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拉丁美洲小规模渔业社区的生存威胁与前景：对冲突与海洋不公正现象的系统性回顾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Threats and prospects for the viability of small-scale fishing communities in Latin America: A systematic review of conflicts and blue injustices

蓝色经济背景下拉丁美洲沿海小规模渔业社区冲突与应对策略研究。基于73个案例的系统文献分析，揭示主要冲突类型包括蓝色经济项目（如大规培、旅游、港口等）竞争、渔业内部矛盾、保护区政策及渔业法规问题。 Distributive（资源分配）与社会（权力失衡）不公为主要形式，应对策略涵盖社会动员、立法调整、产权干预等。

　　在拉丁美洲，沿海的小规模渔业社区（SSF）正面临着日益加剧的冲突与不公。这些社区在努力维持自身生存能力的同时，需要应对多种海洋用途之间的竞争、严格的政策限制以及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本文旨在识别并分析影响这些社区的冲突类型与不公现象，并探讨这些社区为应对不公所采取的策略。通过系统文献综述，我们共收集了73个案例研究，发现主要的冲突类型包括（i）特定蓝色经济倡议（如大规模水产养殖、旅游业、港口等）；（ii）渔业部门内部的冲突；（iii）保护政策；以及（iv）渔业政策与法规。分配性与社会性不公是影响SSF的主要不公类型，涵盖对空间和资源的有限访问、不同行为者之间的权力失衡和歧视。然而，我们的综述也揭示了一些策略，这些策略被用于转化影响SSF的冲突和不公。这些策略包括积极的社会动员、立法与法规的改变、产权干预、参与咨询委员会、补偿或缓解措施、诉讼以及基础设施与技术倡议。我们讨论了小规模渔民的能动性和集体行动在拉丁美洲的作用，并强调这些社区并非仅仅是冲突与不公的被动受害者。相反，他们的抵抗对于应对蓝色不公和实现更加公平与可持续的渔业治理至关重要。

小规模渔业在全球范围内对不同社区的生计、福祉和文化认同起到了关键作用。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渔业组织（WorldFish）2023年的数据，全球约有94%的捕鱼者从事捕捞渔业，其中大多数为小规模渔业从业者。小规模渔业不仅对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还在减少贫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这些社区往往处于边缘地位，面临冲突与不公的挑战，同时在全球环境变化、市场波动以及政治冲突的背景下，变得更加脆弱。这突显了深入了解小规模渔业并提升其生存能力的紧迫性。

渔业冲突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近年来，涉及小规模渔民的冲突似乎有所增加。渔民们正在积极反对那些对其生计和福祉构成重大社会、经济和环境威胁的活动和资源利用。例如，大规模水产养殖、旅游业和港口建设等蓝色经济活动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与此同时，有关“蓝色正义”（blue justice）的研究领域也因这些冲突而兴起。蓝色正义的概念强调所有个人和社区都有权享有健康、富有生产力和可持续的海洋环境，确保沿海居民在海洋和沿海资源的获取、使用和管理方面得到承认、公平对待和充分参与。蓝色正义的讨论还被用来推动海洋和沿海治理的转型，以实现小规模渔民对海洋发展的公平参与。

在可持续性和自然资源管理的理论视角中，关于环境冲突的产生及其作用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采用冲突转化方法（conflict transformation approach），认为冲突是社会-生态关系中固有的现象。与某些观点不同，我们并不认为冲突是负面的、反生产力的或必须从管理中消除的。相反，冲突被视为推动变革的潜在催化剂。具体而言，冲突可以促进社会变化，推动解决不公，增强小规模渔民的能动性，并有助于解构现存的权力结构和关系。然而，冲突并不必然导致变革。有时，它们甚至可能强化环境退化和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边缘化。同时，冲突的缺失也不一定意味着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它可能仅仅表明某些声音被忽视或压制。

蓝色不公和冲突通常通过个体或群体的动员表现出来，这些动员往往是对被认为具有负面社会影响的环境威胁的回应。沿海和海洋冲突通常发生在地方层面，受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然而，这些冲突也超越了地方社区和国家边界，需要跨国和全球治理框架来支持和加强国家及地方的举措。鉴于对冲突和蓝色不公日益增长的关注，现在有机会通过学习和识别路径，来应对这些挑战并推动小规模渔业向更具生存能力和公平性的方向发展。然而，不幸的是，许多关于环境冲突的研究仅关注冲突的驱动因素，而对如何通过自下而上的转变来应对这些挑战知之甚少。

