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暴露：人类心脏代谢健康风险

本综述系统回顾了2005-2025年间关于内分泌干扰化学物（EDCs）与心脏代谢健康风险的最新证据。文章指出，EDCs（如双酚A（BPA）、邻苯二甲酸盐、PFAS等）通过干扰激素受体（如雌激素受体、PPARs）、诱导氧化应激和炎症、引发胰岛素抵抗及表观遗传改变等机制，显著增加肥胖、2型糖尿病（T2DM）和心血管疾病（CVD）风险。作者强调，生命早期（如产前）暴露尤为关键，并呼吁加强监管政策与跨学科研究以降低人群暴露风险。

　　

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EDCs）是一类广泛存在于环境中的外源性化合物，能够干扰激素的合成、代谢、运输或受体结合，从而对生物体的内分泌系统功能产生不利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暴露于某些EDCs可能会增加肥胖、2型糖尿病（T2DM）和心血管疾病（CVD）的风险。为了阐明EDC暴露对心脏代谢健康的影响，本文对2005年至2025年的文献进行了回顾，重点总结了人类流行病学证据，并辅以机制研究（包括动物实验）来说明其生物学合理性。

文献检索与选择标准

通过PubMed数据库，我们使用与EDCs和心脏代谢健康相关的关键词组合进行了全面的文献检索。检索策略涵盖了多种EDCs，包括双酚及其衍生物、邻苯二甲酸盐、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三氯生和三氯卡班、多氯联苯（PCBs）、高氯酸盐、二噁英、多溴二苯醚（PBDEs）、六溴环十二烷（HBCD）、多环芳烃（PAHs）、磷酸三(2-氯乙基)酯（TCEP）、氯丹、镉、汞和铅等，以及心脏代谢健康相关术语（如肥胖、T2DM、CVD风险、血压和血脂）。本综述纳入了人类研究、系统评价、前瞻性队列分析和荟萃分析。共筛选了1012篇摘要，最终有186项研究被选中进行深入分析，其中包括所有探讨EDC暴露与人类心脏代谢结局之间联系的研究。此外，为了概述内分泌干扰的机制，我们还纳入了一些报道体外和体内实验研究的文章。

特定EDCs的识别及其来源

EDCs的识别和表征是风险评估和监管决策的关键第一步。目前，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欧盟（EU）委员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等监管机构都在努力识别EDCs。全球有超过85,000种有意合成的化学品存在于商业和环境中，此外还有大量环境化学品作为大气反应、工业过程或生物体内代谢转化的副产品无意中产生。据欧盟委员会2020年发布的《欧洲化学品可持续发展战略》称，商业中已知的10万种人造化学品中，约有70%尚未测量其对人类健康的内分泌活性，每年约有2000种新兴化学品进入市场，超过1000种化学品被归类为已知或可疑的EDCs。

EDCs普遍存在于许多常用物品和流程中，包括食品和饮料行业的塑料容器、服装、家具、电子产品、绝缘材料、化妆品、个人护理产品、农业动物施用的类固醇、黄酮类化合物、霉菌毒素、蓝藻毒素、镉、无机砷、血红素铁、汞、铅、杀虫剂、除草剂和杀菌剂。它们可以通过皮肤、呼吸系统或消化系统进入人体，暴露途径多样。

EDCs在心脏代谢疾病中作用的机制证据

理解致病性因果关联首先需要阐明EDCs可能影响心脏代谢健康的机制通路。激素通过结合特定受体并启动信号级联来发挥其生物学效应，从而调节关键的生理过程，而这些过程的破坏与心脏代谢疾病的发展有关。本节综合了来自人类和动物研究的证据，描述了EDCs可能干扰激素稳态并导致心脏代谢疾病的潜在致病机制。

