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家庭虐待如何导致青少年同伴欺凌：孤独感与不良同伴交往的链式中介机制

本研究针对童年家庭虐待(CA)与青少年欺凌行为(BB)间的复杂机制展开，通过链式中介模型揭示了孤独感(L)和不良同伴交往(DPI)的关键中介作用。研究发现CA不仅直接预测BB（β=0.20, p<0.001），还通过"L→DPI"路径间接影响欺凌行为（总解释率9.8%）。该研究为理解"受害者-侵害者"转化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制定针对性校园欺凌干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在全球范围内，青少年欺凌与童年家庭虐待已成为令人忧心的社会问题。据统计，约30%-40%的青少年曾在校园遭受欺凌，而每年更有10亿儿童遭受身体、情感或性虐待。这两种经历不仅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造成长期负面影响，更会深刻影响其行为模式与社会功能。现有研究表明，童年家庭虐待会显著增加青少年表现出攻击行为和参与欺凌的可能性。然而，大多数研究将家庭虐待与欺凌视为独立现象，忽视了其间的动态关联——受害者可能随时间推移转变为侵害者，形成"受害者-侵害者"转化路径。关于这一转化过程的具体机制，特别是中介因素的作用，研究仍显不足。

为了解开这一谜团，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研究团队在《BMC Psychology》发表了创新性研究成果。研究团队通过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 SLT)和同伴影响理论构建了理论框架，探讨童年家庭虐待如何通过孤独感和不良同伴交往的链式中介作用导致欺凌行为。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通过观察、模仿和体验行为后果来学习行为模式。对经历家庭虐待的个体而言，家庭成为行为学习的主要场所——儿童不仅承受痛苦，还观察到侵害者如何通过暴力行为获得控制与支配地位。长期暴露于这种虐待可能导致个体将攻击行为内化为解决冲突、表达愤怒或获取控制的有效方式。进入青春期后，这些习得的行为模式可能在社会环境中显现，使欺凌成为应对压力、施加控制或获取社会地位的工具。

研究团队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于2023年9月至11月从湖南长沙多所中学招募了2,042名中学生参与者（男性53.18%，平均年龄14.23±7.59岁；女性46.82%，平均年龄13.90±7.60岁）。研究通过经过验证的工具评估童年创伤(CTS)、孤独感(ULS-6)、不良同伴交往和欺凌行为，使用SPSS 21.0和JASP 0.17进行数据分析，并采用链式中介分析检验孤独感与不良同伴交往的中介作用。

主要技术方法包括：使用童年创伤筛查表(CTS)评估五种虐待亚型（情感忽视、身体忽视、身体虐待、情感虐待和性虐待）；采用修订版不良同伴交往量表评估同伴吸烟、饮酒、作弊等8种偏差行为；运用ULS-6孤独感量表测量情感隔离程度；通过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中文版评估身体、言语、社交等6个维度的欺凌行为。所有量表均显示良好的信度（Cronbach's α介于0.76-0.859），数据分析采用Process工具进行链式中介检验，并使用偏差校正Bootstrap（5000次重抽样）验证模型。

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

样本以男生为主（53.18%），初中生占61.42%，非独生子女比例64.45%，大多数来自汉族群体（93.58%）。这些人口学特征为研究提供了代表性样本基础。

相关分析

童年虐待(CA)、孤独感(L)、不良同伴交往(DPI)和欺凌行为(BB)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0.001）。其中童年虐待与孤独感的相关性最强（r=0.43），而不良同伴交往与欺凌行为的关联最为密切（r=0.25）。这一发现表明情感体验与社会交往在虐待与欺凌关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中介分析

链式中介模型验证了孤独感和不良同伴交往在童年虐待与欺凌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第一个模型显示童年虐待显著预测孤独感（β=0.894, p<0.01），解释了18.4%的方差。第二个模型表明童年虐待和孤独感共同显著预测不良同伴交往（β=0.098, p<0.01; β=0.059, p<0.01），方差解释率为5.5%。在预测欺凌行为时，童年虐待和孤独感在第三个模型中成为显著预测因子（R2=0.038）。当加入不良同伴交往后，模型的解释力提升至9.8%，表明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童年虐待导致欺凌行为的重要路径。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童年虐待通过孤独感和不良同伴交往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欺凌行为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与社会学习理论和同伴影响理论高度一致：童年虐待不仅直接塑造攻击性行为模式，还通过情感和社会路径间接促进欺凌行为。

从情感机制来看，童年虐待造成的安全依恋缺失导致孤独感产生，这种情感隔离状态使个体难以建立健康的社会连接。为应对情感空虚，个体可能寻求不良同伴交往来填补社会空缺，但由于社交技能受损，他们更倾向于与表现出偏差行为的同伴交往。从社会强化机制来看，不良同伴群体往往接纳并强化攻击行为，使个体获得社会认可与尊重，从而进一步巩固欺凌行为模式。

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为欺凌预防提供了多层面干预思路：早期识别童年虐待迹象并提供情感支持可减少孤独感形成；学校应加强社会情感学习(SEL)项目，提升学生的情绪调节与社会技能；家长和社区工作者需帮助创伤儿童建立积极社交网络，防止其卷入不良同伴群体。诸如积极行为干预与支持(PBIS)和大哥哥大姐姐(BBBS)等计划已被证明能有效减少偏差行为。

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回忆偏差或社会期望偏差；未考虑遗传倾向、学校环境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潜在调节因素。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设计，结合客观评估方法和多维度影响因素，以构建更全面的欺凌行为发展模型。

总之，这项研究为理解"受害者-侵害者"转化机制提供了重要见解，强调了情感体验与社会交往在介导童年逆境与青少年行为问题间的关键作用。研究结果不仅深化了理论认识，更为制定针对性预防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