在本文中，我们特别关注拉丁美洲。据估计，该地区有630万人直接或间接依赖小规模渔业。在2022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至少产生了三百万个相关就业机会。然而，由于许多国家存在大量的非正式经济活动和缺乏渔业统计数据，小规模渔业的实际参与人数可能被低估。拉丁美洲的小规模渔业社区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威胁往往出现在贫困和/或高脆弱性的背景下，这与其经济状况和对公共服务的有限获取有关。在该地区对小规模渔业和蓝色经济的初步评估中，已经识别出多个脆弱性来源，包括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减少、海洋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分配不公，以及小规模渔民在治理过程中的被排除。

拉丁美洲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损失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同时，该地区在自然贡献的获取方面也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包括渔业。这些不对称性因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而加剧。此外，该地区小规模渔业的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如制度薄弱、法律不完善以及精英阶层的控制，这些因素持续加剧社会不平等，并使该行业变得不可见。自1990年代以来，尽管有民主化努力，但有限的参与政策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了众多社会-环境冲突。

考虑到上述背景，拉丁美洲是研究冲突转化和蓝色正义倡议的理想地点。然而，这些概念在该地区的讨论尚属新兴（见Gerhardinger等人，2022；Márquez-Pérez，2022b；Anbleyth-Evans等人，2022；Ferreira和dos Santos Quinamo，2022，见有关蓝色正义的专门文集）。现有的大部分文献与政治生态学的讨论相关，如环境正义（Hernández Vidal等人，2023；Leff，2021；Martinez-Alier等人，2016）。然而，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农村社区或原住民群体，对沿海生态系统和小规模渔业关注较少，这也正是本文试图弥补的空白。本文的目标是（1）识别并分析影响拉丁美洲沿海小规模渔业社区的冲突和不公类型；（2）调查这些社区为应对不公所采取的策略，以增强小规模渔业的生存前景。

本文的分析基于对拉丁美洲小规模渔业相关正义和冲突的同行评审文献的系统综述，遵循“系统综述和元分析的推荐报告项目”（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PRISMA）的综述协议。研究是在2024年3月通过Scopus和Web of Science进行的，考虑到非英语科学文献的重要性（Amano等人，2023），综述还包括了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文献。我们还努力包括更多拉丁美洲期刊的数据库，如Latindex和Scielo。然而，由于搜索系统在技术特征和范围上的差异，我们未能获得高召回率和精确度的结果。因此，我们决定专注于Web of Science和Scopus，并根据作者的知识添加了一些特别相关的参考文献。

搜索结果得到了485篇文献，其中Scopus收录了254篇，Web of Science收录了231篇，其中有167篇是重复的并被剔除。所有参考文献均被导出至Zotero进行索引，并被导入Covidence进行筛选。纳入标准包括：（a）以案例研究形式进行的文献，无论其是否以任何语言发表；（b）描述了对沿海和海洋区域的小规模渔业社区产生明显冲突或任何类型的不公；（c）研究是在拉丁美洲国家进行的，这些国家拥有沿海地区（如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智利、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海地、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排除标准包括：（a）仅描述渔业状况、特定鱼类的地方生态知识、海洋保护区管理或渔业治理（除非明确作为冲突来源）；（b）大规模渔业或内陆渔业的研究。此外，那些以保护主义者为导向的人类-野生动物冲突也未被纳入研究。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研究提及了这些冲突，但它们并未被纳入本文的分析中。

综述的文献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案例研究，涉及各种冲突类型和不公形式。在73个案例中，有106个冲突被报告，其中最常见的是与蓝色经济部门发展相关的冲突（占33%），包括大规模水产养殖、旅游业、港口、石油和天然气、风力发电以及采矿等。这些冲突的驱动因素包括工业综合体或不同企业的基础设施项目，如运输、排污和疏浚活动。冲突的原因主要包括：（i）传统渔场与工业活动的重叠；（ii）生计或住房的迁移；（iii）设立禁渔区或航行安全区；以及（iv）水污染的影响。此外，还有关于不同渔业部门之间的冲突，如大规模渔业（IDF）与小规模渔业之间的冲突，以及小规模渔业内部的冲突和休闲渔业的冲突。与保护政策相关的冲突占16%，通常涉及海洋保护区的设立，如禁渔区，这些政策禁止渔民进入传统渔场和资源区域。在某些情况下，渔民指出这些保护区的边界不明确，导致他们对这些区域的了解不足。此外，某些情况下，这些保护区的土地划界导致了渔民住房或渔具储存的禁令，这同样影响了他们的生计。

渔业政策和法规也是冲突的来源（占15%），尤其是小规模渔民与公共管理者、政府机构或执法者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的原因通常包括缺乏适当的渔业法规、采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方式，而忽视了渔民的参与，以及执法者对渔民的滥用和暴力行为。此外，许多研究还指出，对非法捕鱼的监控和检查不足也是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执法活动更多地集中在小规模渔民身上，而忽略了休闲渔民或大规模渔民。