近端内分泌干扰机制

EDCs主要通过以下分子和受体水平的机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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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活激素受体：某些EDCs（如BPA）的结构与内源性激素相似，使其能够激活激素受体，从而干扰脂质代谢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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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拮抗激素受体：EDCs也可作为受体拮抗剂，抑制或阻断激素诱导的基因表达（如乙烯菌核利、D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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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激素受体表达：EDCs可通过影响激素受体的丰度来改变激素效力（如邻苯二甲酸盐降低盐皮质激素受体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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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坏激素合成：EDCs可通过改变激素合成相关酶的mRNA表达来改变激素的生理平衡（如环境磷酸盐暴露降低甲状腺激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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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素模拟：一些EDCs在结构上模拟激素，使其能够模仿生理功能（如p-壬基酚、B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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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素-EDC偶联反应：烷基酚可以直接与雌激素反应，通过交叉偶联反应降低正常雌激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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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饰激素运输和降解：EDCs可结合运输蛋白（如甲状腺素运载蛋白），降低激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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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扰受体介导的信号转导：双酚类化合物可诱导血管组织中一氧化氮介导的信号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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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产生激素或对激素反应的细胞命运：EDCs可能损害产生激素或对激素反应的细胞的发育或功能（如PFBS破坏甲状腺发育）。

中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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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应激和炎症：EDCs可诱导脂质过氧化，升高氧化应激和炎症生物标志物，这两者都与CVD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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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胰岛素抵抗：EDC暴露和雌激素水平降低与促炎症状态有关，这有助于胰岛素抵抗并增加心脏代谢疾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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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观遗传改变：EDCs可在不改变DNA序列的情况下诱导基因表达的可遗传变化，包括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非编码RNA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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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官特异性效应：EDCs可以靶向参与代谢调节的关键器官。在脂肪组织中，亲脂性化合物（如PAHs、PFAS、PCBs、DDT/DDE、二噁英）在脂肪库中积累，作为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PARs）的激动剂，改变脂肪生成、胰岛素敏感性和炎症。在肝脏中，BPA、氯乙烯、二氯乙烷和巯基二甘酸等暴露会加剧脂质积累和脂肪性肝炎。在胰腺β细胞水平，BPA、邻苯二甲酸盐和PFAS都已被证明通过直接的β细胞毒性损害胰岛素分泌。

连接EDCs暴露与心脏代谢疾病的流行病学证据

以下部分总结了关于人类中特征明确的EDCs的关键流行病学发现，为EDC暴露与心脏代谢疾病之间的联系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表明，环境EDCs暴露的增加可能与心脏代谢疾病（如肥胖、T2DM和CVD）的更大风险相关。

肥胖

化学暴露，特别是EDCs，现在被认为是肥胖风险的既定因素，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遗传因素共同作用。2003年，关于肥胖胎儿起源的证据引发了一个新范式，即肥胖的预防可能应该从子宫内开始。在这方面，关于子宫内环境因果因素的证据不断出现，并且生命早期暴露可以影响终身健康。

产前暴露于EDCs（如双酚类、邻苯二甲酸盐、PCBs、有机氯农药如DDT/DDE和PFASs）与儿童结局（如出生体重和儿童期肥胖）的潜在影响已有多项研究。然而，正如该领域常见的情况，研究之间存在异质性，有些结果相互矛盾，迄今为止几乎没有明确的答案，突显了该研究领域的复杂性。例如，一些研究发现产前DDE暴露与成年女性后代体重和BMI增加显著相关，而产前PCB暴露则没有显示对肥胖指标的影响。母体接触PAHs也表明与儿童期肥胖呈正相关。一项系统综述通常发现产前接触各种PFAS与儿童BMI增加有关，尽管19项研究之间存在高度异质性。对于二噁英暴露，来自3个欧洲出生队列（比利时、挪威、斯洛伐克）的数据报告称，围产期接触二噁英与学龄期女孩BMI显著增加和出生体重较低有关。

相反，一项研究发现母亲怀孕期间接触BPA与其女儿9岁时肥胖减少有关。另一项横断面研究也显示产前BPA与肥胖呈负相关，但在男孩中呈正相关。瑞典SELMA研究显示，产前接触EDC混合物（双酚、邻苯二甲酸盐、PFAS、PAH和农药）与男孩体内脂肪含量较高有关，但与女孩体内脂肪含量较低有关。流行病学证据表明，EDCs对健康的影响可能因性别而异。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发现，产前接触EDCs（BPA和农药）与下一代内脏脂肪之间存在关联的可靠证据。

