. Tsomokos团队利用千禧年队列研究（Millennium Cohort Study）的大规模纵向数据，开展了一项跨越6年（11岁至17岁）的中介分析研究，成果发表于《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为系统揭示SMU与精神健康的关联路径，研究团队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以11岁时的SMU频率为起点，考察14岁时的人际不信任、就寝时间（time-to-sleep）和身体形象自我评价（self-perception of physical appearance）三个中介变量，如何影响17岁时的心理困扰（Kessler-6量表）、内化/外化问题（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及精神问题（抑郁/焦虑诊断、自伤、自杀企图）。研究严格控制了性别、种族、家庭收入、母亲教育水平、母亲心理状态及7岁时基线精神健康等混杂因素，并通过多重插补处理缺失数据，确保结果的稳健性。

主要研究结果

1. 心理困扰（Kessler-6量表）的中介路径

SMU通过人际不信任（标准化αβ=0.004, p=0.02）、晚睡（αβ=0.010, p<0.001）和负面自我形象（αβ=0.012, p<0.001）显著间接预测17岁时的心理困扰。其中，人际不信任路径仅对女性显著（女性：αβ=0.019, p=0.033；男性：αβ=0.006, p>0.05），而睡眠与自我形象路径在两性中均成立。SMU对心理困扰的总直接效应不显著，说明中介效应为完全 mediation。

2. 内化/外化问题的性别特异性路径

对于内化问题（情绪与同伴关系），人际不信任路径仅对女性显著；而对于外化问题（行为与注意力问题），晚睡路径对男性更具预测力。这表明SMU对不同类型精神问题的影响存在性别分化机制。

3. 精神问题（抑郁/焦虑、自伤、自杀）的潜在变量分析

通过潜在变量模型验证，SMU仍通过上述三条中介路径间接提升精神问题风险，其中人际不信任路径再次仅对女性显著（αβ=0.005, p=0.041）。自杀企图的粗比值比（OR=1.75）最高，且在调整混杂后仍显著（OR=1.34, p=0.002），凸显其与SMU的紧密关联。

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首次在长时期框架下揭示人际不信任作为SMU影响女性青少年精神健康的关键中介路径，佐证了“社会安全理论”（Social Safety Theory）的适用性——即社交媒体可能通过破坏青少年的社会安全感（表现为信任缺失），进而引发心理病理变化。同时，晚睡和负面自我形象作为跨性别的普适路径，与既有研究一致。

研究的公共健康意义在于指出：针对早期青少年的SMU干预，需差异化聚焦于信任促进（尤其对女性）、睡眠卫生强化和身体形象建设。此外，SMU的“量”虽未直接导致精神问题，但其“质”（如被动浏览、社会比较）可能通过上述中介机制发挥作用，未来需结合使用类型深入解析。

局限性包括自报告数据的偏差、SMU测量单一（未区分主动/被动使用）、以及未控制中介变量的基线水平。然而，作为一项基于全国性队列的严谨分析，该研究为理解数字环境与青少年发展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关键证据，也为后续干预实验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