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创造力决定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基于创造力成分理论的扩展模型

本研究针对音乐教育中创造力培养不足的问题，通过构建包含创造性思维、组合思维、音乐即兴能力等变量的扩展模型，采用PLS-SEM方法对964名音乐专业学生进行分析，发现创造性思维和组合思维对音乐创造力具有最显著影响，音乐使用动机通过专业知识间接促进创造力发展，为音乐教育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创新视角。

　　

在当今音乐教育领域，创造力培养正面临严峻挑战。尽管创造力被公认为21世纪核心能力，众多学校却未能有效培养学生的音乐创造力，大学音乐课程往往缺乏明确的创造性目标。这种现状与音乐创造力本身的重要性形成鲜明反差——它不仅是作曲、即兴、表演等音乐活动的核心要素，更能帮助音乐家产生新颖且符合情境的音乐创意，通过反思性实践发展独特的音乐身份认同。

传统音乐创造力研究多从音乐学、人类学或哲学领域寻求理论支持，缺乏基于通用创造力理论的系统分析。虽然已有研究探讨过单个因素对音乐创造力的影响，但对于认知与动机因素如何多层次交互作用影响音乐创造力的机制仍不明确。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郑文军等人基于阿马比尔（Amabile）的创造力成分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10个解释变量的概念框架，通过结构方程建模方法系统评估了影响音乐创造力的关键因素。

研究人员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建模（PLS-SEM）技术，对964名大学生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主要运用了心理学量表测评（包括创造性思维倾向量表、音乐使用动机量表等）、音乐能力测试（音乐审美能力测验、组合思维测验）以及先进的统计建模方法。所有参与者均来自四川文化艺术学院音乐专业，通过课程公告和微信群组在线招募，采用11点语义差异量表收集数据。

研究结果揭示了多个重要发现：

创造性思维与组合思维的影响最为显著

研究发现创造性思维（β=0.375, p<0.05）和组合思维（β=0.358, p<0.05）对音乐创造力具有最强烈的直接正向影响。这一结果验证了韦伯斯特（Webster）的观点：关注创造性思维是学习的重要起点，对创造音乐产品至关重要。组合思维不仅直接影响音乐创造力，还能通过调节创造性思维产生间接影响，这与王（Wang）关于中提琴演奏者组合思维能力决定创造技能提升的研究结论一致。

专业知识通过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创造力

与传统认知不同，专业知识对音乐创造力并无直接效应（β=-0.024, p>0.05），而是通过组合思维（β=0.486, p<0.05）和音乐即兴能力（β=0.376, p<0.05）等中介变量产生间接影响。这一发现支持了西蒙顿（Simonton）的论点：创造力需要重新组合和重新解释已知元素的能力，这种能力依赖专业知识但不能被其简化。

音乐即兴能力的双重作用

音乐即兴能力对音乐创造力既产生较小的直接负向影响（β=-0.094, p<0.05），又通过内在动机和创造性思维产生正向间接影响。这种双重效应可能反映了即兴创作中认知控制与自发思维的复杂神经机制互动。研究指出，即兴虽然是创造性和自发的，但会给人们带来很大的认知负荷，阻碍更深层次、更反思性的创作过程。

外部因素的关键作用

音乐使用动机对专业知识表现出最强的总效应（0.643），表明获取音乐知识涉及认知和情感过程，音乐使用动机促进了这些过程的整合。音乐审美能力虽对音乐创造力的总效应最低，但是内在动机的关键预测因子（β=0.267, p<0.05），这与丹（Dan）等人关于音乐美学增强与音乐的情感连接、而这种情感参与激发内在动机的观点相符。

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扩展了创造力成分理论在音乐领域的应用，揭示了专业知识通过高阶认知机制间接影响创造力的作用路径。实践上，这些发现强调需要将即兴训练、创造性思维练习和内在动机培养整合到音乐教育课程中。教育者可以考虑使用反思性创作任务、开放式表演场景或协作即兴会话来支持这些能力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样本局限于中国特定地区的大学生，可能影响结果的普适性。尽管使用了良好的心理测量工具，但自我报告量表仍存在局限，未来研究应考虑结合艺术创作任务或观众评估等方法来更全面地捕捉音乐创造力的丰富内涵。

总之，这项研究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初步证明了创造性思维和组合思维对音乐创造力的重要贡献，揭示了内在动机、音乐即兴能力和专业知识等因素影响音乐创造力的间接途径，为理解这些因素之间的复杂相互关系提供了更细致的视角。这些发现为音乐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未来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多的心理、情境和发展因素，进一步丰富对音乐创造力的理论理解和教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