关于儿童期和成年期暴露，大多数研究是横断面设计，因此尚不能确定EDC暴露与儿童期和成年期肥胖之间的致病因果关系。横断面研究显示，邻苯二甲酸盐和重金属（如砷、镉、铅、汞）与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一般性和腹部肥胖结局之间存在有趣的正相关关系。一项前瞻性研究表明，4岁时的氟化物暴露与4至8岁间每年甘油三酯增加和瘦素减少有关，表明生命早期接触EDC会增加晚年肥胖的易感性。相反，一项系统评价与荟萃分析显示，儿童期接触PFASs（全氟辛酸（PFOA）、全氟辛烷磺酸（PFOS）和全氟壬酸（PFNA））与超重和/或肥胖呈负相关。对于成年期，PAH积累可能具有器官特异性效应，倾向于在肥胖女性的脂肪组织中积累，从而表明了一种潜在的肥胖致病机制。

根据关于怀孕期、儿童早期和成年期EDC暴露的流行病学数据，EDCs与肥胖之间的致病关系使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a) 孕前和怀孕期间接触EDCs可能导致肥胖致病因素的跨代遗传。

(b) 孕前和怀孕期间接触EDCs可能引起胎儿改变，从而潜在“调节/编程”一个人晚年肥胖风险增加。

(c) 通常，接触EDCs与疾病发作之间存在潜伏期。

(d) 孕前和怀孕期间接触EDCs可能增加胎儿生长受损（出生体重和 gestational age 体重降低）的风险。

(e) 双酚和农药可能与内脏肥胖呈正相关。

(f) EDC暴露可能根据性别产生不同的效应，尽管需要更多研究。

(g) 儿童期接触EDCs可能导致对肥胖的易感性，但不会导致跨代遗传。

2型糖尿病

T2DM的致病因素是多因素的。公认的T2DM诱因包括饮食因素、缺乏运动、遗传易感性、肥胖以及日益增多的环境暴露如EDCs。可能影响T2DM的环境EDCs包括酚类、邻苯二甲酸盐、三氯卡班、PFASs、有机氯和有机磷污染物、溴化阻燃剂和有机磷阻燃剂、氯丹和金属等。

酚类

双酚暴露（特别是BPA）与T2DM之间的联系得到了越来越多证据的支持。横断面分析表明尿BPA浓度与T2DM发展呈正相关，尽管在中国的其他研究和韩国研究中未观察到这一点。前瞻性调查报道了BPA与空腹血糖水平升高之间的关联，以及BPA（和双酚S（BPS））与T2DM的关联。在男孩中，产前BPA暴露与较高的血浆葡萄糖和较低的脂联素有关。此外，已发现BPA水平升高与T2DM患者的细胞衰老、促炎症、血糖控制不良和胰岛素抵抗有关，为双酚在葡萄糖代谢中的合理致病机制提供了证据。

来自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的大量证据加强了这些关联。BPA暴露与空腹血糖受损和胰岛素抵抗有关，一项对16项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较高的尿或血清BPA水平与T2DM几率增加约20-30%相关。一项法国病例队列研究证实，升高的BPA和双酚S暴露预测了显著更高的9年T2DM发病率。更广泛地说，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得出结论，接触EDCs（包括BPA）与T2DM和糖尿病相关特征的风险增加有关。

邻苯二甲酸盐

来自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NHANES）的数据显示，尿中邻苯二甲酸盐代谢物水平与糖尿病风险之间存在有趣的关联，并且存在强烈的剂量反应关系。另一项横断面研究表明，循环中邻苯二甲酸盐代谢物水平与一般老年人群T2DM和胰岛素抵抗的患病率增加有关。来自护士健康研究队列的一项前瞻性调查发现，邻苯二甲酸盐与中年女性患T2DM的风险相关，但在老年女性中则不相关。邻苯二甲酸盐暴露与T2DM患者血糖控制恶化有关，并且仅增加老年男性糖尿病患者的全因死亡率风险。此外，一项前瞻性妊娠队列研究（环境生殖与葡萄糖结局，ERGO）显示，怀孕个体接触较高水平的邻苯二甲酸盐具有较高的妊娠期糖尿病（GDM）和早产风险。邻苯二甲酸盐可能与T2DM患者的氧化应激、脂联素、炎症细胞因子和β细胞功能障碍有关。

2019年的一项系统评价确定了邻苯二甲酸盐暴露对T2DM证据强度中等，得出结论认为现有证据确实表明接触邻苯二甲酸盐与T2DM风险之间存在致病性因果关系。与此一致，2022年的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也指出邻苯二甲酸盐暴露与T2DM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邻苯二甲酸盐暴露可能增加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每日邻苯二甲酸盐暴露也可能增加妊娠期糖尿病的发展。总体而言，证据倾向于支持邻苯二甲酸盐暴露增加T2DM风险的观点。