在国家层面，冲突类型呈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例如，在巴西，与保护政策相关的冲突更为突出，而智利的冲突则主要与大规模水产养殖有关。尽管我们采用了较为广泛的搜索策略，但由于数据库的范围和搜索参数的限制，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区域性或本地化的研究。此外，由于搜索关键词的使用，本综述可能忽略了专注于原住民群体的研究，这些群体在拉丁美洲约有5000万人，且参与多种生计活动，包括原住民渔业。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考虑将这些群体纳入分析，以丰富关于小规模渔业冲突和不公的数据。

为了增强比较并扩展我们的发现，需要更全面和标准化的分类框架。我们采用了较广泛的蓝色正义分类，因为存在其他框架用于分析小规模渔业社区所面临的蓝色不公（见Bennett等人，2021；Reis-Filho等人，2024；Nayak，2022）。我们的系统综述方法有效地揭示了小规模渔业社区面临的多样性和重叠的不公。然而，其他基于地方的研究方法，可以直接回答“渔民自己如何定义他们在生活各个维度中的不公以及为何？”这样的问题，可能会为发展新的或替代的框架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另一方面，我们提出的冲突类型和主要驱动因素，是通过归纳法得出的，这些分类可以在其他背景下进行测试，以确定其是否具有普遍性。未来的研究应考虑结合归纳法和演绎法，以识别不同地区中的模式和独特因素，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小规模渔业社区在蓝色经济中所面临的冲突和不公。

最后，小规模渔业社区的能动性对于应对蓝色不公和实现更加公平与可持续的渔业治理至关重要。系统性的人权侵害在拉丁美洲的小规模渔业地区不断发生（见Figueroa等人，2023）。根据报告小规模渔业脆弱性和不公的研究数量，我们的工作与加勒比地区（McConney等人，2017）、非洲（Mills等人，2011）、亚洲（Dias等人，2023）及其他地区（Jentoft等人，2018）的研究是一致的。这些冲突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分配上的矛盾，还涵盖了价值观、身份认同、知识体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多元斗争。同时，对资源的访问、控制、所有权、主权和权利的获取被认为是关键因素。正如Dahlet等人（2021）在全球渔业相关冲突的综述中指出的那样，关于资源使用权的争论往往是冲突的关键触发因素，尤其是在缺乏规范或其合法性被不同群体所理解的情况下。

尽管小规模渔民并非只是冲突和不公的被动受害者，我们发现有七种策略被用于转化这些冲突和不公，这些策略体现了渔民的主动参与。这些研究结果进一步与小规模渔民和民间社会组织开展的行动相呼应，他们旨在强调与蓝色经济议程相关的不公问题。例如，《小规模渔业行动呼吁》（Small-Scale Fisheries Call to Action）列出了政府应采取的优先事项，以确保小规模渔业得到保护和恢复，并关注污染、其他蓝色经济产业或部门对空间和资源的竞争所带来的威胁。由渔民人民世界论坛（WFFP）组织的“海洋、水域和渔民人民法庭”为渔民社区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分享关于人权侵害的经历和证词（见Satizabal等人，2024）。这些法庭已经在巴西开展，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努力（见Gerhardinger等人，2023）。

此外，协作数据库和网络已成为记录和宣传对小规模渔民的冲突和不公的重要工具。除了全球范围内的“全球环境正义图集”和“小规模渔业信息系统”（ISSF），拉丁美洲也有相关倡议，如巴西的“冲突、环境不公与健康地图”（FioCruz），它涵盖了全国范围内影响不同社区的环境冲突。墨西哥的“共同地理地图”（Geocomunes）通过社会和参与式地图监测农村地区和公共资源的影响，而哥伦比亚的“渔业领土正义”则映射了与小规模渔民人权侵害相关的宪法法院裁决。这些例子表明，民间社会正在积极强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此外，Jentoft等人（2018）发现，集体行动和组织建设是渔民对抗限制其自由和争取发言权的表达方式。这凸显了小规模渔民社区在面对重大市场力量和冲突的国家利益时，需要盟友组织的支持。抵抗意识和对主导结构的反叛力量被认为是塑造替代生活方式和行动方式的关键因素（Temper等人，2018；Saunders等人，2025）。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分析认识到，真正的赋权来自于受压迫者自身进行批判性反思和行动（praxis）以改变其现实（见Freire，1987）。同时，本文也强调了对话和教育在增强社区能力、争取其能动性和挑战压迫性体系中的重要性。这种视角与自上而下的、单向的能力建设政策形成对比，后者未能满足地方需求，也未能解决本文分析中揭示的结构性问题。通过培养批判性意识，小规模渔业社区可以利用现有的能力，倡导自身权利，并创造可持续和公平的替代方案，以确保其生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