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认知多样性实现环境正义：对“同一健康”理念在公平环境公共卫生方面的批判性反思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Environmental justice through epistemic diversification: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One Health for just environmental public health

环境公共卫生的One Health框架存在显著的西方中心主义（WEIRD）偏见，其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忽视非西方社会生态现实，导致环境不公加剧。文章通过批判性分析指出，One Health的全球适用性因固守WEIRD世界观而受限，需通过知识多样性整合边缘化视角，并建立权力敏感的跨学科合作机制，以实现环境正义导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 解读：环境公共健康中的“WEIRD”偏见与One Health框架的批判性审视

环境公共健康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致力于理解自然环境、社会结构以及人类活动如何相互作用，进而影响人类和非人类生物的健康、疾病与福祉。近年来，One Health作为一种整合人类、动物与生态系统健康的框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应用。然而，该框架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构建与推广，似乎深深植根于一种以西方为中心、受教育、工业化、富裕和民主（即所谓的“WEIRD”）的世界观。这种认知偏见不仅限制了One Health的全球适用性，还可能加剧环境不公，导致某些地区的健康问题被忽视或误解，而其他地区的知识与经验则被边缘化。

One Health的兴起与发展，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Rudolf Virchow提出“zoonosis”这一概念，以及20世纪60年代Calvin Schwabe提出的“One Medicine”理念。这一框架的理论基础逐渐被多个国际组织采纳，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AH）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One Health的全球推广，尤其是在2010年代初期，使它成为环境公共健康研究与政策制定的重要工具。然而，这种框架的广泛使用，并未完全消除其背后的认知偏见，反而可能强化某些不平等的结构。

文章指出，One Health框架在概念构建、研究方法和政策实施中，往往优先考虑西方、发达国家的视角。这不仅体现在其理论核心上，也反映在实际应用中。例如，全球北方国家在One Health的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全球南方国家的参与度相对较低。这种不平衡的格局，可能导致对环境问题的理解过于狭窄，无法全面反映不同社会的文化、生态和社会经济背景。此外，One Health的某些实践，如生物安全措施，往往强调隔离与控制，而忽视了与自然的可持续互动。这种取向，可能使某些地区原有的生态智慧和传统知识体系受到压制，从而加剧环境不公。

文章进一步探讨了One Health与环境正义之间的关系。环境正义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涉及资源分配、参与权、文化认同以及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结构。One Health框架若未能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其政策和研究就可能无法真正促进公平与可持续的环境公共健康发展。例如，在赞比亚等国家，One Health的实施往往由外部机构主导，而忽视了本地社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现实。这种做法不仅削弱了当地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应对能力，还可能掩盖了全球范围内的结构性不平等，如高排放水平对气候变化和疾病传播的影响。

与此同时，One Health的某些实践也可能强化殖民主义和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文章指出，One Health的推广往往伴随着一种“知识殖民”现象，即西方国家的知识体系被视作标准，而其他地区的本土知识和生态智慧则被边缘化。这种认知偏见，可能使得某些地区的环境问题被简化为技术性或管理性挑战，而忽视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例如，在非洲某些地区，One Health的实施被用来强调生物安全和疾病防控，却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些地区面临的经济压力和生态脆弱性。

文章还指出，One Health框架的实施往往忽视了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将其主要视为人类健康和动物健康的工具。然而，生态系统的健康是实现人类健康的重要前提，忽视这一点可能导致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够全面。此外，One Health的某些研究和政策可能未能充分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对自然的理解和互动方式。例如，一些土著社区将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而这种视角在One Health的主流话语中并未得到充分重视。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文章呼吁对One Health框架进行认知和实践上的多元化改革。这包括重新审视其理论基础，以更包容的方式纳入不同文化、生态和社会经济背景的知识体系；推动跨学科合作，使研究和政策更加贴近当地实际；以及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在One Health领域的自主性，减少对西方机构的依赖。此外，文章还建议将环境正义作为One Health的核心价值之一，以确保其在全球范围内能够真正促进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

在方法论上，文章采用分析哲学与公共健康研究的反思性方法，结合文献分析、主题归纳和案例研究，探讨One Health的理论架构、实践应用及其对环境正义的影响。这种方法不仅揭示了One Health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问题，还指出了其在实现全球公平环境公共健康目标方面的局限性。同时，文章也承认其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研究样本的选取可能不够全面，未能涵盖所有相关地区和文化背景。

文章的结论强调，One Health框架若要真正实现其环境正义的目标，必须超越现有的认知偏见，推动更广泛的知识多样性。这意味着，One Health的研究和实践应当更加关注不同社会的文化、生态和社会经济背景，尊重和采纳多样化的知识体系，以实现更公平、更包容的环境公共健康发展。同时，文章也呼吁在环境公共健康领域，发展一种更加批判性的伦理视角，以促进对自然权利、生态责任和多元文化价值的重视。

总之，One Health作为一种整合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健康的框架，虽然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其认知偏见可能削弱其在不同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适用性，甚至加剧环境不公。因此，推动One Health的多元化发展，不仅是实现环境正义的必要条件，也是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