三氯卡班

三氯卡班是一种合成广谱抗菌剂，广泛用于医用消毒剂和个人护理产品。2016年9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因担心其内分泌干扰特性以及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负面影响，禁止在非处方洗手液和沐浴露中使用三氯卡班。在欧盟，推荐使用浓度为0.2-1.0%。一项对NHANES 2013-2014的研究显示，三氯卡班增加了女性糖耐量受损和T2DM的风险。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

PFAS是普遍存在的污染物，通常在所有人中都能检测到。一项横断面研究显示，PFAS暴露与老年人T2DM风险增加有关。观察到PFAS浓度与胰岛素分泌功能障碍和β细胞功能之间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血浆中全氟辛酸浓度每增加1 ng/ml，餐后2小时血糖负荷水平增加30.6 mg/dL。在怀孕期间，来自西班牙出生队列的证据表明，PFAS暴露与糖耐量受损和妊娠期糖尿病增加呈正相关。护士健康研究II中的一项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显示，接触PFAS与较高的T2D风险相关。此外，青少年接触PFAS与青春期晚期开始并持续到18岁后的葡萄糖代谢失调发展有关。

一项荟萃分析支持PFAS暴露与T2DM风险之间存在“抛物线形”关联。PFAS暴露也与不良妊娠和出生结局有关。

有机氯和有机磷污染物

有机氯和有机磷污染物通常用作杀虫剂，人体中最常检测到的有氯丹和有机磷酸酯。PCBs历史上用作电气变压器、电容器和其他设备中的介电和绝缘流体，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与不良心脏代谢结局有关。由于其亲脂性和抗环境降解性，这些污染物容易在脂肪性食品中以低浓度积累，引起了人类健康的关注。

关于T2DM，低剂量有机氯甚至在低至1 pmol/L的剂量下也能损害胰腺β细胞，并且许多研究表明接触各种有机氯和有机磷与T2DM和代谢综合征之间存在联系。例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血清浓度与糖尿病患病率之间存在强烈的剂量反应关系。一项纵向前瞻性研究显示有机磷酸酯与T2DM风险升高相关，并推断有机磷暴露可能导致致糖尿病效应。一项随访10年的前瞻性调查发现PCB暴露与未来代谢综合征的发展相关。一项5年随访研究还表明有机氯和有机磷暴露可能与T2DM风险增加有关。

此外，对六项前瞻性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PCB暴露与T2DM风险增加相关，并与代谢综合征的发展有关。接触DDT及其分解产物DDE可能与T2DM风险有关，尤其是在亚洲受试者中尤为显著。氯丹水平的增加显著增加T2DM风险。因此，有机氯和有机磷污染物诱发T2DM的证据得到了流行病学和荟萃分析数据的支持，并可能具有明显的致糖尿病效应。

阻燃剂

阻燃剂是易燃聚合物的功能性添加剂，主要用于塑料、橡胶和纤维等聚合物材料以及其他可燃材料。阻燃剂包括溴化阻燃剂（BFRs）和有机磷阻燃剂。BFRs包括PBDEs、六溴环十二烷（HBCD）、多溴联苯（PBB）、Firemaster 550（FM550）、四溴双酚（TBBPA）和四溴双酚S（TBBPS）。虽然PBDEs和HBCD已得到更广泛的研究，但关于FM550、TBBPA和TBBPS的人类流行病学数据很少。一项对71,415名女性进行了19年随访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表明，根据饮食接触HBCD和PBDE的情况，T2DM风险增加。然而，没有其他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这种关联。

金属

许多金属，如镉、无机砷和血红素铁是内分泌干扰物，有一些证据表明它们可能增加T2DM的风险。剂量反应分析表明，只有当血镉高于1 ug/L时，T2DM风险才会增加。对于无机砷，饮用水中浓度每增加100 ug/L，T2DM风险增加13%。对于血红素铁，每日增加1 mg与T2DM风险增加16%相关。

心血管风险

CVD的发病机制是多因素的，但或多或少可归因于冠状动脉钙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和中心性肥胖。环境EDCs可以改变人类的血脂、血糖和血压稳态。发病机制很复杂，EDC诱导的改变甚至可能发生在子宫环境中，也可能受到CVD遗传易感性的影响。新出现的证据表明，表观遗传修饰——包括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非编码RNA——可能介导了观察到的部分EDC暴露与心脏代谢结局之间的关联。EDCs在增加肥胖和高血糖风险中的致病作用得到了人类流行病学证据的支持。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环境EDCs与CVD死亡率之间存在直接联系。

冠状动脉和主动脉钙化

钙化发生在冠状动脉或主动脉壁，随后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可能驱动缺血性心脏病的发生。关于EDCs在动脉粥样硬化形成中的作用，一项使用美国糖尿病预防计划试验数据的研究显示，较高的血浆PFAS浓度与糖尿病前期成人冠状动脉和胸主动脉钙化风险增加呈正相关。来自NHANES的超过10年随访数据表明，尿BPA浓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SD: 4.56 ng/mL）与偶发冠状动脉疾病相关。此外，横断面研究报道了EDCs与颈动脉粥样硬化之间的潜在联系，包括邻苯二甲酸盐、砷和锌。然而，总体而言，目前还没有关于EDC诱导冠状动脉钙化的临床或转化研究。

血压

高血压是CVD发生和进展的众所周知的风险因素，几种环境EDCs已被牵涉与高血压风险升高有关，包括PCB、DDE、邻苯二甲酸盐、PFAS和PAH。对11项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PCB和DDE均与高血压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尤其是二噁英相关化合物。观察到显著的性别差异，PFAS与男性高血压风险呈正相关，但在女性中则不相关。对于邻苯二甲酸盐，关于高血压风险的研究结果相互矛盾。PAH已被牵涉与妊娠期高血压和成人高血压的发展有关。

重金属（镉、汞和铅）与高血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剂量反应分析表明，血镉水平每增加1 ug/dL，难治性高血压的比例增加13%。头发中汞浓度高于2μg/g与高血压风险增加相关，收缩压增加2.20 mmHg，舒张压增加1.24 mmHg。血铅浓度增加两倍与收缩压升高1.0 mmHg相关。

血脂

特定循环脂质水平升高是心脏代谢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并且与EDC暴露增加有关，包括双酚、邻苯二甲酸盐、PAH、PCB、PFAS和镉。

横断面研究显示BPA暴露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降低之间存在非线性关联。一项为期5年的前瞻性研究显示，血清BPA水平与女性甘油三酯（TG）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呈正相关，并且高胆固醇血症和高甘油三酯血症风险增加，但在男性中则不相关。

邻苯二甲酸盐暴露也与人类血脂异常风险较高有关。母体邻苯二甲酸盐暴露与男孩较高的TG浓度相关。对七项前瞻性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邻苯二甲酸盐暴露与儿童TG呈正相关。此外，一项为期6年的随访研究表明PAH暴露与6年间LDL-C增加有关。此外，高PCB和PFAS暴露与血脂异常患病率呈剂量反应方式正相关。

流行病学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高镉暴露与血脂异常、较高的TG水平、较高的LDL-C水平和较低的HDL-C水平有关。

儿童心脏代谢风险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生命早期（包括子宫内或婴儿期和儿童期的直接暴露）接触EDCs（包括BPA、邻苯二甲酸盐等）会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产生持久影响。与健康与疾病的发育起源概念一致，关键脆弱窗口期（产前、产后早期、青春期）是内分泌系统仍在成熟且对干扰特别敏感的时期。EDCs可以干扰激素信号传导，改变表观遗传编程，并损害对心脏代谢调节至关重要的器官的发育。流行病学和机制证据将接触双酚、邻苯二甲酸盐、PFAS、PCBs、二噁英和重金属等化学品与儿童肥胖、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高血压和先天性心脏缺陷的风险增加联系起来。一些影响具有性别特异性，并可能通过表观遗传变化传递给后代。这些发现突出了儿童独特的内分泌脆弱性以及生命早期暴露对心脏代谢疾病的长期影响。

预防机会

据信环境因素导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死亡。例如，空气污染——尤其是细颗粒物——被认为是心血管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环境决定因素。制定预防人类接触这些因素的策略对于减轻疾病负担至关重要，这需要多部门和多机构共同努力进行重大转变。在该策略中，需要尽可能避免和减少EDCs的暴露。

医疗保健与教育

在国际层面，2001年通过并于2004年生效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是控制和消除全球关注化学品（包括几种EDCs，如PCBs、DDT、六氯苯（HCB）、林丹和某些溴化阻燃剂（如PBDEs、HBCD））的关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其实施已导致缔约国对这些物质的环境和人类接触可测量地减少。监管机构建议的人类EDC暴露最大耐受摄入剂量和阈值如表6所示。

生活方式措施

预防的机会主要在于减少暴露。最有效的措施可能是监管方法，确保逐步淘汰有害EDCs的非必要用途，同时保留健康、安全或关键社会需求严格要求的那些。在个人层面，生活方式措施，如知情的消费者选择和饮食调整，可能有助于降低暴露风险。例如，现有研究表明，体育活动可以改善产前PFOA暴露与儿童心脏代谢风险之间的不利影响。此外，不健康地消费外卖和使用个人护理产品会增加人类对PFAS和双酚的暴露，并且与高血压、T2DM和血脂异常的风险增加有关。可能需要增加关于可能减轻和预防EDC暴露不良结局的生活方式改变的研究、认识和教育。

监管EDCs

政策制定者通常根据科学证据权重（WOS）评估来定义一种化学品是否符合EDC标准。这些评估不仅需要关于毒性、环境持久性和潜在健康影响的足够信息，还需要将这些证据及时、有意义地整合到监管决策中。监管行动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用结构相似且可能同样有害的替代品取代经过充分研究的化学品（如BPA）。这些挑战强调了迫切需要预防性、透明和适应性的监管框架。然而，数据差距以及科学与监管之间的脱节往往延迟了对公众健康的有效保护，导致机构之间的建议和法律存在差异。总体目标仍然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并理想地消除EDCs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应在化学品引入市场之前评估其潜在健康影响。不幸的是，在美国，此类评估并非强制性的。

2009年，内分泌学会发布了一份关于EDCs对人类健康威胁的科学声明，强调了它们在肥胖、T2DM和CVD中的病因学作用，并呼吁加强基础和临床研究。2012年的一份原则声明引入了应用基础内分泌学评估不良效应的指南，2015年的一份更新声明提供了关于EDCs对心脏代谢健康影响的更强流行病学和分子证据，再次呼吁进行协调的研究、教育和政策。

解决EDC诱导的心脏代谢风险应遵循一个优先的、源导向的框架：

1. 1.
   减少环境和饮食来源的暴露——严格控制食品、水和空气中的EDC浓度。国际框架如WHO全球空气质量指南、WHO饮用水质量指南、食品法典委员会、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署以及土壤污染物标准提供了参考值。WHO指南进一步建议将健康为重点的测试、监测和流行病学监测纳入化学品管理，以最大化公共卫生和社会经济效益。
2. 2.
   限制或消除有害EDCs的生产和使用——根据欧盟的REACH法规，EDCs可被指定为高度关注物质（SVHC），触发授权要求并促进用更安全的替代品替代。
3. 3.
   加强执法和监测能力——优先排序应基于暴露普遍性、内分泌干扰效力和替代可行性。这包括确保足够的监管基础设施、实验室能力和跨机构协调。
4. 4.
   促进公众、政府和企业的参与——多部门合作、透明沟通和公众意识活动至关重要。卫生部门不仅应收集关于化学品毒理学特性以及EDC暴露与人类健康风险之间联系的证据，还应确保将健康考虑纳入化学品评估政策制定中。在国家层面，需要法律来保证化学品的安全使用。最终目标是继续尽可能减少人类EDC暴露，并在可行时消除它。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针对高风险、有充分记录的EDCs的分阶段方法可以提供一条实用的减少暴露的途径。
   可行性取决于监管基础设施、科学能力和社会经济背景。国家法律应旨在逐步将暴露降低到可达到的最低水平，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消除暴露，确保健康考虑充分融入化学品政策制定的所有阶段。

批判性评价与未来展望

目前的证据表明，人类接触EDCs与不良心脏代谢结局（包括肥胖、T2DM和CVD）之间存在相关关联。我们的综述主要包含观察性人类研究的结果，其中几项前瞻性队列分析暗示了可能的因果关系。动物模型和细胞系统中的机制研究为这些流行病学联系提供了生物学合理性，确定了可能 underlie EDC诱导的脂肪生成、胰岛素抵抗和血管功能障碍的通路，如核受体信号传导、表观遗传修饰和代谢编程。然而，尽管支持性数据不断积累，但人类研究的总体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